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蒙山经历
二战结束后，斯潘诺斯继续完成一度被战争中断的学业，并于1950年从卫斯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毕业，取得学士学位。随后他来到位于赫尔蒙山的一所私立中学任教，这也恰巧是爱德华·萨义德当时的就学之处。两年不平凡的教书经历不仅开阔了斯潘诺斯的学术视野，还使他在新旧观念的撞击中受到巨大的思想震撼，为他今后的人生道路指明了发展方向。萨义德在回忆录《格格不入》中表示，赫尔蒙山的文化氛围中始终渗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疏离感和排外性。这在斯潘诺斯任教的学校亦不例外，学校管理制度等级森严、难以逾越，所谓的经典知识被一成不变、周而复始地灌输给学生。保守的课程设置，温和的人文修辞，以及不容违背的社团仪式，共同构成了赫尔蒙山顽固不化的教育模式。
斯潘诺斯早在卫斯廉大学读书期间就意识到了，隐藏在美国人文主义教育模式之下的是令人窒息的精英主义、白人政治和父权思想。强大的管理机构通过建立兄弟会巧妙地将各种“异类”（如有色人种，女性等）排斥在外，后者被归属到低人一等的少数团体，理所当然遭到主流群体的歧视与排挤。尽管有着工人阶级背景和少数族裔身份的斯潘诺斯在卫斯廉“有幸”被列为兄弟会的一份子，但多年以来，他在精神上始终承受着一种难以释然的痛苦。就像斯潘诺斯在《爱德华·萨义德与我：回忆赫尔蒙山》中谈到的：一方面，与当时第二代移民的后代一样，我渴望自己“美国化”，以便摆脱在美国人眼里是个“外国佬”的耻辱和痛苦；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能够抵制这种“美国梦”产生的强力诱惑。(2)一句话，自由精神背后暗藏的种族中心主义使这位深感“异类”的年轻人备受精神折磨。
在赫尔蒙山这个充斥着无差异性、几乎彻底美国化的偏僻之地，斯潘诺斯没有找到梦寐以求的归属感，这促使他以一种“局外人”的心态不断地追寻对自我灵魂的救赎。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发现，美国的专制性教育体系和具体的历史环境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此前，美国正竭尽全力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与蔓延，矢志在全球范围内捍卫资本主义的“自由空间”。为了实现该目标，它为希腊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加快发动朝鲜战争的步伐。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旦覆盖在权力表面的虚伪面纱被撕破，暴露在世人面前的便是为霸权主义意识形态服务的人文主义教育本质。从赫尔蒙山呆板的教育模式中，我们看到的是对美国政府冷战时期反共产主义思潮的迎合姿态。它给学生灌输的“美好生活”是建立在将无限夸大的社会责任置于“个人存在”之上，把国家安全列于世界正义之前，全然无视法西斯极权主义给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令斯潘诺斯深感欣慰的是，在保守僵化、死气沉沉的赫尔蒙山，从基督教存在主义吹拂而来的缕缕和风，竟然能够改变一度极其压抑的心境。在这里工作的第二年，因为和当地联合神学院的几位学生来往比较密切，他开始接触以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基督教存在主义思想。对于斯潘诺斯而言，这就如同文化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自己长期遭受压制的个体精神得到彻底解放，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驰骋。在与克尔凯郭尔思想的对话过程中，斯潘诺斯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拥有独立存在价值的生命个体，而绝非一个在传统形而上学视野下遭到贬斥的无足轻重的物体。通过阅读先哲的一系列著作，如《恐惧与战栗》、《非此即彼》、《哲学片段》、《论反讽概念》等，斯潘诺斯不但发生了审美意识的彻底改变，还极大丰富了精神世界，这些都直接作用于他后来对“存在”意义的探索。在斯潘诺斯眼中，联合神学院象征着一种植根于广阔的历史语境、旨在冲破形而上学规训机制的新兴教学力量，它的出现为当前深陷逻各斯中心泥潭、毫无生机活力的教育现状注入了新鲜血液。不同于自大自满、目空一切的人文主义传统，神学院的老师在教学中，习惯将重点放在“提问题”上，认定“问题”本身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答案，这从根本上背叛了已经盛行一千多年的柏拉图教育理念，具有不容忽略的现实意义。
伴随着与神学院学生交往的逐步深入，斯潘诺斯慢慢意识到，赫尔蒙山的基督教存在主义者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处于边缘地位的知识社团，它预示着发生在美国思想界的一种势头，从本质上讲，它不仅仅是反形而上学的，同时也是反西方的，特别是，它的反“美国”倾向。(3)正是在克尔凯郭尔精神力量的感召之下，这个边缘知识社团的成员开始深入美国的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的聚居区，目的是要通过宣扬具备开放性与改变性的存在主义思想，让那些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对未来充满绝望的受压迫者产生一种对话意识，改变长久以来被迫沉默的状态，学会为自己呐喊、抗争。基督教存在主义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先锋力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成一股抵制霸权主义的重要政治力量，在美国的“反越战”与民权运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它还对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国际霸权地位而在世界各地大肆扶持独裁势力，甚至采取直接军事干涉的行径进行了猛烈抨击。
两年短暂的赫尔蒙山教学经历给斯潘诺斯一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基督教存在主义在他心中开始慢慢地生根、发芽，不仅改变了斯潘诺斯对自我人生的定位，以及观察世界的视角，还一直影响着他此后的思想动态，为其学术批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十余年后，斯潘诺斯撰写的博士论文《现代英国诗歌剧中的基督教传统》就是彻底脱离了新批评框架的约束，将现代派诗人艾略特的作品置于克尔凯郭尔的阐释框架下进行的全新解读，存在主义对斯潘诺斯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从此，这种幽灵般的精神力量，犹如搭上了挥动着时间翅膀的马车，在斯潘诺斯的研究论著中盘桓不去，不断升华，成为其学术思想的灵魂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