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在”与“去蔽”

存在主义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明确“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区别。与中国古代哲学推崇的“无先于有”如出一辙，存在主义坚持“存在先于存在者”的立场。一方面，前者是后者的根源或依据，不理解“存在”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存在者”；另一方面，“存在”自身不具备物质形态，看不见、摸不着，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只能依靠“存在者”才能得到彰显与见证。西方上千年的思想史长期延续着一个怪异现象，即人们总是囿于对“存在者”的探索与追问，使“存在”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被世人遗忘的尴尬境地，以至于丧失了思想研究的重要根基。如今，在海德格尔及其追随者的感召下，哲学开始重新回归对“存在”问题的研究，踏上艰难的寻根之路。

“存在者”必须通过“存在”来解释，“存在”又只能经由“存在者”来阐明。海德格尔认为，这两者相互依存产生的效应对现代哲学研究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它超越了传统知性逻辑划定的界限，推理的批判方法在此失去了价值，人们通过展示“存在者”的方式来显露“存在”。海德格尔在哲学巨著《存在与时间》中表示，既然“存在”只能依附于形形色色的“存在者”才能得以显现，那么，存在就永远无法摆脱时间的魔咒，由此我们便可以引出另外一个重要概念，“亲在”或“此在”（Dasein）。

海德格尔挣脱胡塞尔现象学的羁绊，确认超时空的“纯粹先验自我”并不存在，任何存在都是被抛在具体历史时空中不得不与外界事物发生各种关系的“此在”，这种对时间，空间和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强调直接决定了“历史性的个人生存”成为研究海德格尔思想体系的起点。“此在”意味着人在当下世界中的生存，它让人摆脱动物的盲目性，将自己引入与万物的交往之中，在不断解构与创造的过程中，成为自身环境的可能之源。简而言之，“此在”使人具有与世间万物建立多种关系的可能性，预示着不可忽略或遗忘的历史性。“此在”绝非孤立的主体，它代表着人生在世，即：在世界中的存在。从这层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包含了“主体”和“世界”的在世。人生在世的常态就是与身边的人与物打交道。斯潘诺斯的诗学理论建立在海德格尔的核心概念“此在”之上，后者决定了斯潘诺斯对“存在”之历史性、世俗性和短暂性的密切关注，这也是他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理解“作者地位”和“阐释功能”的出发点。

按照柏拉图的观点，人类一旦坠入时间隧道，便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沉沦。沉沦的本质在于放弃自我而甘于堕落。与柏氏不同的是，海德格尔认为，堕落虽然是由于人类祖先偷食智慧果而招致的命运，但个体仍然拥有决定“是否甘于堕落，或放弃本真状态”的自由。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按照一个共同遵循的抽象标准生存于世间，这个标准不是由“我”或“你”来制定，而是外界强加于自身的。正是在此意义上，丧失了自我在世状态的“此在”被称为“非本真状态”。与之相对，人一旦获得了自由，就意味着他跳出了沉沦的苦海，脱离了此前的非本真状态，进入存在的澄明境界。但是海德格尔在论著中提醒我们，“本真”、“自由”、“澄明”之类世人不遗余力、孜孜以求的理想状态并不如想象中的那般美好，很多时候甚至相反，会将个体抛入令人可畏的生存境地。原因很简单，人类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于服从某种强制性标准，一切思维模式、价值理念、言行举止都受制于这一外在权威。他们在面对现实生活时，往往遵循预先设定的常规模式，尽管没有选择的余地，却也无须为自身担负责任。而人一旦重返自己的本真状态，在拥有了选择权的同时，昔日脑海中沉淀下来的价值理念与衡量标准亦随之塌陷，顷刻间无所谓好坏、善恶，以及美丑的概念区分。面对眼前这番混乱失序的场景，人自然就会陷入难以言状的恐惧深渊。海德格尔把这种恐惧称作“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畏”预示着“无”。“畏”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及的“怕”有根本区别：“怕”总是针对某一具体的目标，而“畏”却是无法确定的。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重返自己的本真状态，为了摆脱内心不可名状的恐惧，芸芸众生往往会不自觉地放弃自己的本真存在，凭借一种泯然于众人的生存方式，寻求内心深处的片刻安宁。在此“安宁”的氛围中，人们慢慢会对现实中的一切产生满足感，逐渐遗忘过去，甚至对寻求自我的本真存在产生倦怠心理，继而安于不断被异化的命运。依循海德格尔的说法，这种急于回归公众的迫切心理，就是为了避离那惶惶然失其所在的无名恐惧状态，属于一种精神沉沦。胆怯、懦弱之人匆匆逃回自己熟悉的“在家”状态，逃离到存在者中去。唯有大智大勇者才能直面“畏”之威胁，就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Sisyphus），毫无胆惧地面对那象征着永恒劫难的巨石，一次次地从高处滚落下来，周而复始，永无止境，主人公不屈从于命运安排，向绝对权威公开挑战的抗争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人被抛入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失去自我，孤独无助，只能等待良心召唤，即：“此在”向自己的呼唤，“此在”以沉默这种令人感到无名恐惧的方式向自己呼唤，唤醒“此在”成为本真的自我。“本真”（eigentlich）在德语里原指“属己的”，如果说“此在”很容易陷于非本真状态，纠缠于世间名利，丧失自我意识。那么对死亡的畏惧会迫使他认真思索当下的生存状态，并作出相应抉择。非本真的安宁状态终究只是人类本真在世的一种衍生方式，无论存在者如何寻求逃避，也注定要面对生命之大限，即：死亡。海德格尔认为，“死”让人类恢复本真存在成为可能，对死亡意义的领悟是从“非本真状态”通往“本真状态”的一座桥梁。只有当灵魂受到死亡的强烈震撼，人们才能摆脱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虚幻诱惑，得以洞见久被遮蔽的生存本质，从而立足于自身存在于世间。“向死而生”的意义就在于：促使人们正视生命的短暂，从而在有限的生命中寻求无限的发展，活出自己应有的人生价值，这才是人的本真存在。

形而上学认为，世间生物（包括人在内）在本质上都具有封闭性与超验性，其生物性是事先被规定好的，自始至终受到生存环境的制约。狭窄的视野范围使他们不可能站在自身之外来观看自己与他物的存在，也就无法实现对所在生物圈的突破。对此，海德格尔指出人与其他生物不同，没有所谓预先命定、无法更改的现实性，相反，人代表着一种可能性，是所有生物中唯一能够站到自身之外，来到一个开放的世界，领会存在之意的生存者。“向死而生”不失为一种大彻大悟的人生心态，它从哲学理性的高度，激发世人对有限生命积极把握的进取精神，对功名利禄淡然处之的达观态度，使有限人生绽放出了生命的异彩。这种努力挣脱形而上学的羁绊，追寻事物本真状态的精神也是斯潘诺斯十分向往的思想境界，并且在他对《荒原》的现象学解读中得到了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