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例外论

1630年，当因信仰新教而被剥夺公职的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带着一批摆脱了宗教迫害的清教徒终于找到实现自己宗教信仰的理想场所时，他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我们将成为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光都在注视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辜负了我们的上帝，致使上帝不再像今天这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只给人们留下一个故事并成为全世界的笑柄。”⁽³⁴⁾此番典型的例外论话语直白地道出了美国历来以“上帝选民”自居，将自己认可的社会发展模式通过各种方式输送给其他国家的真实想法。信仰新教的美国人把对宗教的狂热与在国外传播美国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美国文化向非基督教世界扩张的几次大浪潮。基督教传教士甘愿到陌生落后的遥远国度，以自身的文化价值观来影响当地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其信仰的宗教中获得鼓舞或驱动力。美国宗教团体在这方面对美国人的号召力丝毫不亚于美国各级政府，它们那些充满宗教激情的语言固然是为了实现基督教在整个世界的复兴，但往往发挥着官方难以取代的作用。

洛伦·巴里茨在《逆火》一书中认为，有三个关键性的特征可以形象地说明美国是怎样看待自己及世界的，这就是“山巅之城”的概念、理想主义和传教士精神。作为一个只有1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度，美国人相信自己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永远都是“乐善好施”和“清白无辜”的，他们发起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个世界摆脱罪恶与痛苦，让人人皆享有自由和民主的美好生活，而这就是上帝赐予他们的神圣使命。在此前提下，任何破坏性和侵略性都可忽略不见。美国习惯将自己比作《出埃及记》中的以色列人，相信自己之所以远离故土，历经千辛万苦，扎根于这片“荒蛮之地”是由于受上帝的青睐与选择，身上肩负着拯救人类的使命，要努力打造一个新的世界。⁽³⁵⁾换句话讲，美国对世界的进步与发展承担着独特的使命，它要凭借“楷模”力量或文化优势来实现对整个世界的“拯救”。

“例外论”暗藏着使美国的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具备普世性的深刻意图，美国履行上帝赋予的“使命”就是为了把自身“特殊性”转变为全球“共同性”。因此，“全球化”是现代社会对美国“例外论”的全新阐释。不同于欧洲文明的退化、堕落与呆滞，美国人自诩的文明世界是一种全新的，颇具创造精神，追求个人自由，充满动感活力的进步社会。⁽³⁶⁾至高无上的“使命感”使他们感到自己有责任向世界推销“最好”的文化价值理念，却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正在以建立“民主自由的世界”为名，行殖民掠夺之实，使被侵略国蒙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损失。美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和“排外政策”从根本上讲都是“例外论”的延伸与发展。从西进运动、领土扩张，直至成长为一个超级大国，整个历史进程便是对这个新兴国家在谎言的掩盖下，凭借武力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谋求一己私利之本质的真实体现。法国学者波利叶曾直言不讳地说：“当一个社会自身已达到高度成熟的状态并且拥有巨大的力量时，它就会走向殖民，就会繁殖后代，就会保护别人，就会赋予其发展以秩序，赋予他所产生的新社会以活力，殖民是社会生理学中最复杂、最精致的现象之一……殖民就是一个民族的扩展力；它的繁殖力；它在空间上的扩大和激增；就是将宇宙或宇宙的一部分完全纳入这一民族的语言、习俗、观念和法律之中。”⁽³⁷⁾从这段话，我们对美国大力宣扬的“例外论”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斯潘诺斯结合美国作家格林的代表作《文静的美国人》，通过具体实例向读者生动地展示了越战的背景与本质，反映了美国主动参与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事务的真实意图。他认为格林的这部作品在本质上是“再现”和“权力”关系的体现，而重新解读《文静的美国人》是继美国“9·11”事件和全球范围内反恐战争后，众多对格林小说与越南战争的回顾性评论之一。⁽³⁸⁾表面上，这是一部典型的侦探小说，格林从一起神秘的谋杀案入手，小说伊始就提出疑问“谁杀害了文静的美国人，派尔？”，但结局或答案却颠覆了读者由此产生的期望。从这个角度讲，《文静的美国人》又是一个关于“非侦探”的故事。他从法国殖民侵略、苏联共产主义视角出发，尤其是带着对美国民主的质疑来述说整个事件，成功地解构与疏离了呆板的摩尼教，即美国话语。小说把民主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对立僵持描绘成正义与邪恶间的斗争，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乃至新美国主义角度，对西方，特别是美国这段耻辱的历史进行了批评分析。斯潘诺斯明确表示，那种认为“越盟在苏联或中国的幕后策划下，对法国殖民统治采取一系列反抗措施”的想法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在斯氏的独特视野下，《文静的美国人》得以从原有的嵌入模式中解脱出来，被置于一种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揭示了布什政府和西方媒体在中东地区大肆宣扬美国式民主，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的空袭，并美其名曰“单方面的全球责任”的卑劣行径。

格林小说的历史背景与越南人民在越盟的领导下抵制西方殖民主义压迫的反抗运动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日军的全面撤退，越南人民在胡志明的领导下，结束了长达几百年的封建统治和80多年的殖民侵略，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然而，法国却不甘心放弃昔日的殖民地，企图重新夺回对它的控制权，由此激发了法国殖民军和越盟的激烈战斗。战乱期间，由于受多米诺理论的深刻影响，美国政府竟将越南人民摆脱殖民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不懈斗争视作一种由苏联幕后操纵的全球政治策略。逐渐地，美国对其盟友在越南的一系列军事失利失去了耐心，开始秘密地干预东南亚的政治格局，终极意图就是为了确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害和所谓自由世界的安然无恙。⁽³⁹⁾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通过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积极支持法国利用武力镇压越南（当时被称做“印度支那”）的民主叛乱，从意识形态与金钱物质两方面维护其对殖民地的统治。二战后的苏联一跃成为与美国势力相当的世界强国，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又取得了全面胜利，所有这一切激起了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内心对共产主义歇斯底里般的恐慌，因为这种势力的蔓延扩张无疑将对美国在全球的资本主义霸权地位构成严重威胁。⁽⁴⁰⁾

斯潘诺斯从话语构建的层面对格林的创作意图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格林武断地在表征（知识生产）与权力之间划上联系，是向我们表明“文静的美国人”所拥有的客观、普遍的真理实质上是一种对“真理话语”的构建。它植根于帝国主义对存在的形而上阐释，强制性地把各种本体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他异性”纳入一种先入为主或逻辑结构的统一体，被安东尼奥·葛兰西称为“霸权主义话语”。我们注意到，在全球化语境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霸权对非西方文化的自主权进行挑战和挤压。它凭借强大的武器装备与经济实力使本国的社会体制以及民主模式源源不断地渗入到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针对这一现象，斯潘诺斯指出，生活在一个充斥着霸权主义话语的社会中，大多数民众只能看到该话语能够包容的问题，而对游离于此范围之外的问题根本无法察觉。以《文静的美国人》为例，格林笔下的福勒就是一位得以成功脱离“霸权话语”包围的他者，作为一个被放逐的流浪者，他自然能够意识到当下社会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在亲眼目睹了法军打着“文明使命”的旗帜而实施的种种暴行之后，福勒对西方世界的幻想慢慢地破灭了。他拒绝参与相关的政治军事行动，整日沉溺于爱情和鸦片带来的幻觉。福勒身为老于世故的记者，在工作中从不轻易表明自己的立场，只是报道他所看到的事实真相。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派尔深陷霸权主义话语的漩涡而无力自拔，而他对普世性真理的高度认可，则是导致自己在话语交流中，面对福勒话语中的移位讽刺，常常感到迷惑不解的主要原因。⁽⁴¹⁾

作者在塑造福勒和派尔时，并未把他们当作纯粹的个人。相反，他们隐含了强烈的讽喻意义，象征着新旧两个资本主义世界。福勒，一个常年旅居海外的英国中年记者，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对生活持悲观态度。相比之下，派尔则是拥有冒险精神的现代“救世主”。这个年轻人肩负着上帝赋予的艰难使命，凭借清教徒的西进精神，准备在“印度支那”这块土地上重建一座全新的“山巅之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有预谋的恶性事件，如自行车爆炸案、小汽车爆炸案等，使福勒惊讶地发现派尔绝非人们印象中那个单纯、内敛的美国人，他实际上就是这一系列惨剧的背后策划者。格林笔下的派尔形象是以美国传奇式人物兰斯代尔为原型的，他于1954年受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派遣，违反国际日内瓦协议，在越南发动秘密的心理战（恐怖主义的委婉语）。⁽⁴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军被赶出菲律宾之后，此人运用高压手段参与了对当地共产主义运动的镇压，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他积极培植和扶持抵制共产主义的亲美派人物迈格瑟瑟，并使其最终成为菲律宾总统。兰斯代尔后来撰写了一部十分狂妄的自传体《战争之中》（1972），还附带了一个小标题“一个美国人在东南亚的使命”。他将自己视作冷战时期的福音布道者，俨然就是库珀作品中“皮袜子”的化身，怀揣美国的革命信条，不拘泥于欧洲殖民者陈旧的战略方式，而是选择向丛林中的土著人学习生存之道（即诉诸被殖民地的“第三势力”），渴望早日为蒙昧无知的东南亚带来文明的曙光。但他却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重蹈历史后尘，最终陷入欲罢不能的战争漩涡。事实证明，派尔的“自以为是”不仅夺去了许多越南无辜平民的性命，也白白地断送了自己一生。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对越南战略地位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上台便强调，有关印度支那的问题将在美国外交决策中拥有头等重要的优先权，原因就在于此处一旦陷落，其影响绝不仅限于本国，而必将波及整个亚洲和欧洲地区。不仅泰国、缅甸和马来西亚会受到威胁，同时也增加了东巴基斯坦、南亚以及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危险。美国政府奉行极具寓意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共产党对整个东南亚的统治将在短期内严重危及，在长期内致命危及美国的安全利益。倘若西方资本主义放任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倒向共产主义，周边国家都会不可避免地进行仿效。由此可见，越南在美国远东战略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开始认真对这个亚洲小国进行军事与外交渗透，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取代法国对越南濒临崩溃的殖民统治，遏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迅猛繁衍的势头，表现为一种直接、主动的进攻态势，通过所谓国际联合行动来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斯潘诺斯注意到，美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对法国的援助远非全身心的投入，因为两国历来就有争夺殖民地之嫌。当时的法国总统曾公开抱怨，美国政府在法国占领印度支那方面的援助是十分有限的，不过是碍于情面，使法国显得没有被抛弃而已。一些法国官员甚至怀疑美国的真实意图不是要向自己提供帮助，而是通过另类方式从政治和经济上排挤同盟国。所以法国在不断向美国提出增加援助的同时，又坚持不让美国军事顾问参与法军指挥机构工作，严密提防后者取得军事指挥权。美国在对法援助中模棱两可的态度严重挫伤了两国之间的合作与默契。这一点在《文静的美国人》中得到多次强调，是正确理解该小说的关键所在。早在建国伊始，美国政府和民众就对以英法为代表的老牌帝国主义持轻视或不信任的态度。以派尔为象征的新世界充满了对旧世界的蔑视与不屑，认为美国的民主信条比法国殖民主义更有优越性。它摆脱了旧世界陈腐、褊狭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代表着慈善、公正的普遍真理，因此在抵制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更容易赢得越南人民的认可与拥护，必定会使蒙昧无知的亚洲人民沐浴在民主、自由与繁荣的文明曙光中，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极力宣扬的自由世界里，分享美国民主酝酿的美好未来。

前文提到，美国习惯被比作《出埃及记》中的以色列人，相信自己之所以远离故土，历经千辛万苦，扎根于这片“荒蛮之地”是由于受上帝的青睐与选择，身上肩负着拯救人类的使命，要努力打造一个新的世界。⁽⁴³⁾换句话讲，美国对世界的进步与发展承担着独特的使命，它要凭借“楷模”力量或文化优势来实现对整个世界的“拯救”。斯潘诺斯在研究中指出，派尔表面上是美国经济援助团的成员，其真实身份却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特派员。他到越南的目的不是为了给深陷战争泥潭的盟友提供援助，而是悄悄地谋划在越南培植亲美的第三种力量，一股不依附于法国的反共势力。如此一来，不仅能使越南挣脱法国殖民主义和斯大林、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主义的控制，还能在法国被迫撤出印度支那之时，为美国顺利侵占越南提供方便，把这里变成美国入侵东南亚的军事基地。

斯潘诺斯指出，派尔宣扬的美国例外论源自对法国旧殖民主义的轻蔑不屑，以及将美国的民主模式强加给其他文化的神圣使命，他认定这些国家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正受到日趋式微的法国殖民主义的困扰和主张集权的苏联共产主义的阻碍。派尔极力拥护的是能够体现美国冷战精神的“民族民主主义”，他希望将美国的“民主思想”无限地延伸出去，在越南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全盘接受美国的价值观与社会模式。派尔将自己幻想成捍卫民主的英勇斗士，认为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思想，就可以让越南得到解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文明国度。这位年轻人对约克·哈定的“第三势力”理论深信不疑，希望通过培植“第三种力量”实现对落后国家的改良。约克·哈定的名字像幽灵一样穿梭在作品之中，这位长期致力于研究东亚事务的学者积极宣扬“第三势力”的功效，他对国际社会状况的分析，如《红色中国的进展》、《西方的任务》，以及《对民主的挑战》等作品是派尔一直带在身边的藏书。正是出于对本国民主无可挑剔的崇拜，包括派尔在内的“美国例外论”持有者打着民主与责任的旗号，在远离本土的东亚小国“越南”悍然发动侵略战争，拉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噩梦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