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尼纶设备出口与“周鸿庆事件”对日台关系之影响
“日‘华’条约”签订之后，日本一方面与台湾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大陆通过民间贸易的形式，拓展了两国的经贸往来。对此，台湾当局十分不满，蒋介石本人对之的愤怒情绪更是溢于言表。
对于有关日本与共产党政权的贸易活动，中华民国在原则上是一贯地坚持反对。……盖大陆共党政权，乃是颠覆中华民国的叛乱集团，日本既然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唯一正统的中国政府而确立了外交关系，是则当然不能容许有任何助长叛乱集团势力的行为。可是，以四个海岛拥有将近一亿人口的日本，函谋借贸易立国，加以美国也因为国内经济不景气，不希望日本产品流入其本国，是故毋宁说是有鼓励日本与共党政权推动民间贸易的态度。[63]
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日本政府虽然也涉足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中，但表面上均是通过“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这一组织与中方签订协议的，日本政府并未直接出面，加之岸信介在1957年6月访问台湾时曾向蒋做过“日本在政治上决定不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亦不在联合国内对中共作任何帮助”[64]之类的保证，因此台湾当局虽然对日本的做法心怀不满，但除了饬令台驻日“大使馆”密切关注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之外，并未有进一步的外交动作。
但在1963年8月20日池田内阁做出批准日本输出入银行以长期延期付款的方式，向中国出口维尼纶大型成套设备的决定之后，终于遭致了台湾当局的强烈反对。
如前所述，在松村谦三等人的协助下，中日之间就向中国出口大型成套设备问题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当时中国积极向日本仓敷人造丝株式会社要求购买一家维尼纶工厂的成套设备。仓敷方面十分愿意出口这套设备，也很乐见做成这笔交易。这套设备的生产能力为每天出产人造纤维30吨，规模庞大，交易金额也高达2000万美元，因此对于当时严重缺少外汇的新中国而言进行一次性的现款交易有些勉强。于是，中国向仓敷提出了利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交易的想法，但如此巨大的款项，仓敷无法独立决定。最终，一方面中国通过松村、高碕等人向池田进行暗中沟通，另一方面再由仓敷出面公开向池田政府提出申请，由日本输出入银行进行融资支援。具体而言，即中方一次性支付500万美元，其余1500万美元由日本输出入银行先行垫付，分五年收回，年息为6分。[65]
日本输出入银行属于日本官方金融机构，且该决定是由池田内阁所做出的阁议，因此台湾当局认为这显然已经超越了此前日本向台湾保证的“（与中共）只做民间贸易”[66]之范围，于是在池田内阁做出阁议的翌日，一方面即训令驻日“大使”张厉生向日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又与自民党内“亲台派”议员积极联系，意图通过他们对池田内阁施加压力，阻挠此事。
在日台尚维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自民党内“亲台派”议员的沟通渠道属于正式官方渠道之外的辅助渠道，因蒋介石不满池田内阁的做法，对通过外务省交涉的官方渠道并不信任，因此研判如果只是通过驻日“大使馆”和外务省的正式接触，很难达成转变池田内阁态度的目的，从而更看重“亲台派”议员的辅助渠道，认为通过他们的影响向池田施加压力更为有效。
蒋介石吩咐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约见日驻“台”大使木村四郎七，还让张给前首相吉田茂去了一封情词恳切的电报，希望他能对池田有所劝阻。
东京张大使密。译转吉田先生惠鉴：兹悉贵国阁议保证以人造纤维工厂以延期付款方式售匪议案之通过，是不啻予匪以经济援助。赍盗以粮，加强其经济力量，即为助长其侵略野心，此不仅损害贵我两国之邦交，其为害于自由世界，亦至严重；而贵国商民，且必自食恶果，引起无穷灾害，要亦事所必至，闻之良深诧异。此事于酝酿中敝国公私方面迭经坚决表示反对，贵国方面亦多以不致实现为言，今突通过阁议，予以批准，是明明为政策性之决定，而不能以事属贸易与政治绝不相关为推诿。况贵国以我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而大陆共匪不仅为我国之叛逆，且为自由世界之共同敌人，其对贵国亦视为处于敌对之地位，自更不能援引其他与贵国有邦交之共产党国家的贸易为先例，亦彰彰明甚。忆昔年战争结束之时，敝国毅然不计一切，实行以德报怨之政策，意在使两国国民断然舍弃历代旧日之仇恨，重启友好之新页，十余年来，不断努力，两国关系正在进展之中，此事如果实现，不惟又将铸成两国历史上永难磨灭之新裂痕，且恐将引起两国历史上已将淡忘之旧仇恨。今日消息揭露，全体人民即指责纷起，深表愤慨，此后如果见诸实施，必更民情沸腾，无可遏止，旧仇新恨，交相萦回，实堪为两国友谊深忧。先生高瞻远瞩，十余年致力两国邦交之增进，不遗余力，而于国际大势，尤能洞察肯要，际此重要关头，尚祈大力劝阻，勒马悬崖，勿使实现，以免事态演变恶化，致使吾辈频年苦心培护两国友谊之努力，顿遭摧残，而贻东亚两大民族子孙无穷之后患也。恳切奉陈，幸明察之！蒋中正。[67]
此外，张群又通过“日华协力委员会”等组织，向“亲台派”议员大野伴睦、岸信介等人，做了种种呼吁。[68](https://www.daowen.com)
1963年8月24日，台驻日“大使”张厉生携带蒋的亲电与吉田会面，吉田做了“一时兴起的妥协”，向张提出把设备转卖给台湾当局或者日台合资的方案，并于27日，派其心腹、众议员北泽直吉到首相官邸探询同意这个妥协案之可能性。[69]
但池田对来访的北泽表示，本次的延期支付出口和西欧的水准一样，而且仓敷的设备出口谈判在1958年中日贸易中断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因此不可能转卖给台湾。同日下午，外务次官岛重信也把外务省见解——由于出口的维尼纶技术已经过时，并延期五年支付，因此不是经济援助这样的意见传达给了北泽，从而实质上拒绝了吉田的提案。
池田拒绝了吉田的提案，也即意味着他不会对台湾当局做出任何让步。但池田并不希望使日台关系再度恶化，因此他也不拟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将这一想法知会台湾当局，意图以吉田名义的信件方式告知，并视台湾当局对该信件的反应再做进一步决定。1963年9月5日，吉田将一封由日本外务省起草的信件以自己给蒋介石回信的方式交给了张厉生。信中按照政府的见解进行了解释，也针对台湾当局“对日本立场似乎缺乏理解的方面”[70]提出了忠告。
对于池田的态度，台湾当局十分震怒。9月18日，池田在会见美国赫斯特报业集团的来访者时，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政策实现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指出“台湾的反攻大陆政策，没有事实的依据，近乎幻想”。此事被报道后，蒋介石当即于21日决定召回张厉生“大使”，而由张伯谨“公使”代行之。[71]不仅如此，台“立法院”还于24日的全体委员会会议上，做出了“对于日本向中共的经济援助，我政府须有不惜与日断绝外交关系之决心”[72]的强硬姿态。
对于台湾当局的强硬姿态，在池田内阁尚未有进一步决定之际便发生了“周鸿庆事件”，这遭致了台湾当局更为激烈的抗议。
1963年10月7日，在中国派往日本的“油压机械访问团”中担任翻译的团员周鸿庆因酒后失言担心回国后受到惩处而从住宿的皇宫大饭店偷偷逃出，想通过台驻日“大使馆”前往台湾。但因司机不熟悉地形，一时未找到正确地址，周在惶恐不安中跑进苏联驻日大使馆中寻求避难。之后，苏联大使馆向日本警视厅报案，周随即被日本警方逮捕。台湾当局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将周送往台湾。与此同时，中方也要求日本将周引渡回国。这样两岸围绕周鸿庆引渡问题展开角力，分别向日本政府施压，这即是所谓的“周鸿庆事件”。
面对台湾当局的压力，池田一方面表示尊重周个人意愿，而并未答应台湾当局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为避免日台关系进一步恶化，特于10月30日派遣自民党副总裁、众议员大野伴睦及自民党外交调查委员会委员长、众议员船田中和众议员村上勇等党内重量级“亲台派”议员为特使，携带池田的亲笔信，以给蒋介石祝寿为名义访问台湾，意图缓和事态。[73]但在这个阶段，池田尚未就成套设备问题和“周鸿庆事件”向台湾当局做出具体让步，仅是想通过“亲台派”议员的礼节性访问来缓和紧张局面。因此蒋对池田的做法根本不买账，并未出面与大野等人会面。而台湾当局其他要员在接见他们的时候，也对日本的处理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如“副总统”陈诚对大野表示，“贵国政府的措施即便只是稍微错误也会导致重大的结果。”[74]张群则指出，“最要紧者，厥为日本处处给吾人一种印象，令吾人感觉看不起中华民国。此系事实，毋庸争辩。如欲改正此种印象，今后应以事实证明”，“目前我们所争者为原则问题，并非争日对我对匪之厚薄。”[75]
为阻止日本将周鸿庆引渡回大陆，1963年11月15日，台湾当局派遣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主任陈建中为“特使”，前往日本游说。为避免周被引渡回大陆，他不仅与外务省的官僚，且与岸信介、大野和贺屋等“亲台派”议员暗中进行多次接触，开始了对池田内阁施加压力的秘密活动。
但尽管如此，日本政府还是在周鸿庆表示返回中国大陆之后决定将其送还中国。对于日本做出的这个决定，台湾当局立刻对日采取了十分强硬的措施。12月30日，台将驻日“大使馆”的高级官员几乎全部召回，仅留一等秘书吴玉良代理事务。1964年1月9日，周鸿庆从大阪返回大陆，尽管会造成极大影响，但台湾当局还是决定停止占日本对台出口额30%—50%的政府采购物资的进口。与此同时，台北市内的反日游行和向日本大使馆投掷石块的行为高涨起来。1月14日，甚至发生了20名暴徒冲入日本大使馆、损坏器物，并伴有人员受伤的事件。与此同时，台湾的学生还开展“五不运动”，即不买日货，不看日本电影，不听日本音乐，不阅读日本书刊，不讲日语。[76]台湾当局的种种迹象是为了向池田表明，台湾不惜断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
面对台湾当局的种种强硬措施，池田起初仍拒绝对台让步，他不喜欢强烈要求向台湾当局做出政治让步的“亲台派”议员的介入，而意图在外务省的事务层级上修复日台关系。[77]但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日益临近，池田出于担忧党内有人意图以日台关系恶化为攻讦口实而威胁他的连任，决议向台湾当局做出妥协，并委托吉田茂出面缓和日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