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t1">本章小结

从总体上来看，“议员外交”是一种非正式的外交运作，发挥着沟通者的作用。但不同时期、不同对象，其作用的侧重与国会议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有所不同。本书将战后日本对华外交轨迹分成1972年以前，1972年至冷战结束，后冷战时代至今这三个阶段，分别对议员对大陆及台湾的“议员外交”过程加以描述和分析。最后指出，在大陆部分，日本朝野政党的国会议员无论在中日之间发展民间贸易还是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日关系面临重大转折各个时期，积极地扮演了代理者与搭桥者的角色，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台湾部分，冷战结束之前，日台之间“议员外交”一直限于自民党国会议员，实行的也是“自民党对国民党”的单一轨道联系，他们在东京与台北之间进行沟通，很好地扮演了中介者的角色。但相比之下，这个阶段台湾方面是较为主动地利用自民党国会议员在台日之间进行沟通。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日之间战略性结构矛盾日益凸显，中日两国一方面加强合作、一方面竞争愈发激烈的态势日趋明显，及日本国内与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发生重大改变，一方面日本越来越视台湾为防范与遏制中国的最佳工具，另一方面台湾岛内的独立势力也视日本是抗衡祖国大陆的有效外援，这直接促使两者相互勾结，并有不断加强之虞。因此，双方均十分重视“议员外交”在两者之间发挥的作用。双方均主动出击，利用“议员外交”在相互之间发挥影响，施加压力。概言之，在这一时期，“议员外交”是双方沟通的重要窗口，依旧发挥着积极的中介作用，但方式则变成日本朝野政党的议员“亲台”组织对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多管道沟通。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该时期日本的国会议员主要以日本自身国家利益为最大考量，因此不会导致日本只与大陆保持官方关系的两岸政策的基本框架发生根本性转变，但决不能忽视其对中日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书认为，日本与台湾当局签署“日‘华’条约”，而不与新中国建立官方往来是一种不正常状态，因此无论从哪种角度考量，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大势所趋，因此中国大陆与日本发展民间贸易的目的明确，即“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加强与日本各个方面人员之间的往来，期待他们为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发挥积极的作用。(https://www.daowen.com)

日台”断交”后，双方之间通过“交流协会”与“亚协”发展经贸、文化等事务性的往来，因而双方十分注重借助国会议员的“私人”关系，以非正式的“议员外交”使日台政治往来的渠道保持畅通。相对而言，台湾方面更加注重日本国会议员在日台之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经常在这个方面主动出击。

一言以蔽之，在对“议员外交”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既要强调朝野政党议员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不能忽视“亲台派”议员穿梭于东京与台北之间的活动对中日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