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主的陷阱

（二）民主的陷阱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语，原指多数人统治，后来逐渐发展为指一国公民在政治上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以此为标准，凡是能够代表多数人意志的政府，都会不同程度地具有民主的特性。但在许多西方人看来，只有西方的文化土壤才能酝酿出真正的民主精神，而在第三世界国家历史文化背景下实现的民主则被他们武断地与“侵犯人权”画上了等号。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与自治单靠自身的政治运行和经济发展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凭借外力的推动。在这种情况下，“对外输出民主”成为美国在海外实现其政治与安全利益的重要途径。美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时，早已习惯以“促进民主”、“保护人权”和“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为由，肆无忌惮地推行新干涉主义。它常常置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于不顾，不惜发动战争，干涉他国内政，损害他国主权。我们注意到，美国外交史上的“输出民主”往往是通过非民主，乃至战争的途径，很多时候，落后国家建立民主自治体制完全是在自己国家主权遭到严重侵犯的情况下进行的。于是就出现了枪口下的选举，压力下的政体变更，甚至直接出兵的武力干涉等令人震惊的事件，无一不是对民主本身的莫大讽刺。斯潘诺斯在解读《文静的美国人》的过程中，撕开了“美国式民主”的虚伪面纱，体现了在“同质性思维”的掌控下，民主自身所具有的悖论性。

斯潘诺斯对美国在越南实施的种种暴力行径表示深恶痛绝。他认为，从1964年到1972年，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盛的国家动用了最大限度的军事力量，使用了除原子弹之外的一切武器，去镇压一个弱小的农业国（越南）里发生的一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这一看似难以理解的举动却暗藏许多玄机。⁽⁴⁴⁾尽管美国政府是在“遏制共产主义和增进自由”的口号下肆无忌惮地侵略一个东方弱国，但数百年来，究竟是什么东西吸引各国列强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地来到东南亚，拼命想占有这块地方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东南亚国家物产丰富，有大量可供出口的产品，包括大米、橡胶、棉花、香料、石油等等，而这些都是西方国家十分匮乏的。那么，美国是如何帮助越南人民走上“民主”之路的呢？1965年，美国政府故意捏造了“东京湾”事件，诬陷越南鱼雷艇攻击了正在公海巡逻的美国“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并以此为借口对越南发起了全面战争。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1968年，共有50万美国军队开赴越南战场。美国空军对越南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狂轰滥炸，旨在摧毁越南人的抵抗意志。

战争初期，几乎没有美国人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在南越使用空中力量都干了些什么，这里每天都有无辜的平民伤亡。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投掷了700万吨炸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在欧洲和亚洲的炸弹总量的两倍还要多。南越的广大地区被宣布为“任意交火区”，也就是说，留在该地区的所有人，包括平民、老人和孩子，都被认为是敌人，可以随意对他们实施轰炸。有窝藏越共嫌疑的村子动辄遭到搜查和摧毁，村子里凡达到从军年龄的男人一律处死，房子被烧掉，妇女、儿童和老人则被押往集中营。在一个名为“凤凰行动”的计划中，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越人员未经审讯就秘密处决了至少2万南越平民，仅仅因为他们被怀疑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此外，它还用飞机对大面积的植物喷洒毒剂，致使越南妇女生下了许多残疾儿。

即便如此，美国官方还在为其屡屡犯下的罪行申辩，认为从反对“共产主义者”的必要性的角度来看，这些士兵的行为属于正当的爱国主义行为。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残酷性开始触动许多美国人的良知，人们意识到身为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美国对结束这场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67年，马丁·路德·金以上帝之子的名义，在纽约河边教堂演讲时大声疾呼，战争的蹂躏使大量的土地被迫荒废、家园惨遭毁坏、文明遭到践踏。交战双方均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战死疆场、尸骨无存，一切结果都表明美国选择的道路是错误的，因此他们必须向当权者进言，设法制止这种愚蠢的行为。

19世纪以来，科技的快速发展使战争日益残酷，人们已掌握了种种毁灭性的破坏手段，美好的家园在顷刻间沦为一片废墟，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人文价值被毁于一旦，越南战争就是活生生的证明。文明在远离美洲大陆的一片热土上再次惨遭美国暴力的疯狂蹂躏，运回美国的一个个装尸袋也成为所谓“民主”事业的牺牲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曾凭借自身绝对的经济与军事优势，对他国事务肆无忌惮地横加干涉，几乎到了无人能与之抗衡的地步，而越南战争则是美国实施海外侵略以来所遭受的首次确定无疑的失败。在长达25年的时间内，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而难以自拔，耗费了大量的物力与财力，不仅国内民怨沸腾，国际上亦面临霸权旁落的危险局面。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财政赤字直线上升，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的“滞胀”现象。面对国外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内巨大的抗议浪潮，美国政府在无计可施的状况下被迫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侵略战争。

斯潘诺斯指出，越战的失败无情地击碎了美国的民主神话，动摇了美国中心价值体系的基石。惨痛的经验教训告诫人们，无论出于何种战略目的，任何国家都无权对人类社会公认的内在文明仅做符合自己利益的阐释，貌似强大的美国亦不例外，他应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即缺乏对世界多样文明共同发展的承载力，根本无力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充当“救世主”，更不能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强加于其他国家。今天，美国的“派尔们”又发动了一系列新的战争，如：伊拉克战争、索马里行动、科索沃战争、空袭利比亚等，他们的思维逻辑不变，仍然相信，在那么多人无辜丧命之后，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和“民主”了。⁽⁴⁵⁾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们的深思。

事实上，在美国不遗余力地帮助其他国家建立民主生活模式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许多美国政客一厢情愿地认定，如果在自己周围创建了一个能与自己和谐共存的政权，就更容易对这个政权施加压力或与它进行合作。一个国家只要沿用了美国模式的民主制度，就会从根本上消除反美情绪，并与美国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结成战略盟友和合作伙伴。从另一个角度讲，美国的最终目标是独霸世界，为了实现世界盟主的梦想，它企图用美国的制度模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把多元化的世界统一起来。大量事实证明，许多亚非拉国家在被强制推行美国式民主后，其内部往往是政局动荡，社会动乱，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水平难以得到改善，民主选举甚至成了党派间恶性竞争以及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工具。通过透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化莫测的国际形势，我们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是以“对外输出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和巩固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霸权地位。

诚然，各国人民都需要民主，但他们寻求的是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一直以来，美国总是以“上帝的宠儿”自居，只知对他人指手画脚、大动干戈，总是试图将自己的制度强加于力量相对弱小的国家，却缺乏审视自己文化政治机制是否合理的勇气。众所周知，普遍主义哲学强调以强势文化去压制，甚至替代边缘文化，把强势文化的差异性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强加给其他文化，使世界逐步同一化，沦为一个没有差异性的单一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文化殖民的方法将外在的强迫性变成被殖民者的内在自觉性，用宗主国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与取代被殖民者的标准，企图抹平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在这种看似中立的做法中，其实掩藏了一种话语的暴力、无法消退的思想危机与深刻的文化矛盾。对此，斯潘诺斯表示在后现代语境下，人们已经从表现强势文化的单一音律中，听到了来自第三世界杂和的“多种声音”。这些国家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曾经饱受欺凌、压迫的殖民地人民面对尴尬的文化身份，不再停留于对殖民者拙劣的模仿，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具有鲜明差异的民族文化，努力用自身的差异性来“改写”占据主导地位的殖民地文化或强势文化。

利奥塔把异质性和不可通约性置于普遍性之上，置分歧和异议于一致和共识之上。他认为共识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发明总是诞生于歧见之中。后现代知识绝不只是权威们的一个工具，它提高了人们对差异的感受性，并且增强了他们容忍不可通约之事物的能力。⁽⁴⁶⁾两种异质文化在交往过程中，既可以看到他文化的差异性，又可以透过对方审视自身。不同的文化是在差异性基础上进行区分与界定的，文化交流的目的不是为了达到“同一”，而是为了寻求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界定自我/他者的意义是为了在保持双方差异的同时，促进两极间的交互作用。一种文化只有在与相异进行交流时，才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充实与丰富。因此在与异质文化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双方都要学会以足够的耐心倾听对方，而不是无视他人的存在，自说自话，用“独白”来代替“对话”。每种文化都不可能单独存在，自我是关系中的自我，永远处在与他文化的互动之中。

同样，斯潘诺斯对“摧毁”的青睐，并非要将已有观点肢解得支离破碎，而是指出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他决不容忍把“差异”当成不好的东西加以抛弃。因为“摧毁”理论的建树性就在于它显现出对“差异性”的极大包容，这种态度可以使我们理解事物的角度得到无限度的增加，对同一事物能够从不同方面加以解释，从而让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呈现全新面貌。一个没有对立面、没有批评、缺乏竞争对手的社会是一个异常的社会。倘若整个社会只能听见一种声音，如果美国成为“世界的标杆”而以其为模式把整个世界“殖民化”，如果英语最终战胜了人类的其他语言而使其他民族忘却了自己的母语，这不是美国的胜利，不是英语的胜利，而是它们的悲哀！它们应该为失去与自己不同的语言和风俗而哀痛。进言之，世界政治格局被一个超级大国把持的情形绝不会长久，一定会出现与之抗衡的独立力量，才能确保天下太平。世界霸权是一种不受任何限制，或“别无选择”的权利，意味着这个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如果一个标榜“民主与自由”的国家已经强大到没有内外忧患，只有对他的献媚者和模仿者，他会毫不犹豫地取消与自己见解不一致的“他者”的存在合法性，因为后者对其声望形成了严重威胁。

伯姆教授的这段话形象地描绘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精神风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治疗现代社会疾病的一剂良药。从哲学意义上讲，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扭转了人们的思维定式，拓展了我们的思维视野，激活了人们创造性思维的激情。不同于否定性的或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正在以乐观主义精神，积极改善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努力重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现代性不但导致了世界的异化，而且导致了人的异化。主流世界听不到弱者的声音，对后者正在承受的痛苦视而不见，使他们看不到任何生活与发展的希望，逐渐滑向世界的边缘。当今世界的病态不仅表现为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还表征为精神文明的衰落，人的心灵被日益荼毒。如果现代主义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化——自我与他者、东方与西方、先进与落后、经验与超验等，意在维护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权；那么，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多元化理论则使人们以一种更加宽容平和的心态对待周围事物。

正在兴起的文化政治将某些社会群体，如黑人，东方人、犹太人、女性、同性恋者等视为与自身有着巨大差异的可怕“他者”，而斯潘诺斯认为给他们贴上“主流文化下的牺牲品”的标签则显得更为恰当。⁽⁴⁸⁾在后殖民视域下，差异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伦理与社会道义价值观，它反对用一种单一的标准去理解与评价不同的文化，在批判普遍论的同时，极力张扬差异性。普遍主义者往往觉得自己的文化比别人的优越，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价值理念强加给别人。他们看到了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或差异性，强迫“他者”来服从这种差异，使之演变成一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仅隐含着深刻的文化歧视，透露出话语霸权的胁迫，还酝酿着新的种族对抗和文化冲突。相比之下，宽容和平等是后殖民理论强调差异的精神所在，它强调尊重一切文化的差异，以多元、杂合的名义谴责一元与单质，拒绝抽象的、一般化的普遍性理论，关注对具体、偶然、不确定、变动不居的特定情况的研究。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差异性的抹杀必将导致强势文化在不断复制自身的过程中，变得日益贫瘠。因此，全球性的文化最终将导致人类文明彻底丧失差异性与独特性，变成一块平面模块，那将是人类社会的末日。正是由于各种差异性的存在，这个世界才是如此奇幻多变、丰富多彩，而以一元代替多元，以一家的所谓普遍性去代替特殊性或差异性，以单纯代替杂合，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发展的严重停滞、人种的淘汰灭绝，以及文明的贫瘠无华。

斯潘诺斯说，“空间化的眼睛使西方人去占有他者，更确切地说，是去把‘他者’殖民化。这种被赋予特权的空间化的眼睛不仅仅促进了存在的统治，而且使之被理解为包括本体论在内，从文化到社会政治领域整个横向辐射范围的一种牢不可破的连续体或力场。”⁽⁴⁹⁾相异于党同伐异、蛮横霸道的现代主义思维模式，后现代主义对他者持一种开放、接纳的态度。所谓“开放”，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意味着“不阻塞”，也就是“不设界”。它让一切存在物相互容纳、相互依存。“设身处地”和“换位思考”一直是所有后现代思想家推崇的处世原则。“开放”的姿态反映了人们对现代主义闭锁心理的摈弃，正如诺斯若普在《当东方和西方相遇》一书中所呼吁的，我们必须使自己的直觉、想象力甚至灵魂向与我们不同的视野、信仰和价值观开放。我们要学会从整体性的角度来看待区域性问题；要学会拥抱差异，用一种开放的、尊重的心态去面对他国文化中的差异性特征，对其进行有选择性的吸收和借鉴。唯有如此，人类社会才能实现健康、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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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p.2—3.

(2)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250.

(3)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248.

(4) Ibid.，p.247.

(5)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09页。

(6)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251.

(7) Ibid.，pp.251—252.

(8)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25页。

(9) Spanos，William V.“Modern Drama and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The Formal Imperatives of Absurd Time”，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p.358.

(10) Spanos，William V.“The Nameless Horror：The Errant Art of Herman Melville and Charles Hewitt”，in Boundary 2，Duke University Press，Vol.9，No.1，p.128.

(11) ［美］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成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07页，后文凡提及这一文本处，均加括号并添加页码，不详注。

(12)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30页。

(13) Spanos，William V.“The Nameless Horror：The Errant Art of Herman Melville and Charles Hewitt”，in Boundary 2，Duke University Press，Vol.9，No.1，pp.129—130.

(14) Ibid.，p.131.

(15) Spanos，William V. America's Shadow：An Anatomy of Empir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asota Press，2000，p. 198.

(16) Spanos，William V.“The Nameless Horror：The Errant Art of Herman Melville and Charles Hewitt”，in Boundary 2，Duke University Press，Vol.9，No.1，p.128.

(17) Spanos，William V.“The Nameless Horror：The Errant Art of Herman Melville and Charles Hewitt”，in Boundary 2，Duke University Press，Vol.9，No.1，p.132.

(18) Ibid.，p.133.

(19) Spanos，William.V. Herman Melville and the American Calling：The Fiction after Moby-Dick，1851—1857.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8，p.1.

(20) Spanos，William.V. Herman Melville and the American Calling：The Fiction after Moby-Dick，1851—1857.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8，p.3.

(21) Spanos，William V. Herman Melville and the American Calling：The Fiction after Moby-Dick，1851—1857.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8，p.4.

(22) Spanos，William V.“The Nameless Horror：The Errant Art of Herman Melville and Charles Hewitt”，in Boundary 2，Duke University Press，Vol.9，No.1，pp.136—137.

(23) ［美］威廉·V·斯潘诺斯，“皮埃尔遭遇的危机”，《疆界2》，王逢振选编，蔡新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6页。

(24)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59.

(25) ［美］威廉·V·斯潘诺斯，“皮埃尔遭遇的危机”，《疆界2》，王逢振选编，蔡新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8—199页。

(26) 同上书，第204页。

(27) ［美］威廉·V·斯潘诺斯，“皮埃尔遭遇的危机”，《疆界2》，王逢振选编，蔡新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81页。

(28) ［美］弗兰西斯·帕克曼《俄勒冈小道》，叶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23—324页

(29) 同上书，编者前言，第20页。

(30) ［美］威廉·V·斯潘诺斯，“皮埃尔遭遇的危机”，《疆界2》，王逢振选编，蔡新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31) ［美］威廉·V·斯潘诺斯，“皮埃尔遭遇的危机”，《疆界2》，王逢振选编，蔡新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41页。

(32) Spanos，William V.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8，p.51.

(33) Spanos，William V.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8，p.65.

(34) 转引自［美］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詹世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35) Spanos，William V.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8，p.188.

(36) Ibid.，p.190.

(37) ［美］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79页。

(38) Spanos，William V.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8，p.58.

(39) Spanos，William V.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8，p.57.

(40) Ibid.，p.65.

(41) Spanos，William V.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8.，p.56.

(42) Ibid.，p.69.

(43) Spanos，William V.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8，p.188.

(44) Spanos，William V.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8，p.190.

(45) Spanos，William V. America's Shadow：An Anatomy of Empir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p.128.

(46)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

(47) ［美］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序言，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2页。

(48) Spanos，William V.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8，p.187.

(49) ［美］威廉·斯潘诺斯《教育的终结》，王成兵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