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这一原理，寓于国际关系考察和思索的悠久历史，或曰构成国际关系考察和思索的悠久传统。”[1]历史是一面人类认识自身的镜子，可以帮助人类总结过去、认识现在并展望未来，其有“小历史”（micro－history）与“大历史”（macro－history）之分。前者关注的是对往昔一系列事件做个别细节的历史考察，即对每个历史事件进行事实探究，从角度上而言属于微观研究。因此“小历史”的实质是对往昔的社会风貌进行严谨扎实的细节还原工作，这亦是任何历史研究取得成功的一大前提。然而，如果对历史的研究仅仅停留于此，这样的历史“就没有含义，就是一堆互相无关的事物组成的混乱”，即成为通常所谓的“死历史”。后者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以一种开阔的眼界、宏大的想象及广义的思考对历史的过程与状态进行宏观思考，强调对历史的总体与各部之间的连贯性，即历史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以揭示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含义，达到“同情之了解”之境界，这既是历史研究应该置于第一位考量的，亦是所谓的“活历史”。本书所谓的“历史理解”即指后者。
国际关系学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任何社会科学的工作者自鼻祖孔德以降，无不意图在对人类社会进行考察的过程中，类比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找出纷繁复杂的表象（即材料）背后的通则规律，提出解释因果关系的种种假设，随之再对上述归纳加以演绎，以各种具体研究为对象，对既有假设或加以验证，或加以修正，或加以反驳等等，在一系列的对表象进行解释、归纳、演绎、剥离与抽象的过程之后，最终构建出能有效解释表象整体与各部分之间联系关系的理论并建立相应的模型。如此一来，即形成一种表象分析—进行归纳—加以演绎—表象分析—再归纳—再演绎—表象分析这样的类似螺旋状的圆柱体，理论则是在这个立体结构中被构建并不断地被完善。一言以蔽之，国际关系的研究，唯有基于历史理解才是有的放矢，否则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具体而言，本书研究的表象层面为战后日本国会议员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展开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从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50年代最引人瞩目的是由日本“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与中国签订的四次民间贸易协定。1958年的“长崎国旗事件”发生之后，中国一方面宣布中断对日经贸往来，另一方面向前来探路的日本社会党与自民党的国会议员强调“政治三原则”，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又提出了“经济三原则”。池田内阁成立后，大大缓和了岸信介内阁时期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并在自民党众议员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人的帮助下，与中国签署了LT贸易协定，将原来的双边贸易升格至“半官方层面”。“尼克松冲击”之后，日本朝野政党的国会议员又不断穿梭于东京—北京之间，积极充当“沟通者”与“搭桥者”的角色，为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的访华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在台湾方面，自日台“断交”以降，自民党内“亲台派”议员于1973年成立了“日华恳”。这一组织一方面充当台湾当局在日本国内的传声筒，另一方面也是日本政府对台湾当局积极开展“议员外交”的有效平台，不失为双方保持沟通通畅的窗口。其无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日台航线“复航”交涉，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解决“台籍日本兵赔偿问题”及其他一些经贸议题上作为东京与台北沟通的中介，积极地充当了双方的“沟通者”与“中介者”的角色。
“1955年体制”崩溃之后，虽然随着自民党的分裂，“日华恳”实力大为受挫，但日本在野政党（日本共产党除外）纷纷成立类似的“亲台”议员组织。而以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为契机，这些“亲台”议员组织出现联合的倾向，并最终于1997年成立了超党派的“日华议员恳谈会”（仍简称“日华恳”）。与此同时，日本民主党还与当年5月成立了强调与台湾的民进党推进关系的“日华友好议员联盟”（2000年5月改组为“日台友好议员恳谈会”，简称“日台恳”）。此举标志着日台“议员外交”逐步打破原有的“执政党对执政党”（自民党—国民党）的单一沟通渠道，而出现了“执政党对执政党”（自民党—国民党）与“在野党对在野党”（民主党—民进党）的双轨沟通渠道，进一步地为民进党当局上台后迅速打开对日“外交”局面奠定了政治基础。
不仅如此，随着台湾政局的变动及日本新生代国会议员的壮大，“日华恳”也逐步改变了起先以强调蒋介石对日“四大恩德”为基础而建构的“情感型”、“亲台”路线，转而走上了强调日本自身国家利益至上的“利益型”、“亲台”路线。因此，当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后，“日华恳”迅速转向，将主要交流对象改为民进党。2001年5月，自民党还成立以“新生代”议员为主的“日台友好议员联盟”，从而实现了自民党“亲台派”议员的新老交替及对台政策由“日华”向“日台”的转变。无独有偶，当2008年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日华恳”再次出现与国民党加强联系的倾向。
冷战结束之后，随着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结构矛盾”日益突出，日本越来越视台湾为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有效工具。而台湾自李登辉主政以来也一改两蒋时代所坚持的“汉贼不两立”政策，提出了“务实外交”，并在国际上四处活动，意图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自1991年以降，日本“亲台派”议员便在实现李登辉访日问题上大做文章，不断制造话题。虽然李登辉在任期间未能实现访日，但日台之间却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抬升实质关系，如实现了台“外交部长”钱复、“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分别访日等等。2001年4月，李登辉以治病为由再次申请访日。以“日华恳”成员小池百合子为首的64名国会议员成立“实现李登辉在日本治疗超党派国会议员之会”，为实现李登辉访日而四处奔走，大造舆论。李登辉实现访日之后，为答谢小池等人的努力，首先便是与她会面，并对她拉拢64位国会议员向政府施压深表谢意。
此外，如台湾当局高级官员或“立法委员”访日均通过“日华恳”代为洽排参访日程及协助接待，“日华恳”由是成了促进日台实质关系发展的重要渠道。此外，在“日华恳”及台湾各界共同关注下，日本还于2002年1月15日在日内瓦召开的“WHO执行委员会”中，对“台湾参与WHO案”未投反对票。日本政府甚至公开表示，对于台湾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提升，寄以关切，期望台湾能列席观察员与会。此外，2003年1月在日本召开的“北太平洋鮪鱼临时科学委员会”（ISC），在“日华恳”成员、前农林水产大臣、众议员中川昭一积极协助下，将原仅必须是国家（states）方能成为会员的条文修改为是“states/fishing entities”即可为会员，确保了台湾以会员身份与会的权益。2009年，“日华恳”又在日台“青少年假期打工签证、旅游事务层次对话及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等议题上不断造势，试图在抬升日台实质关系上取得进一步发展。以2010年9月的钓鱼岛撞船事件、2011年3月的日本东北大地震及2012年9月日本将钓鱼岛非法“国有化”为契机，“日华恳”组织了一系列活动，不但增加了与台政界高层的互动频率，还极大地提高了双方高层会晤的层次，其热络情景实为近年来所罕见。
上文是对战后日本国会议员在两岸外交活动的一个总括。至此，首先提及的问题是这些活动究竟属于偶发性的个人行为亦或是普遍性的团体行为呢？如前所述，“议员外交”的活动主体既可以是个人行为，也可以是团体行为，既可以是代表单一党派的利益进行活动，也可以是代表超党派的利益进行活动。从上述现象来看的话，固然不能否认存在一些“亲中”、“亲台”议员的个人行为，但通过对战后中日关系每个重大阶段所发生事情的解读可知，其活动有的代表了单一党派的利益，有的代表了超党派的利益，甚或两者同时兼具，进一步而言日本政府在背后充当推手的情况亦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书认为在战后日本对华外交过程中，“议员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普遍性的团体行为。那么促使这一现象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何在呢？
本书认为论及战后中日关系，应该从两国的历史恩怨与政治现实、日美同盟及国际政治格局变迁这三个面向进行剖析，其结果是日本一方面不得不重视对华关系，另一方面亦会竭力防范和遏制中国，而这种矛盾性在战后日本处理对两岸“外交”时体现得最为显著。
若将台湾问题置于中日关系中进行考察的话，其可谓是集历史恩怨与现实利益于一身，敏感性、复杂性及重要性在两国关系中无出其右的重大问题。众所周知，自近代以降日本便一直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介入甚深，面对两岸尚未统一且在政治上始终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日本陷入了“两难”：一方面两岸尚未统一，且在政治上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要求日本在政治上态度明确，仅能与两岸的其中一方建立官方关系；另一方面日本的国家利益决定了日本必须在两岸之间同时获利，而非完全倒向一方。这导致日本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始终如同一个在“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之间摆荡的钟摆。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意图以“政经分离”的原则加以解决。“政”指的是日本只能与两岸的某一方维持官方关系，这构成了日本处理对华关系的“大前提”，而“经”则意味着日本在与两岸的某一方维持官方往来的同时与另一方维持并发展在经贸、体育、文化等非政治领域的关系，故属于“小前提”的范畴。从横向看，大小前提是处于并存状态，从纵向看，则是“小前提”从属于“大前提”。但在执行中，这一原则从一开始便遭遇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的反对。具体而言，与日本未建立官方关系的一方并不甘心与之的关系仅停留在“经”这一层面，意图向“政”的层面突破，而这样一来又势必遭致与日本建立官方关系的另一方的强烈反对。为此，日本只得对“政经分离”方针进行修正，即在与“经”的一方进行往来的过程中，会通过一些或与政府关系密切，或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官方色彩的“民间”人士的外交活动，一方面满足“经”的一方意图突显政治色彩的要求，另一方面降低“政”的一方对此的反对程度。由于日本属于议会内阁制国家，首相与大部分的内阁阁员均由国会议员出任，加之国会议员亦是日本国内与“政”、“官”、“财”三界中均能保持紧密关系的一类人，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自明。因此，日本政府会借助国会议员这样一个身份特殊，与官方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群体出面与未和日本建立官方往来的两岸的某一方进行沟通，这样既少了官方的敏感身份，行动比较自由，手法多样且隐蔽，又可以代表官方进行沟通协商，以实现在两岸同时获利的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日台“断交”后，一方面台湾当局十分注重对日进行“国会外交”，重视日本国会议员在台日之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日本也越来越视台湾为防范与遏制中国的有效工具，也日益重视对台“议员外交”。因此，只要两岸尚未统一且政治上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不改变，则不能忽视日台之间的“议员外交”对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外交学中，“二轨外交”是对各种非正式的“民间外交”的一种称呼，其理论提出的前提是外交双方已建立官方沟通渠道（“一轨外交”），探讨的是外交双方因种种原因使得互信不足，随之导致正式官方沟通渠道不畅的情况下，由政府体系之外的“民间”进行的非政府、非正式和非官方的一系列外交活动。该理论认为“二轨外交”或作为“一轨外交”的掩护形式，或作为其的延伸形式，充当着“一轨外交”的辅助者角色，且是各国外交过程中均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2]
在日本，国会议员（不包括出任行政职务者）被视为“民间人士”，因此属于“民间外交”范畴，可以适用于“二轨外交”理论。如前所述，本书所提及“议员外交”有两种模式，上述现象属于第一种模式。此外的第二种模式完全符合“二轨外交”理论的相关假设，是作为“一轨外交”的辅助者形象出现的，属于各国外交过程中出现的通则，可被视为“二轨外交”理论在战后日本外交实践中的一种应用。如在日台“断交”前，在双方充当“二轨外交”角色的有“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日称“日华协力委员会”）和“中日关系研究会”等。[3]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双方因在“反霸”问题上僵持不下，致使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工作一再拖延。于是，福田赳夫首相于1978年3月先后委托公明党书记长、众议员矢野绚也和公明党委员长、众议员竹入义胜等人在东京与北京之间传递信息，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日本因属于西方集团的一员，表面上也加入到制裁中国的行列中，但同时也通过朝野各党的国会议员，先进行幕后的“非正式沟通”，为日后两国政府间的“正式沟通”铺平道路。于是先有自民党重量级国会议员渡边美智雄、宫泽喜一等人访华。同年9月，海部俊树首相还委托“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众议员伊东正义率团访华。他们的访华，为中日关系的早日解冻发挥了积极影响。[4]进入新世纪后，因小泉首相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首脑互访中断，双方的政治互信程度降至冰点。2006年9月安倍晋三首相组阁之后，通过核心幕僚、众议员中川秀直，私下向中方传递了其欲访华，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经过一番私下的通讯往来，最后由胡锦涛主席拍板定案，中方以温家宝总理的名义邀请安倍访问中国。两国关系也以此为契机，出现了逐渐回暖的势头。[5]2010年9月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中日关系一度跌至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谷底，最终菅直人内阁委托众议员细野豪志等人作为“密使”访华探风，为中日两国首脑在亚欧首脑会议上实现“走廊交谈”铺平了道路。[6]但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民主党对“二轨外交”的运用远不及自民党。
理论是对隐藏在表象背后的规律加以分析、总结而提出的，因此通过对理论的掌握有利于抓住不同表象背后的通则。但理论的生命力也视对表象的解释力而定，而通过对考察对象的解析在验证理论的同时亦可以对既有理论进行修正，乃至加以颠覆，建立新的理论。理论毫无疑问其具有很强的普遍意义，但表象世界总是呈现为千差万别，即特殊性，而所谓的对理论的修正恰恰是来源于这些具有特殊性的表象。因此，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议员外交”，重点探讨的是其第一种模式。而通过对上述战后日本国会议员在两岸外交活动的考察，证明了“议员外交”第一种模式对“二轨外交”理论已经有所修正。尽管它仍是以“一轨外交”的掩护形式出现，但这种模式适用的前提是外交双方并未建立“外交关系”，考察的是在这一前提下若出现需要政治力介入的情况下，日本是如何通过“议员外交”之类的非正式外交来完成外交任务的。显而易见，这一模式下的“议员外交”已不仅是充当着“一轨外交”的辅助者角色了，甚至可以说发挥着代理者的作用。
具体而言，从中国的角度而言，日本国会议员在20世纪50年代的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20世纪60年代签署的LT贸易及MT备忘录贸易，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充当着“沟通者”、“代理者”、“搭桥者”的角色，其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在官方渠道不畅之际，日本国会议员为推进两国关系的改善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日本国会中长期存在着势力强大的“台湾帮”，并有众多“亲台”议员组织，更有大批国会议员同时加入“亲中”、“亲台”的议员组织。尤其在日本日益视台湾为防范和遏制中国有效工具的今天，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作为“中介”的国会议员穿梭于东京—台北的活动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然而从日本的立场而言，在与两岸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在既需要政治接触，又不能由官方出面的情况下，日本以非正式外交的运作，通过政府以外但又与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民间人士出面进行外交活动，既满足了未与日本建交一方意图政治接触的要求，也降低了由政府直接出面而引发的外交危机的政治敏感度，甚至实现了官方所无法实现的外交目标。这不失为一条有效的沟通渠道。
综上所述，非正式的“议员外交”是日本因应两岸尚未统一且在政治上处于“零和博弈”状态所面临的“两难”，以实现自身国家利益为原则，借助国会议员在两岸的一系列外交活动，谋求同时在两边获利的一种非正式外交运作模式。其在战后日本对华外交中充当着重要角色，并不亚于正式的官方渠道所发挥的作用，这可谓是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一大特征。此外，只要上述前提不发生改变，这一外交模式将一直存续下去。而作为“议员外交”的两种模式，尽管其种种非正式的做法并无二致，但由于第一种模式是探讨的是外交双方并未建立官方关系的前提下，其是如何充当官方渠道代理者角色的，因此“议员外交”的第一种模式不仅是对“二轨外交”理论在实践中的一种应用，更是一种修正了。(https://www.daowen.com)
通常而言，“议员外交”的活动场所是国会，即国会议员或将外交对象通过院外集团游说等的成果，或将所属政党异于政府的某项对外政策，或将反映某选区特殊的对外需求等，以议员提案的方式向国会提出。这种形式在美国的“国会外交”中体现得最为明显[7]，这与美国属于总统制国家，在“二元民主”的架构下国会拥有“半自主”外交权是息息相关的。而日本属于议会内阁制国家，其政治架构属于“一元民主”，国会则属于应答式的从属型。因此，探讨日本对华“议员外交”，固然不能否认其亦有国会通过由议员提出相关涉华议案的现象存在，如1953年7月29日、30日，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了由“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的众议员中井一夫、参议员佐藤义诠提出的要求日本政府放宽限制，促进中日贸易的《促进中日贸易决议》。2005年8月5日，跟随“日华恳”在众议院推动通过赋予台湾观光客访日永久性免签证法案后，参议院也表决通过，完成立法。2007年9月，“日华恳”又推动国会通过日台驾照相互承认法案，2008年10月正式生效等等。但这些由超党派的“亲中”或“亲台”议员组织提出的议案一来数量稀少，二来其或是与日本政府的政治大前提不明显相悖，或是日本政府默许甚至是暗中支持但不便公开表态的事务性议案，故这一形式的“议员外交”不应成为探讨战后日本对华“议员外交”之重点。换言之，国会并非战后日本对华“议员外交”的主要活动场所，取而代之的是海峡两岸。其主要内容也并非以议员向国会提案的方式显示与政府对华政策有所区别，而是通过其在两岸的外交活动来实现一定的外交目标。
日本属于议会内阁制国家，美国属于总统制国家，“一元民主”与“二元民主”的不同架构是导致两国“议员外交”有所差别的根本原因。[8]但通过对战后日本对华“议员外交”过程的考察发现，“根回し”、“お膳立て”、“建前”和“本音”等做法频频被使用，这种现象在同为议会内阁制的国家如英国的“议员外交”中几乎未见，而属于日本的特殊现象。此外，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考察发现，这类做法也出现在日本对朝鲜、韩国及越南等国的外交中。[9]“根回し”、“お膳立て”、“建前”和“本音”等做法均是日本国内常见的非正式运作手法，因此日本在对华“议员外交”中的种种做法其实是将国内的运作方法延用至外交领域而已，这亦体现了外交领域普遍存在的所谓“国风”（お国ぶり）[10]现象。
进一步地，上述这些非正式操作手法是日本一些政治文化传统手法的历史延续。而在这一点上日本可谓是十分独特的，甚至可以说世界上绝少有如日本那样能将自身传统很好地与现代制度融合在一起进行运作的国家。如今这种结合产生了一种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世界公认日本属于西方大国，但另一方面无论从地理概念亦或文明角度而言，日本毫无疑问是东方社会中的一员。因此，人们总是称呼日本为一个非西方的发达国家。当今的日本，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已经明显地结合在一起了。从制度建设角度而言，日本毫无疑问地已确立了君主立宪的议会内阁制度。但显而易见的是，受到政治的发展与传统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日本在政治运作过程中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传统的运作方式，而这种传统政治的运作方式也顺延到了外交领域。
日本将国内传统的政治运行模式在外交领域的一种延伸，产生的客观效用并不亚于正式外交运作所取得的成效。由是观之，日本的这些传统文化价值观念非但未在其现代化道路上添加障碍，这些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在现代制度中还体现了新的生命力，也使得日本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现代国家。基于本书认为，以往人们可能站在以彼（西方中心）之是非为是非的立场上，对现代制度运行中的传统文化习惯多带有负面性评价的偏颇性，而现代制度运行中的传统文化习惯是传统文明与现代制度相结合的一种产物，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价值存在，因而不可忽视。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认为“议员外交”第一种模式存在的前提是由两岸尚未统一且政治上处于“零和博弈”这一状态决定的，具有相对稳定性，不会因日本国内政局的波动有所改变。加之日本对华外交向来采取的“非战略性安全方针”[11]态度，多以应付型为主，强调后发制人，因此在“议员外交”的第一种模式尚能在日台之间发挥重要效用的情况下几无发生重大改变之可能。可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日本国内政局发生何种变化，“议员外交”的第一种模式还将在日本对台湾的“外交”中继续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遂不可小觑其对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事实上，随着2010 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菅直人内阁的外交政策已与自民党时代一般无二了，一方面再次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另一方面“日华恳”等“亲台”组织的议员也借台湾“双十节”、松山—羽田机场对飞及“八田与一纪念园区”开园等机会纷纷访问台湾，强化日台关系。日台高层互动频繁，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安倍晋三和森喜朗三人先后访问台湾，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溥聪、“立法院长”王金平等人也先后组团访日，并与日政界高层会晤商洽，其热络情景实为近年来所罕见。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本书认为非正式的“议员外交”模式在战后日本对华外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非否认中日在官方层面外交（即“一轨外交”）的重要性，而仅是想指出在强调“一轨外交”外交重要性之同时忽视“二轨外交”重要地位的做法有所偏颇。其次，在考察一国外交之时也不应该忽略了具体国家的国内政治文化特征对该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影响。最后，从日本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做法在已经建立现代制度的情况下一直延续着，且与现代制度相结合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出发，本书认为日本的做法或许为中国提供了某种借鉴。在中国进行和平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应该如何再次释放养分，即如何在中国实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进行融合这一问题实在有众多发人深省之处，值得仔细玩味，并进行深入研究。
【注释】
[1]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2]参见张亚中主编：《国际关系总论》，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78页。
[3]参见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湾中日关系研究会1980年版，第225—234页。
[4]田中明彦『日中関係 1945－1990』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180頁。
[5]参见毛峰：《中日元首出招破政治僵局》，载《亚洲周刊》，2006年10月，第16、17页。
[6]「日中首脳会談へ極秘交渉 仙谷ルート構築」『朝日新聞』、2010年10月6日。
[7]相关论述可参见孙哲等：《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案例与分析》，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孙哲主编：《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信强：《“半自主”国会与台湾问题：美国国会外交行为模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赵可金：《营造未来——美国国会游说的制度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8]此外，也不能忽视美国对台“议员外交”中也会出现国会议员在台湾从事外交活动的现象，但一来其活动的目的与日本议员不同，二来其也不像日本那样，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喜欢暗中活动，因而呈现出相当的隐蔽性。参见［日］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吴寄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9]岡田晃『水鳥外交秘話――ある外交官の証言？まえがき』中央公論社、1983年参照。
[10]マイケル？ブレーカー（Michael Blaker）、池井優訳『ねまわし？かきまわし？あとまわし――日本の国際交渉態度の研究』サイマル出版会、1976年、2頁参照。
[11]浦志直道：《日中建交与日台航线的变动（1972—1975）——日本因素》，台湾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