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与中介：日台航线“复航”过程中的议员因素

日台“断交”后，原有的官方沟通渠道不复存在，双方分别成立替代性的民间法人团体——“亚协”、“交流协会”，继续维系着非政治领域的往来。另一方面，“日华协力委员会”解散后，日本又于1973年成立了新的“亲台”组织——“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简称“日华恳”）。在台湾当局重视对日进行国会外交的背景下，“日华恳”一方面是日本官方向台湾当局传递信息的中介，另一方面还扮演着台对日进行间接官方接触的窗口，尤其是涉及一些敏感的政治性议题之际，“日华恳”在其中发生的作用更加不容小觑。与此前的“日华协力委员会”在日台之间发挥着官方渠道的辅助、补充作用不同，日台“断交”之后，因双方不能直接进行官方往来，“日华恳”实质上在东京与台北之间充当了沟通者与中介者的角色。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陆续谈判签署了各项双边协议，中日航线便是其中的一项。中日航线谈判本身并无多少棘手之处，但因涉及如何处理日台航线的问题，而使得该问题十分敏感。对日本而言，日台航线属于“黄金航线”，因此其立场为在实现缔结日中航空协定的前提之下极力维持日台航线。日本宣布与中国大陆实现邦交正常化，台湾当局视之为对蒋介石对日“四大恩德”的一种背叛及对台湾的遗弃，因此十分敏感在中日航线的谈判中台湾有被“矮化”之嫌。于是，一方面台湾当局不断以“不惜中断台日航线”相要挟，并通过“日华恳”多次向日本政府施压；另一方面日本又以“日华恳”为中介，向台湾当局透露一些谈判内容，意图安抚台湾。但在1974年中日完成双方航线谈判的同时，台湾当局仍以被“矮化”为由，宣布台日航线“断航”。(https://www.daowen.com)

日台航线“断航”之后，日本政府忙不迭地派遣包括“日华恳”在内的一些“民间”人士前往台湾，试探有关“复航”之可行性。日台航线“断航”的主因系政治性问题，因此台湾当局提出了两大“复航”原则：（一）收回当年对台湾“国旗”侮蔑的字眼，要求日本政府表达对“中华民国”“国旗”尊重的立场；（二）对“中华民国”“国号”应表达尊重，不可使用“台湾政府”等字眼。对此，日本清楚若正面回应，必然导致日中航线“断航”。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维持并发展与中国大陆的官方关系是日本对两岸外交的“大前提”，因而日本绝不会不顾这一“大前提”，而满足台湾当局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通过“日华恳”与台湾当局进行秘密接触，并告知台湾，宫泽喜一外相会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中，以答复秦野章彦参议员质询的方式，将台湾的要求从他们口中讲出。日本政府与国会议员如此巧妙的“双簧”表演，不啻是给了台湾当局一个下台的阶梯，于是台湾随之便宣布台日航线“复航”。如此一来，日本政府以国会议员为中介，在不改变与中国大陆保持官方往来这一“大前提”的情况下，恢复了中断一年多的日台航线，保证了日台“断交”后日本继续与台湾保持非政治性的实质关系这一“小前提”，有效地实现了日本的国家利益。

本章作为案例研究，重点在描述日台航线从“断航”到“复航”过程中日本国会议员活动的同时，突出其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沟通者与中介者的角色，并加以论述，以达到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佐证“议员外交”这一非正式外交在战后日本对两岸外交中发挥着不亚于正式沟通渠道的重要作用这一观点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