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范围的厘清

对于“战后”这一时间的界定。从日本及中日关系的视角来看，1951年的“旧金山媾和”不但结束了长达7年的被占领状态，同时也为日本的国内形态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翌年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日‘华’条约”，这从根本上扭曲了战后中日关系的正常走向。而在日本国内，1945—1955年的十年是日本国内政党政治的“战国”时代，除了原有的日本共产党属于复党之外，先后出现了自由党、社会党、进步党、民主党和劳农党等各色政党。其次，这些政党在短短的十年间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历经各种分化组合，直到1955年才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即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形成所谓的“一党优位制”，同时与社会党呈现出“保革对立”的格局。1993年以降，“1955年体制”虽已崩溃，但自民党很快又重拾执政权，并延续至2009年9月。因此，对日本而言，1955年无疑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

综上所述，书中“战后”的起始时间分成两个角度来考察，从中日关系的角度来看是以1952年起算，但从日本国内政治结构层面考量的话，则是以1955年为基准。上述历史时段的划分纯以行文便利角度出发，并不意味着对该时段之前历史的漠视与前后时间段历史衔接的切断。

而在时间的下限部分，受本书所搜集资料的时间局限，截止到2012年底，至于本书在完成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状况、新变局等等，会在结语部分有所交代，并对可预见之未来加以展望，此处则不再赘语。

本书将“议员外交”的运作方式定性为非正式的外交运作。所谓“非正式”是相较于“正式”而提出的，前后两者通常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量的，首先进行外交交涉的行为者是否事先得到政府的公开正式授权，其次其所进行的外交接触过程是否被公之于众。日本学者西原正对上述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后，对“正式”与“非正式”的外交接触分成四种类型：正式—公开性接触，正式—非公开性接触，非正式—公开性接触，非正式—非公开性接触。根据他的研究，这四种类型中除了第一种类型属于正式的外交接触外，其余三种均属于非正式外交接触。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对“正式”与“非正式”外交的接触行为分析缺少了对外交行为者身份的界定。一般而言，有官方身份的如外交官等行为者可以划归“正式”的范畴之内，其余皆可归类于“非正式”的范围。而若将外交行为者的身份按照“正式”与“非正式”的标准进行分类，并将之加入到上述四种外交类型中进行分析的话，四种类型在这种情况下则变成了八种，即正式行为者—正式—公开性接触，正式行为者—正式—非公开性接触，正式行为者—非正式—公开性接触，正式行为者—非正式—非公开性接触，非正式行为者—正式—公开性接触，非正式行为者—正式—非公开性接触，非正式行为者—非正式—公开性接触，非正式行为者—非正式—非公开性接触。(https://www.daowen.com)

国会议员是选民以选举的方式遴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在日本被视为民间人士，因此应被划归于“非正式”外交行为者一类。如此一来，基于上述八种类型，本书的“非正式”外交接触主要是对非正式行为者—正式—非公开性接触、非正式行为者—非正式—公开性接触、非正式行为者—非正式—非公开性接触这三种类型加以探讨。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属于议会内阁制国家，根据《日本国宪法》的规定，不但内阁总理大臣必须是国会议员，大部分的阁僚也是由国会议员出任。因此若不对国会议员进行界定，则无法笼统地说他们属于“非正式”外交行为者。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日本国会议员仅限于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国会议员。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日本绝大部分政党属于精英型的所谓被议员怀抱的“议员政党”^[7]，因此党内重要职务亦均由国会议员出任。尽管这些人并无正式的官方身份，但其职务的重要性，实质上超过了一般的内阁阁员。然而这属于日本国内政治的成规习俗，而非制度性的明文界定，故本书仍将其视为研究对象。

图0－1　外交双方的四种“正式”及“非正式”接触类型

资料来源：西原正「日本外交と非正式接触者」『国際政治』、1983年10月、2—3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