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中的台湾因素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的产物，是涉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受任何外国势力干涉”。[16]然而，自台湾问题出现伊始，便有美日等外国势力牵涉其中亦是毋庸讳言的。
从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上来看，从1874年开始日本就染指台湾，从1895—1945年更是对台湾进行了50年的殖民统治。“二战”结束后，台湾虽然回归中国，但日本对台湾的特殊情结时至今日始终挥之不去。如前所述，中日关系向来被视为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从根本上而言是两国存在着结构性的战略矛盾，在表象上则有台湾、钓鱼岛主权归属、历史认识等众多问题，这些是横亘在两国之间的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它们或系历史遗留，或牵涉民族感情，或涉及国家利益。其中台湾问题既涉及历史与民族情感，又是中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不仅成为中日两国结构性矛盾的根本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东海大陆架的划分与钓鱼列岛归属问题，其敏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在中日关系中无出其右。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一改“台湾海峡中立化”的态度，杜鲁门总统于6 月27日派遣海军第七舰队对台湾海峡进行巡航，意图阻止中国解放台湾。此后，台湾不但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还成为了西方阵营的一员，积极充当美国防共、反华的桥头堡。1951年1月，美国政府重新开始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援助，翌年2月10日签署了《美“华”共同防卫相互援助协定》，并向台湾派遣军事顾问团。1954年12月美台双方又缔结了《美“华”共同防卫条约》。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共向台湾提供了约15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军事援助约8亿。[17]
中美建交后，美国一方面承认（acknowledge）“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在国内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根据该法案，美国实质上视台湾为准主权国家的“政治实体”，继续向其提供大量武器。[18]冷战结束后，对美而言一方面中国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中国威胁论”之说却日益甚嚣尘上；另一方面因台湾开始推行“民主化”，以至被视为“亚洲民主的优等生”，这不但增加了美国协防台湾的借口，也使得美国越来越重视台湾在遏制中国方面的战略地位。因此，在1996年的《美日安保联合宣言》及翌年达成协议《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中美日首次将“台湾”纳入到日本的“周边事态”范畴当中。到2005年2 月19日，美日两国在美日安保协议委员会的所谓2＋2会谈上，又首次将“台海问题”列入关注的“共同战略目标”，明确表示要干涉中国的统一大业。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之所在，那么台湾对于中国的重要性究竟何在呢？
首先，台湾在地理上位处要津，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其地处大陆的东南缘，是大陆门前的桥头堡，同大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对大陆而言，台湾“扼沿海七省之咽喉”，不偏不倚地处于东海与南海相衔接的战略要冲上，北与舟山群岛，南与海南岛相连接，恰好形成一条可以有效护卫大陆的海洋防护带，同时亦是中国航向太平洋的唯一必经关卡。从国际角度来看，首先台湾地处海运枢纽，全球有近40%的贸易要通过台湾附近的海域，台湾海峡是西太平洋重要的国际航道，其地位之特殊不言而喻。此外，台湾还具有极大的战略纵深和强大的军事潜力，深具战略意义。台湾是西太平洋上的大岛，北与日韩两国相接，南经菲律宾，与东南亚、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国遥遥相望，居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北起白令海峡，向南连接阿留申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及马来西亚直到印度尼西亚）的中央战略位置，被视为西太平洋上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它往西可以控制中国往西太平洋发展的门户，往东可以进逼西太平洋的“第二岛链”（由白令海峡南下延伸，经日本的小笠原群岛和硫磺岛、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加罗林群岛，沿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岸，直至澳大利亚东岸），威胁美国在夏威夷的最后防线。一言以蔽之，从军事角度而言，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枢纽位置，和“第二岛链”的前进基地。因此，台湾显要的战略位置无论是从军事角度还是经贸层次来考量对于中国国家安全与利益的重要性均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从历史上看，台湾自古即属于中国。对此，1993年8月国台办在发表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白皮书中进行了高度概括。
台湾古称夷洲、流求。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情景。距今1700多年以前，三国时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等对此就有所著述，它们是世界上记述台湾最早的文字。
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设“承天府”。清朝政府逐步在台湾扩增行政机构，加强了对台湾的治理。1684年设“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下设“台湾”（今台南）、“凤山”（今高雄）、“诸罗”（今嘉义）三县，隶属福建省管辖。1714年，清政府派员测绘台湾地图，勘丈全境里数。1721年，增设“巡视台湾监察御史”，改“分巡台厦兵备道”为“分巡台厦道”。尔后又增设“彰化县”和“淡水厅”。1727年，复改“分巡台厦道”为“分巡台湾道”（后又改为“分巡台湾兵备道”），增“澎湖厅”，定“台湾”为官方统一名称。1875年，清政府为进一步经营和治理台湾，再增设“台北府”及“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和“基隆厅”。1885年，清政府正式划台湾为单一行省，任刘铭传为首任巡抚，行政区扩为三府一州，领十一县五厅。[19]
如前所述，两岸尚未统一的现状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造成的，因此“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受任何外国势力干涉”。[20]然而，在历史上，自16世纪西方殖民者初次东来之际，台湾便被纳入到殖民者的视野当中，先后被荷兰、西班牙及日本进行过殖民统治，直到1945年回归祖国，其间几番分合，一方面反映了反殖一方对殖民者的不屈斗争，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台湾局势与国际格局的演变息息相关。而台湾问题能否最终顺利解决既是中国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最重要标志，亦是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与和平发展的一大考验。
台湾问题延宕至今，在岛内局势与两岸力量对比及国际局势均发生了重大改变的环境下，其问题的核心也从国际上中国的代表权之争演变成今日的分裂与反分裂、“台独”与反“台独”的斗争。
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一隅，利用冷战美苏两大阵营的激烈对立，积极投身到美国领导的围堵中国防线中，还在美国的支持下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继续窃据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席位，并俨然以正统的中国政府自居。当时台湾当局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中国内战的延长，即“视中共为叛乱团体，不承认中共是合法政权；在国际社会中，坚持我国是唯一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权，不与中共代表并存；要求邦交国不得与中共发展关系，更不能建立官方关系。这种被国际关系学者称之为‘零和游戏’的外交斗争模式，在国内，便是政府所标榜的‘汉贼不两立’政策”。[21]这一政策并未因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席位而改变，而一直延续到蒋经国病逝为止。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台湾问题主要体现为两岸谁是在国际上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代表权之争。
自李登辉主政后，首先以两蒋时代“汉贼不两立”的外交政策使得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日蹙为由，转而提出“务实外交”的理念。所谓“务实外交”，李本人曾在1993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做了明确说明，“什么是务实外交呢？简单讲就是要让人家知道我们的存在。有存在就有希望，存在就必须发展。所以，我们是以灵活的策略争取在国际间生存发展的空间。”[22]至于现实中的具体作为，李表示：“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也是国家之间联系的管道。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为维护本身的权益，参与国际社会活动，都必然会因时、因地、因事而采取若干弹性的措施。……在外交方面，我们除将继续加强与各友邦的双边关系外，同时，也将尽一切努力，与所有无敌意国家，建立和增进彼此间经贸、文化和科技等各项实质关系，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活动，克尽国际责任，分担国际义务，以在国际上开拓更宽广的发展空间。”[23]由是观之，从表面上来看，“务实外交”是在“汉贼不两立”的政策已不能因应国际格局的转变之下，而为拓展台湾“国际生存空间”提出的新的外交理念。但实质上，这是李逐渐偏离两蒋时代“一个中国”原则，走向“台独”之嚆矢。台湾问题的核心也逐步表现为分裂与反分裂、“台独”与反“台独”的斗争。(https://www.daowen.com)
其后，李登辉在1990年5月鼓吹台湾与大陆属于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24]此外，他还纵容、扶持主张所谓“台湾独立”的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使“台独”势力迅速发展，“台独”思潮蔓延。在李主导下，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实际的分裂步骤。如在政权体制方面，力图通过所谓的“宪政改革”将台湾改造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以适应制造“两个中国”的需要。在对外关系方面，不遗余力地进行以制造“两个中国”为目的的“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活动，连续多年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在军事方面，大量向外国购买先进武器，谋求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企图变相地与美、日建立某种形式的军事同盟。在思想文化方面，图谋抹杀台湾同胞，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意识和对祖国的认同，挑起台湾同胞对祖国的误解和疏离感，割断两岸同胞的思想和文化纽带。[25]
1995年6月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时又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说法。[26]与此同时，他还在岛内首度强调“台湾”的意识，建立强固的“台湾认同”（Taiwan Identity）。他指出，所谓的“台湾认同”就是“台湾的国际地位必须明确化，当务之急是将‘中华民国台湾’或者是‘台湾的中华民国’实质化”，唯有如此台湾人民才能真正拥有主权，并充分发挥自由意志，开创自己的未来。[27]而与之相对应的现实动作中最引人注目的即是1998年10月，台“立法院”正式通过“台湾省政府功能业务与组织调整暂行条例”法案一事。台媒体称之为“台湾省政府精简案”，其表面上是“冻省”，实质上是“废省”。[28]对此，美国学者柯义耕（Richard C．Kagan）指出，“台湾省政府虚级化，使得位于台北的中央政府成为治理台湾及其所属地的唯一机构。在这些措施之后，台湾已经不再是中国的一省，也不再只是中华民国的一省。台湾就是台湾，是位于中华民国政府管辖之下的一个独立、民主、名符其实的国家。”[29]1999年，李登辉出版了《台湾的主张》一书，书中除了继续强调“台湾认同”外，更是赤裸裸地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最后，李登辉在同年7月9日接受德国公共广播电台“德国之声”采访时，又就两岸的政治定位抛出所谓的“两国论”。他表示，“自1991年修宪以来，两岸关系的定位就成了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special state－to－state relationship）。”[30]此举不但直接导致汪道涵会长无法赴台进行海协与海基两会的磋商，也使得两会商谈机制一度中断，两岸关系一度迫近红线。
2000年3月18日，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利用国民党的分裂，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众所周知，“台湾独立”是民进党一贯的政治诉求，也是明列在其党章之中的条文。因此，从2000年到2008年，在民进党主政台湾的八年中，号称“台湾之子”的陈水扁“继承”并“发扬”了“台湾之父”——李登辉的“台独”衣钵，从提出“一边一国论”到“冻结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再到高分贝要求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并举办“入联公投”，这一系列的“急独”行径，一步步地将台湾推向法理“台独”的边缘，不断制造两岸关系的紧张与对立。与此同时，民进党还在岛内制造族群对立，撕裂台湾社会，这亦间接导致了国民党逐步偏离统一的轨道，其“蓝皮绿骨”的色彩日趋浓重。因此，尽管在国民党重新执政，两岸关系已经大为缓和的当前局势下，台湾问题的核心依旧是分裂与反分裂、“台独”与反“台独”的斗争。
从两蒋时代开始，台湾便甘愿充当美国反华反共的桥头堡。而从“台湾之父”到“台湾之子”的时代，他们一方面在岛内大肆宣扬“台独”，并从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层面推行“去中国化”，另一方面毫不讳言地向美、日等国寻求支援，积极主动地要求纳入日美同盟体系，扮演防范与遏制中国的角色。如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中就强调：
考量全球的战略情势，绝不能忽视台湾的战略地位。例如美方提出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构想，如果没有美、日、台三方的合作，再加上南韩积极参与的话，此一建置终难成功。[31]
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一直被视为最核心的问题，而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程度深浅则是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所处的位置息息相关。因此，一直以来台湾均被美国视为防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及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有效工具。所不同者在于冷战伊始美国重视前者，冷战结束后，尤其是在中国实力越发强大的今日后者则成了美国的主要战略考量。但由于台湾问题是涉及中国国家根本利益之大是大非问题，在中国政府与人民为实现祖国统一而表现出坚强决心的情况下，美国对两岸政策的总体方针可概括为“一个中国，三个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2005年2月18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重申美国遵循“一个中国政策”，指出美国承认的“一个中国政策”就是基于三个公报之上，但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之下也有责任，并强调“中国不能改变现状，台湾也不能改变现状”。[32]换言之，美国希望两岸之间“和而不合”，维持美国所定义的两岸现状不变，并反对两岸单方面改变这种现状。
在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国际环境中，美国因素是第一因素，而日本因素则是第二大关键性影响因素。但因日本在地缘、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台湾有着密切联系，且曾经殖民台湾的历史与台湾地缘战略位置对日本在心理和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的影响，使得日本从各个方面深深地介入台湾问题，尤其是通过日美同盟与美国一起在军事安全方面构成了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主要外部因素。台湾学者何思慎指出，因台湾在美日两国全球战略布局上的程度不同，一旦台海出现不测事态，美日干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台湾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其重要程度可能连前三名都排不上；而台湾对于日本的战略意义，绝对排在第一位。因此，日本在台海利益之层次较美国更属于生存利益。[33]日本学者中村胜范更是直接指出，“台湾的危机，就是日本的危机”。[34]
日本属于海岛型国家，海洋对其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而言无疑于是“生命线”。因此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向来重视海洋在其国家中的战略位置。总体而言，日本海上运输航线可分为东南航路带与西南航路带。前者系由中东—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东海—大阪航线，后者则指由澳大利亚—马里亚纳群岛—小笠原群岛—东京所构成的航线。这两条航路带构成了日本所谓的1000海里航线带，而台湾恰位于其正中央位置，它同时还连接着日本与欧洲、中东、东南亚的航路。据统计，每年经过台湾海峡的日本籍船只约3500艘，运载着日本所需的85%以上的原油及一半的战略物资。因此说确保了台湾海峡的安全，也就有了日本的和平与繁荣，其对日本的意义犹如“生命线”一般，这话毫不为过。基于此，日本右翼学者和泉太郎曾十分露骨地指出：
对于重视南海航道甚于任何国家的日本来说，台湾被中国用武力吞并之后，所造成的损失是无可计量的，所以日本当然要尽量阻止中国侵占台湾。这不仅是基于人道、政治思想方面的考量，台湾维持自由，不成为共产中国的一部分这件事本身对日本的生存也极为重要。[35]
然而，任何日本的执政者也都承认，日本必须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以确保其国家安全，中国大陆对日本而言也是“生命线”，这种认知并不因中国大陆政权的更迭而有所改变。[36]于是，战后日本面临的最大外交课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另一个是如何解决同中国的关系问题。从日本的外交排序上而言，日美关系最为重要，中日关系则居次。因此当美国要求日本在外交上必须承认台湾当局之际，日本虽然屈从了美国的意见，但由于中日关系对日本国家利益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故日本在外交上承认台湾当局的同时，并没有如美国那样使中美关系处于中断状态，提出了所谓的“政经分离”原则，与中国发展经贸、文化及体育等方面的交流。这其中，日本国会议员等民间人士所进行的一系列非正式外交不但确保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也为中日恢复邦交前经贸关系的开展与扩大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更为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从中日复交到冷战结束，日本一方面不断增进与大陆的关系，两国在政治、经贸、文化及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可谓突飞猛进；另一方面日本依旧在“政经分离”原则的指导下，利用国会议员中的“亲台派”与台湾进行一系列非正式接触，维持着双方实质性的关系。
最后，冷战结束到新世纪，一方面中日“竞争＋合作”的姿态愈发明显，另一方面随着“台独”意识逐步抬头，台湾问题的本质变成了分裂与反分裂、“台独”与反“台独”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加速了“台独”势力与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相互勾结的趋势。日本政界“台湾帮”的作用日益突出，日台“议员外交”也愈发活跃和加强，且官方意味越发浓厚。但尽管如此，鉴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在日本外交排序中仅次于日美关系，且两国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日本维持并发展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是日本两岸政策的“大前提”，而鉴于台湾对日本的重要意义及利用其作为遏制与防范中国的有效工具，日本也会继续维系并扩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与“大前提”相对应，这是“小前提”。虽然横向上大小前提处于并存状态，但纵向上“大前提”决定了“小前提”，即中日关系决定了日台关系的框架。换言之，日本以发展与大陆关系为主，与此同时维持并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往来将是日本对两岸外交政策的最佳选择。因此，从该意义而言，非正式的“议员外交”在今后的日台实质性交往中仍将占据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非正式的“议员外交”是战后日本在因应国际格局的变迁及自身在其中所处位置的变化，面对两岸未统一的现实，以现实主义为原则，基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考量，而将国内政治运作中的常态现象外延运用在对外关系上的一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