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毁”阐释学
斯潘诺斯立足于“重复”哲学，严格遵循差异化的思维模式，反对同化概念，提出一种具有后现代意义的“摧毁”阐释学。“摧毁”不同于“解构”，前者与以往的形而上思想流派如出一辙，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种认识论。不过是当某一业已建立的中心遭到破坏后，用另一个冠冕堂皇的中心取而代之，因而它只是一种经过变体的形式主义批评。与之相反，摧毁则具有明显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其现象学式研究彻底摆脱了解构主义的局限，在对文本进行解构的同时亦不忘重建。“摧毁”阐释学是一种建立在后现代想象基础上的批评方法，它坚持现代主义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该持客观、公正立场”的预设是十分幼稚荒谬的。现代主义把读者视为受“本体—神—逻辑”传统挟制的傀儡，使他们带着一种根据推论来形成认识规律的“书写”意识走向文本。斯潘诺斯相信，既然一切文本中心皆属“不在场”，与之相应的文学阐释也应当在不断追求开放性结果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拥有临时性和无限的历史性。他由此得出结论：现代主义阐释学一贯标榜的所谓客观性，不过是经典中隐藏的线性或认识论的人文主义意识，为了达到传统经典的标准，与之相关的价值体系被强加到各种文本之上。(67)
后现代范围内的阐释方法种类繁多，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对海德格尔关于主体“公正性”引发的质疑普遍持赞同态度，此类质疑不仅构建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阿多诺、福柯、拉康等20世纪思想伟人的理论基础，还直接导致了不容忽视的后现代思想意识的差异性。20世纪初，随着海德格尔的划时代著作《存在与时间》的出版，阐释学经历了一场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根本转向：研究对象不再单纯是文本或其他精神客观化物，而是人的此在本身；理解不是对文本的外在阐释，而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揭示。理解正是作为一种存在的模式，才成为一切解释活动的基础。理解必须由“前理解”开始。我们注意到从启蒙运动开始，为了迎合所谓的“公正无私”，人们总是以一种轻蔑的口吻提及“偏见”，大肆贬抑其应有的价值与地位。在传统观念里，有成见就意味着不能保持中立，必将限制理解者的视野。以此为出发点，隐藏在传统真理观身后的认识论便将研究对象从具体的生存时间和生活处境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纯粹而又可共享的“在场”。以结构主义为例，它致力于一种纯结构的分析，主张将文本的所有非结构部分都悬置起来，这无疑是将“阐释”视为跨越时间因素的静态过程。在此过程中，“理解”或“阐释”本身应当拥有的历史性与世俗性却被人为悬置起来。
阐释者把“存在”还原为一系列无时间性、无差异性的“此刻”之点，有意识地预设了一种遗忘历史，展现“在场”的非本真状态。事实上，人们任何时候对周围事物的理解都离不开头脑中固有的观念或前见，根本不存在没有预设或假定的客观性理解。每个读者都是带着较强的历史意识和留有文化烙印的各种“前见”对文本进行重新解读。伽达默尔指出，一种带有偏见并受到解释学训练的意识，从一开始就易于接受本文的不同之处，也就是说他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心理……将自己的前见解即成见与本文同化，实现一种新的理解。(68)因此，合法的成见会产生积极的创造性理解。那种“为了追求客观公正的理解而抛弃所有前见”的观点本身就有失公允，只有破除这一偏见，才能为正确理解人的有限性开辟道路。
海德格尔极力反对推理性的人类学逻辑阐释模式，在《存在与时间》中，他呼吁一种具有原创精神和开放性的现象诠释学，在不断揭示和发现意义的过程中展现其解放性。他运用“生存—理解—语言”的阐释学模式揭示了人类当下面临的困境，指出阐释的危机就在于阐释者总是面对不可阐释之物，这一令人困惑的境况正是后现代人的根本处境，同时也是解释的自我消解结构的原初状态。(69)这种阐释理论认定，理解不再是一种认识方法，而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理解不是为了单纯寻求新知，而是为了阐释我们存身其间的一种方式。海德格尔率先提出任何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翻译者的前理解。在他看来，理解不是人的主体性意识，而是人在世间的存在模式。理解不可能是客观的，它的本质是作为“此在”的人对存在的理解，受制于对其有决定作用的“前理解”。一切解释都必须产生于一种先在的理解，解释是为了获得一种新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解又可作为进一步解释的基础。解释并不是为了把握一个外在事实，而是去理解一种存在的潜在性和可能性。进而言之，理解的首要阶段是带着历史经验或“前见”去阅读单个文本。这是瓦解西方文学传统的开始，它不仅证实了人们对文本的理解是在不断误读中进行的，具有不可穷尽性，而且赋予了文学话语“征服形而上学”的艰巨任务。
受存在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斯潘诺斯冲破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重重包围，坚决否认任何“绝对客观意义”的存在，大胆地把历史意识纳入阐释学的视野范围，进行带有“前见”的历史性阐释。历史意识一直以来就是后现代主义论争的焦点，斯潘诺斯详细分析了因受传统美学理念的影响与制约，现代文学作品中有关时间和历史被故意扭曲的现象，发现问题实质，进而强调历史意识是人们创作与鉴赏后现代主义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他对现代美学的形而上思想进行了猛烈抨击，明确表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植根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是真实世界而非抽象遥远的存在，自始至终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下。斯潘诺斯理解中的历史是变动不居的，充满了创新，蕴涵着机遇，就像是一个不断被解释的螺旋体。因而人们只有立足于当下的视野，才能对文本意义做出全新解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阐释者的生存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增减和改变着文本的历史意义。包括“经书”在内的一切文本都不是从过去遗留下来的意义僵硬的语句字符，在文本的解释与传承中，不存在超越具体历史语境、语义一成不变的天外来书。
同一文本在不同的历史解释情景中将展现不同的“真相”。文本“真相”的解释不再是被动的“观照”或“反映”关系，而是一种伴随着特定读者的具体生存境况而逐渐变化的历史“生成”过程。用法国哲学家利科的话来讲，文本自身不是封闭的，而是对外开放的。在任何条件下，阅读都是将一段新的话语连接在文本的话语之上。这一话语间的连接现象就表明，在文本的构成本身中存在有一种不断更新的原创能力，这一不断更新的原创能力就构成了文本的开放性特点。(70)由此，读者的阐释活动绝非单纯的认识论上发现文本意义的过程，它更是存在论上对文本意义的参与创造，这一过程意味着克服异己，获得新的价值意义，是文本与读者的自我更新与再生成的过程。而归根结底，文本解释是要让原来在文本中作为可能存在的东西“现实化”或“现在化”，将这些可能因素通过阐释者创造性地显现出来。
斯潘诺斯坚持文学批评应当面对文本阐释的开放性和临时性，要突破传统的“阐释权力意志”，因为这种意志已习惯从某种终极或单一的角度来阐释文本，不可避免地就会造成理解的闭合性。他极力提倡废除所谓具有超脱性的结构主义阐释法，强调任何一种阐释行为必然出于某一具体的历史语境，文本没有绝对的意义，阐释始终都是开放的，过程中的、暂时性的、具有无限的历史性。斯潘诺斯倡导的后现代阐释学是一种消解黑格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具有历史意识的阐释学，它注重理解的前结构，主体的历史印痕，以及后现代机遇的本体论“对话”。后现代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阐释而增殖的“新的意义”，作品的意义只对向它敞开自己历史的人呈现自身，读者的体验和理解是对艺术作品本真意义揭示的关键。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是无限变化的，它永远处在与理解者对话的意义生成过程之中，这从根本上打破了现代阐释学意欲复原“本义”的梦想，使主观阐释走向了多元化。
他承认人们在各种“前见”的影响下，对同一文本产生不同理解的合理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平等地位。同一文本在不同的历史解释情景中必将展现不同的“真相”。文本“真相”的探索不再是一种被动的“观照”或“反映”关系，而是一种伴随着特定读者的具体生存境况而逐渐变化的历史“生成”过程。在后现代阐释学中，所有的同一性、整体性和权威性都是被解构的对象。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内部都暗藏着怀疑、误读和推翻自己意旨的否定因素，任何解读的洞见本身就包含了排斥其他见解的“盲视”，每个批评结论都包含着自我瓦解的危险。在此意义上，斯潘诺斯不再将文本视为一个有固定中心和终极意义的统一体，相反，他强调从含混、矛盾的细微之处入手，挖掘出被既定话语掩盖的潜在意义，寻求在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下对同一文本的多种解读。他坚持意义的自由性和不确定性，力图使一种意义主宰一切的局面让位于多种意义的并置。这种阐释思想成功地祛除了原意的向心性，瓦解了形式的束缚力，超越了一切逻辑链条的桎梏，以一种全新视角和创新精神，使文本语言重新活跃起来，让“文化相异性”和“多音协调的后现代性”在多元化阐释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在斯潘诺斯眼中，世上根本不存在没有读者的阅读。文本一方面由于自身内在的“间距性”，会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性格；另一方面，由于读者的始终“同在”，文本不断生发对外交流的冲动，就会产生被解释的意愿。文本一旦被抛入“世俗性存在”或具体的历史境遇之中，曾经固有的封闭性和内在性就会被打破，呈现出无限开放的趋势，文本意义亦得到不断地丰富与更新。斯潘诺斯还认为，人总是处于某种特定的理解境遇中，而这种理解境遇必须在某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加以修正，海德格尔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确定理解，使理解重返主—客体分裂之前的人的本真状态。因此，理解从来就不是阐释者的一种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理解不能再被简单地视为从言语或文本把握作者意图的单向“求真”活动，阐释者与被阐释对象应当是相互包容的、相互支撑的。阐释学一改过去对作者心理意向的探究，被规定为对文本所展示的存在世界的阐释。只有通过阐释，存在的本真意义和基本结构才能得到展示。
从后现代阐释学的角度来解读一部文本的意义，就是将人们关注文本时习惯持有的“当前”和“过去”两类视野彻底摧毁，在一种介入性或带有感情的阅读过程中，对其进行转换与糅合。这一过程称之为阐释学上的“重复”，用伽达默尔的话讲，就是“视野的融合”。(71)斯潘诺斯指出，令人深思的是，这种重复行为在发生的瞬间，亦宣告了自身的瓦解。原因就在于，倘若长期处于稳定的调和状态，最终结果只会导致读者疏离历史语境下的文本，从而掩盖其世俗性存在。从这层意义上讲，它再次印证了重复就是在“同一”中寻求“差异”，正是这种差异让“过去”视野下的文本随时准备在当前的历史语境下得到更新。在此基础上，我们不难发现文本阐释涉及的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社会政治，以及文化历史之间有着不可分解的联系。毫无疑问，基于后现代主义重复哲学之上的“摧毁性阐释”意味着一种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解构与重建，批评与创造同时进行的双向运动，成功避免了重蹈黑格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