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与代理：LT贸易、“吉田书简”与议员的角色

1958年5月发生的“长崎国旗事件”，不仅直接导致了中日两国断绝了既有的民间经贸往来，更成了中国对日政策的一大转折点。中国一方面猛烈批判政治上与台湾当局来往甚密，且持反共立场，经济上又欲与中国进行商贸往来的岸信介内阁，另一方面又对来访探路的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等人先后提出改善两国关系暨重开两国经贸往来的“政治三原则”与“贸易三原则”。

池田内阁成立后，意欲改善中日关系，重开两国的经贸往来，但在无法直接对中国提出的“政治三原则”与“贸易三原则”做出正面回应的情况下，委托自民党顾问、前文部大臣、众议员松村谦三，授以全权，代表他出面与中国方面进行协商，谈判改善中日政治关系及有关中日贸易的原则问题。最终，双方一致确认应以“积累渐进”的方式谋求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次谈判为日后中日双方签署带有半官方性质的LT贸易奠定了政治基础，不但使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大为改善，也使得两国的经贸往来上升至一个新的阶段。

另一方面，为了安抚台湾当局的不满，池田又通过前首相、众议员吉田茂，于1964年以“吉田书简”^[1]（俗称“第二次吉田书简”）的形式，向台湾当局对中日正在进行的维尼纶成套设备出口、“周鸿庆事件”等一系列问题加以解释的同时，也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做出一些保证，确保了日本一方面可以继续与中国大陆开展贸易往来，另一方面也能维持日台的“官方关系”。(https://www.daowen.com)

以松村谦三为首的自民党“亲中派”国会议员凭借自身特殊的政治身份，从LT贸易的签署到双方实现互设联络处、互派记者的整个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事实上充当了池田内阁代理人的角色。在“吉田书简”方面，池田面对台湾当局的不满，并未直接通过官方渠道加以解决，而是委托党内元老级政治家吉田茂及其他党内“亲台派”议员，利用他们与台湾当局的私人关系，有效地对台湾当局进行了安抚。而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吉田书简”，也是池田内阁借由吉田茂的名义向台湾当局做出的一些保证。因此，吉田等人在这一事件上所扮演的角色也具有池田内阁代理人的意涵。

最后，通过对这一时期的文献梳理发现，池田内阁无论是在LT贸易的签署，还是在“吉田书简”的提出方面，均十分巧妙地通过党内“亲中派”及“亲台派”的国会议员，游走于两岸之间，既改善了中日关系，又安抚了台湾当局，有效地维护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并巩固了池田自身的政治地位。而这一过程也体现了“议员外交”在战后日本对华交往时是如何被进行灵活的、典型性地运用的。因此，作为案例分析，本章拟在对LT贸易的签署及双方实现互设联络处、互派记者到“吉田书简”的提出这一全过程进行详细描述的同时，突出日本国会议员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并着重对其所扮演的“沟通者”与“代理者”的角色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