“亲台”组织呈现多元化、超党派的趋势，日台之间的非正式接触渠道也以多轨道沟通渠道的形式出现
如前所述，自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自民党“亲台派”议员在台湾问题上扮演了很大的消极角色，其“亲台”组织“日华恳”成为“亲台派”的大本营。但是，冷战结束以后，原先持左翼立场的日本政党也日益保守化，在台湾问题上也与自民党“亲台派”议员趋同。
1990年5月，日本社会党众议员井上普方秘密访问台湾。随后，7月中旬社会党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石桥政嗣以私人名义访台，并与李登辉举行了会谈。石桥在台湾逗留了一周，虽然不清楚他与台湾领导人会谈时说了什么，但从同年8月9日，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了批准本党议员访台事项的决定这点来看，石桥台湾之行究竟做了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社会党仍重新确认“中央执行委员会级别的党员不得访台”的规定，但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与台湾当局的政治关系。该事项通过后不久的8 月20日，社会党五位众参议员率经济代表团200多人访台。这些议员不仅首次以国会议员的身份与时任民进党秘书长张俊宏举行会谈，还在会见台“外交部长”钱复时建议，“台湾政府不应该只和日本的自民党打交道，也应该强化与诸如社会党或日本的其他在野党之间的关系。”[78]12月10日，参议院前副议长、社会党籍的濑谷英行等人邀请张俊宏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台湾国际问题研讨会”，要进一步推进其与民进党的交流。[79]
在社会党对台政策逐渐放松的同时，其他各党也不甘落后。新党、新党先驱、公明党、新生党等日本政党也纷纷建立“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推动日台关系进一步迈向多元化。1994年3月，新生党首次派议员七人访台，担任团长的前厚生大臣小泽辰男还表示欢迎李登辉访日。8月，由国会党团总干事、新党先驱的渡海纪三郎任团长的14名国会议员访台。同年，新生、公明、民社、社会、日本新党等合并为新进党，翌年2月该党亦成立了“日华议员联盟”。8月25日，新进党的石破茂率领该党10名青年局议员访台。[80]
日本各政党对台政策逐渐放松的做法，除了上述的国际格局及中日两国国内情势的变化这些背景外，也与台“亚协”驻日人员的暗中金钱活动息息相关。对此，日本著名记者本泽二郎研究指出：
如果直接从台湾当局拿钱，就会触犯《政治资金限制法》。所以，一般不是直接交易，而是迂回进行的。譬如说，通过台湾企业作政治捐款等等。
许多自民党议员都从台湾当局在东京的派出机构——亚东关系协会拿到捐款。我们这里有什么要求的话，亚东关系协会是很当一回事的，可以说是相当照顾的。
的确，有什么事拜托他们的话，是从来不会被拒绝的。他们总是积极地予以关照。即使是办理签证什么的，也是干净利索地替你办妥。总之是照顾周到，非常合作。这是我们对亚东关系协会的印象。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大量购买自民党议员为募集资金而举行的晚会的入场券。这是对一般的自民党议员。
我（某国会议员的秘书）的上司并不是“台湾帮”，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自民党议员。尽管如此，亚东关系协会买起入场券来，一出手就是50万日元，有时甚至出100万日元。这位前秘书所服务的议员，生前属于三木派。三木派是以积极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出名的。由于有这层关系的缘故，这一派的议员绝不可能成为“台湾帮”。但是，台湾方面就是对这一派议员，每年一两次的募集资金晚会，也动辄50万、100万日元地慷慨解囊。这是20年前，日中邦交正常化才第五个年头的事情。当时的50万、100万元绝不是一个小数目。
可以说，相当多的自民党议员都遇到过类似的事情。除了共产党和社民党外，几乎所有政党都拿到过这类资金。
我在当秘书的时候，不管是哪里的议员事务所都有来自台湾的资金，即使是亲华派的田中派也不例外。当然，给自民党总部的就更不在话下了。此外，为数众多的自民党议员还常常在银座一带受到对方的款待。所以，在自民党内几乎没有人说台湾的坏话。(https://www.daowen.com)
说白了，许多人都曾受到台湾当局的关照。人们的印象是台湾的钱似乎多得用不完。我认为，这就是台湾的战略……
根据这位秘书的透露，除极少数亲华派以外，自民党可以说整个地被台湾的游说活动资金所包围和滋润。[81]
对此，台前“驻日代表”马树礼也回忆说：
日本国会议员为募集政治资金，时常在大饭店里举办“激励会”或“出版会”，餐券每张2万到5万日元，一个人可以买很多张餐券。在酒会中，同一派阀的领袖、阁员和议员必定会全体出马捧场。这是日本国内的政治活动。“亚协”便利用这一机会，对每一个亲台议员，无论其属于什么派别，不仅发动处内同仁购券助阵，而且还代向侨界托销餐券，广邀侨胞去参加，在会场里，“亚协”结交的各派阀的领袖和政要越来越多。[82]
“1955年体制”崩溃后，小泽一郎等人脱离自民党，另立新进党。随后新进党内以小泽辰男为首的“亲台派”议员组建了“日华议员联盟”，这直接导致“日华恳”也一分为二，其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如当自民党“日华恳”议员去台湾之时，不会与新进党“亲台”议员同机，即使是“驻日代表处庆典酒会”上两党“亲台”议员同席，彼此之间也形同陌路。然而，随着1996年台湾问题的再度突出，自民党、新进党的“亲台派”议员组织感到唯有加强联系、统一力量，才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日华恳”会长山中贞则，而李登辉要借1997年秋京都大学创校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实现赴日，则成为“亲台派”议员推动合并的直接原因。
山中首先将目标瞄准了“1955年体制”解体后日本政界声名显赫的人物——小泽一郎。小泽是提出日本要实现“正常国家”之路的日本重要政界人物，在台海问题上始终以日本“正常国家”利益为准绳，多次表示支持李登辉访日。1996年5月10日，小泽在访华之时，再次公开表示支持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日。[83]
为此，山中首先与小泽沟通，并就“上次李登辉未能赴日[84]原因之一是各个党派各自为战”，“有必要扩大与台湾之间的沟通管道”，并推动“亲台”组织合并达成意见一致。1996年底，山中又与新进党“日华议员联盟”会长小泽辰男举行会谈，很快就推动合并达成一致意见。1997年2月5日，太阳党、新党先驱的“亲台”议员也加入到合并行动之中，日本政界出现了超党派的“日华议员恳谈会”（仍简称“日华恳”），并立即开始运作。该“亲台”组织成立之时共有会员300人，其中自民党议员202人，新进党议员86人，太阳党议员7人，新党先驱议员5人。会长仍由山中贞则出任，副会长则由新进党“日华议员联盟”会长小泽辰男、自民党议员村上正邦、平沼赳夫、前田勋男担任，自民党议员藤井孝男与新进党议员林宽子则担任总干事与代表干事。不久，该组织成员增加到370余人，几近于国会议员总数的一半。“日华恳”虽然是超党派议员组织，但自民党依旧是其中坚力量，占了2/3强。因此，随着自民党在2009年8月底的众议院大选中惨败，“日华恳”的人数也大幅降至188人（自民党103人，民主党67人）。[85]2012年大会后，成员数微升至198人，但因自民党在第46届众议院大选中议席大幅升至294席，其规模势必会进一步回升。
该超党派“亲台”议员组织宣称，其目的是“强化对台湾的考虑和发言权，发展日本与台湾的交流”。实质上，该组织是违背《中日联合声明》，大搞“双向承认”的“两个中国”政策，从而在自民党内部与该党决策公然对抗，亦是对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唱反调。[86]对此，“亲台派”参议员武见敬三表示，“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并未主张日本政府与国府（指台湾当局）恢复外交关系，但是仍然承认国府代表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政府应该将国府视同正式外交上所承认的国家来看待，而与之维持良好的关系”，因此该会“是帮助交流协会解决日台之间高度政治难题之不可或缺的一个管道”。[87]
尽管新合并的“日华恳”是超党派“亲台”议员组织，但原属社会党系统的社民党议员却没有一个议员参加。因此，“日华恳”成员仍以自民党议员为主，这也就决定了该组织对台关系仍以国民党为主。相对地，1996年9月成立的日本民主党，于翌年5月由池田元久、枝野幸男、前原诚司等18名“少壮派”议员成立了强调与民进党推进关系的“日华友好议员联盟”（2000年5月改组为“日台友好议员恳谈会”，简称“日台恳”）。此外，民主党另一“亲台”议员组织为成立于2004年5月的“日台安保经济研究会”，其主要成员有前原诚司、大江康弘、长岛昭久等人。2009年底，时任民主党干事长的小泽一郎授意“日台恳”与“日本·台湾安保经济研究会”合并，成立新的“日本·台湾安保经济研究会”，民主党众、参两院议员共78人参与其中。[88]即使在重视与国民党联络的自民党，随着新生代议员的崭露头角，他们也于2001年5月9日成立了旨在与民进党加强沟通的“日台友好议员联盟”，该组织还包括自民党各地方议员，因而与台交流时“地方议员”交流成为其一大特色。[89]上述现象标志着日台“议员外交”逐步出现“执政党对执政党”（自民党—国民党）与“在野党对在野党”（民主党—民进党）的双轨沟通管道，从而为民进党当局上台后迅速打开对日“外交”局面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综上所述，超党派的“日华恳”及其他“亲台”组织的粉墨登场，标志着“现行日本国会内部对台友好关系的交流管道，由多头马车合为一体，今后在与台湾的对话时将可避免出现意见的分歧，同时在解决台日双方的问题时将发挥更具体的效率。”[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