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面向影响下的战后中日关系
非正式政治运作是日本国内政治生活的常态现象，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正式的政治运作。而回顾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过程，“建前”与“本音”、“根回し”、“お膳立て”等非正式运作手法也频频出现，并深深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其重要性不可忽视。
本书认为，战后日本国会议员在两岸之间进行的一系列非正式外交活动实质上是日本从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与政治现实、日美同盟及国际政治格局变迁这三个面向出发，十分巧妙地通过本国的一些国会议员在两岸之间的外交活动，将国内非正式政治运作有效地延用至外交领域而已。
近代以降，日本从1874年到1945年的70余年间屡次侵略中国，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后果不但在当时使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时至今日这一历史恩怨的阴霾仍挥之不去，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中国地域辽阔，物产富饶，长期以来一直与日本有密切的经贸往来，甚至被日本视为“生命线”，在日本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自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不但在经济上联系日趋紧密，且互补性很强，两国还在贸易、投资、信息通讯技术、金融、食品及产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商务环境、农林水产业、交通运输及旅游、医疗等广泛领域均有密切合作的必要。因此，双方均已认识到坚持中日友好不但关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也会给亚洲与世界带来巨大机遇和利益。两国自2006年以来便开始积极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竭力缩小分歧、凝聚共识。2008年5月7日，胡锦涛主席访日期间，又与福田康夫首相签署了中日之间的第四个联合公报——《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在声明中，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1]
然而另一方面，中日之间长期以来却面临一山不容二虎的宿命。台湾前“驻日代表”林金茎指出，“在亚洲地区，日本和中国分别代表海权和路权国家，路权强的时候会威胁到海权，海权强的时候也可能会往大陆扩张，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其实对立状况是始终存在的。”[2]在2000年漫长的交往史中，两国的状况总是一强一弱，呈现为“中强日弱”或“日强中弱”。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之间却逐渐出现了“两强并立”的格局。这样在新世纪之初，一方面中国对强调日美同盟，致力迈向政治大国的日本抱有警惕与疑虑，另一方面在经济上遭遇“迷失的二十年”的日本也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表现出惊恐与不安。中国学者陈锋研究指出，“中国的经济大国化趋势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趋势日益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如今，双方都认为对方重建以往那种类型的大国地位是难以接受的。两国同时呈现大国化趋势时，由于东亚历史上还没有现成的两强并列的双边模式可循，大大增添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竞争性和排斥性。”[3]概言之，在“两强并立”的格局下，中日两国目前仍未找到如何妥善处理双边关系的良方，这亦是所谓“战略性结构矛盾”之实质。正因这一缘故，中日之间一方面强调“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但另一方面双方依旧受台湾、钓鱼岛主权争端、历史认识等问题影响，充满了很多不安定因素。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与政治现实导致了战后中日关系呈现出这样一种特征：一方面，中日关系对双方而言均是最重要的大国关系及双边关系之一，双方谁都无法承受两国关系破裂所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日本在发展对华关系的同时，积极寻求制约中国的因素。
1957年，日本外务省明确指出日本外交奉行“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和“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这三大原则。[4]但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对日本战后外交影响最大的却是日美同盟。因此，战后日本实质奉行的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以三大原则为导向”的外交政策。这直接导致战后日本外交以美国马首是瞻。
冷战之后，一度使日美同盟的战略基础丧失，日美安保体制也处于解体的边缘。但1996年发生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却成了两国同盟“再定义”的最合适借口。同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日本时，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东京共同发表了《美日安全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在肯定了“日美关系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两国关系”的同时，还着重强调了以日美安全条约为核心的同盟关系对维持21世纪亚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并重申美国在亚太地区继续保持10万兵力的承诺和日本对美驻军的财政支援。日本政府也把这一方针的适用范围做了扩大，可能使用日本防卫力量的范围从“远东有事”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有事”，还将台湾地区纳入了该范围中。
在小泉内阁时期，为了给日美同盟注入新的内容，日本先后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三项法案，积极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2005年2月19日，日美两国在华盛顿召开“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俗称“2＋2会议”）后，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了日美军事合作的地区十二项目和全球六项目。[5]2006年6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在对美国进行离任前最后一次国事访问时，与布什总统进行了90分钟的会谈，并在会后发表了题为《21世纪新的美日同盟》的共同声明，就“发挥‘世界中的日美同盟’达成共识”，并“共同希望在日美友好关系和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关系日益发展”[6]。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首个出访地亦选择的是日本，并强调“美日同盟是美国外交的基石”。[7]日本民主党上台之初，日美关系曾因普天间基地搬迁等问题一度冷却，但自菅直人内阁开始又不断修复巩固日美同盟关系，安倍晋三重掌执政权后更是强调日美关系乃日本外交的基轴，并拟定于2013年年初首访美国。
对美国而言，正是受惠于一个可以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的支撑，美国才能在全球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8]而对日本来说，不但不能脱离美国而自立门户，反而应该确立以美国为主导，日本为辅助的日美协调机制，继续坚持和加强与美国的结盟路线，才有利于日本增强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的地位，更快捷地实现亚太地区政治大国的目标，这才是日本最明智的战略选择，也是基于自身情况为实现大国化目标而选择的最便捷途径。[9]换言之，日本应在以美国为首的现行国际秩序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维护这一国际秩序的同时，也依靠美国的战略支持借船出海，推行有利于日本基本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实现其大国化目标。
至于中美关系，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从美国的亚洲盟友转变为美国亚洲政策中的首要敌对目标，成为继苏联之后美国要“遏制”的又一对象。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直接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使得美国一度认为中国是比苏联更为危险的对象。两国无论在全球、区域还是双边关系等各个层次上均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可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到中美“接近”，在世界范围内是“美苏冷战”的格局，但在东亚则处于“美中冷战”的状态之下。[10](https://www.daowen.com)
从1971年中美出于共同防苏而接近到1989年的“六四风波”，两国基本上处于“准同盟”的关系。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前，日本一直未能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而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日本不但于当年9月便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此后直到冷战结束均可谓是战后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最佳时期。
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也意味着中美原有的对苏战略利益基础不复存在，两国关系也进入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恶劣状态。从美国的立场来看，“坚持共产主义、持续一党专政的中国，难免会成为与西方价值观大不相同的代表性国家，或许正在取代开始走向民主的俄罗斯，成为反民主的大本营。”[11]这样一来，尽管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美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但由于两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在社会制度、对外政策等严重的对立和差异。两国关系要在一定的期间从根本上获得改善是不可能的”[12]。或许恰因为如此，中美一方面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但安全问题上双方的战略疑虑也不断加深，进入了所谓的“相互依存＋制度约束”的“竞合”时代，而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东移亚洲战略则被视为从军事（空海一体战，ASB）、经济（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政治及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针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布局。
综上所述，在战后不同时期美国因素导致了日本在1972年之前无法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中美准同盟阶段也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最佳时期。到了后冷战时代，美国逐步感到中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而加以遏制，与此同时日本则感到中国是现实的竞争对手，因此“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更有市场。于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在性质上出现了一致性，即实力关系上的结构性矛盾。如此一来，在对华看法上两国利益有高度一致性，这必然导致两国在遏制和防范中国问题上加大合作力度。而因为日本认为中国国力的提升已经对日本构成了现实的挑战，故日本在对华问题上的表现有时会显得比美国更为显性和激烈，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这亦是为何中日关系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迅速恶化，甚至不及中美关系的原因之所在。
图3－1 中美关系对中日关系影响示意图
至于在国际格局变迁方面，由于确立了冷战格局的雅尔塔体系是美、苏等国在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之后建立起来的，因此无论是雅尔塔体系的崩溃还是后冷战时代的“一超多强”或“多极化”趋势，实质上不过是这些大国与新兴大国力量在国际社会这个“大棋局”中出现分化组合的一种表象而已。显而易见，自战后以降，美国一直是“大棋局”上的主要棋手，中日则均属于“大棋局”上的重要棋子，这导致了中日关系总是从属于中美关系与日美关系，同时也显现了国际格局变迁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与美国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有重叠情形。日美同盟自建立至今，其间虽经几起几落，但以日美同盟为日本外交的基轴这一点几乎未有变化，遂本章按美国对华关系的改变将分三个时期对国际格局变迁的因素进行论述。
首先是从朝鲜战争爆发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和解。20世纪50年代初，中日两国从自身在国际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角度出发，做出了分别加入美苏两大阵营的这一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选择，但这导致了两国无法进行官方层面的国家交往。
其次，从中美和解到冷战结束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尽管冷战格局未发生改变，但因为中美的和解，阻碍中日关系改善的最大外部障碍就此消除，中日也顺利地在1972年9月实现邦交正常化，并在1978年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因此，这一时期是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的最佳时期。
最后是从冷战结束以来的时期。苏东剧变是冷战结束的标志，对西方阵营而言则是代表“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三大基本价值观念”的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因此，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开始推行西方式的“民主价值观”。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致函美国总统布什，指出“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为嚆矢，日本首度表现出要与美欧平起平坐来主导国际秩序的强烈愿望，日本要实现政治大国化的目标表露无遗。
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不断提高“价值观外交”的地位，甚至将之抬升至日本新世纪外交新基轴的位置。[13]2006年11月30日，时任外相的麻生太郎进行了一次题为《创造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演讲，指出日本要以国际社会所认可的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制社会及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观为日本外交的基础，重视推行“价值观外交”，并在从东南亚到南亚、中亚、中东、中东欧及巴尔干地区的新兴民主国家范围内，将之如同纽带一样连接起来，营造一个富裕、安定的区域，这即是“自由与繁荣之弧”。麻生还指出，这一外交方针将成为日本外交的第四个支柱（前三大支柱即外交三原则）。[14]2007年9月，福田内阁提出了“加强日美同盟与推进亚洲外交共鸣”的口号，稍稍修正了麻生的“价值观外交”，而改为“协调外交”。相比前者，这是一条强调日本政治大国地位优先，对华竞争与合作并举的外交轨道。尽管“协调外交”中“价值观”色彩不及“价值观外交”那般浓厚，但其地位之重要绝不可忽视，如2008年5月7日中日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便因福田的一再坚持，而加进了“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15]这样的内容。而从麻生内阁到民主党的菅直人、野田佳彦及安倍新内阁的种种言行来看，在对外交往中不断加重“价值观外交”的色彩是一种不变的趋势，如2012年12月28日，安倍在首相官邸接受采访时指出，“日本要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与越南等具有重要战略作用的国家构筑起信赖关系，唯有如此，日中关系才能有新的展开”。
综上所述，从日本的角度来看，依旧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在基本价值观念上与之是格格不入的，而在日本不断加重外交政策中“价值观”色彩的趋势下，一方面让日本手中多了一张可以制衡与打压中国的“外交牌”，另一方面也成了日本国内掀起一股主张协同美国防范和遏制中国的呼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