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边界2》

斯潘诺斯从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后的两年时间里，曾先后在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和诺克斯学院（Knox College）任教，但枯燥乏味的生活现状和其人生定位相去甚远。就在斯潘诺斯为难以施展早年的思想抱负而苦闷不已之时，他意外获知宾汉姆顿大学作为美国学术界实施“桑尼”计划的一个重要机构，正处于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急需引进优秀的研究性人才。于是在朋友的引荐下，斯潘诺斯于1996年起正式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的英语和比较文学专业任教，主讲“海德格尔与文本研究”、“文化与后殖民主义”、“经典的意识”、“后现代理论”、“六十年代的美国”、“马克思、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美国文化的全球化”等课程。宾汉姆顿大学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为斯潘诺斯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平台，他在这里逐渐成长为一位学识渊博，思维敏捷的国际知名学者，研究对象涵盖了后现代主义、当代文学理论、美国例外论、全球主义等20世纪热门话题。纵观斯潘诺斯的整个学术生涯，创办《边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无疑是其中的最大亮点。

1969—1970年，斯潘诺斯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被派往希腊的雅典大学教授英语文学。此间，他目睹了奉行冷战思维的美国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国际势力，竟在希腊内乱后期厚颜无耻地支持希腊右翼势力。这一卑劣行径深深刺痛了斯潘诺斯，使之对美国当局频繁插手他国事务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有了清醒认识。由此及彼，他意识到同这种政治霸权相呼应，在时下的文学领域里，强调“封闭性结构”的新批评仍然占据着垄断地位，其他批评流派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这种局面导致现代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无法实现根本性突破。在他看来，西方文学，或至少西方批评正不断将“权力意志”强加给存在，在实现结构主义诉求的过程中，逐渐走向终结。人类社会正处于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关键时期，斯潘诺斯由此萌生了创办一份名为《边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的期刊的想法，目的是在此意识形态转型的重要阶段，突显文学批评领域内新观念、新思想的产生与演变，通过新旧理念之间剧烈的摩擦、碰撞和裂变，激发思想的火花，释放巨大的能量，摆脱形而上学的桎梏。

从希腊回国后，斯潘诺斯就开始着手创办《边界2》的准备工作。斯潘诺斯的朋友兼合作人、加拿大小说家罗伯特·科楼茨（Robert Kroetsch）在创刊初期给了他无私的帮助。凭借科楼茨在宾汉姆顿大学的影响力，他们最终说服校方管理层同意创办刊物，并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这就为《边界2》的成功出刊创造了必备条件。当然，事情能够顺利进行还与宾汉姆顿大学的新任校长约翰·麦克鲁（John Mcgraw）有密切关系。麦克鲁是一位思想进步的领导，对英语系创办《边界2》始终怀有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热忱，他还特意买下了一家小型出版社，为该刊物服务。但即便如此，《边界2》的制作仍然面临重重困难，甚至超出了我们今天的想象。据斯潘诺斯后来回忆，当时的打印机由于缺少斜体功能，便只能用下划线对标题和关键词进行标注，其窘迫的制作景况由此可见一斑。没有专职人员，从文字录入到校对排版的一切工作都由学生来完成。简陋的印刷，再配上原始的手工操作，最初的《边界2》就是这样艰难地与读者见面的。

客观条件的局限性还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刊物名称的取舍。斯潘诺斯原本打算给刊物取名《转型2》（Transition 2），旨在追随曾经由莎士比亚出版社印制的期刊《转型》（Transition）⁽⁴⁾。但当他在图书馆看到该期刊精美亮丽的字体，色泽丰润的插图，以及质地柔软的纸张时，知道自己即将创办的刊物由于缺少先进技术设备的支持，远远不能达到这一印刷效果，只好打消了这一念头。而与此同时，他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智慧之路》中获得灵感，将“边界”和萨特所指的“极端状态”联系在一起，意识到“边界”比“转型”更适合于新刊物，由此定名为《边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Boundary 2：A Journal of Postmodern Literature）。从此，“边界”概念在斯潘诺斯著作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边界2”表明世界正处于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重要时期，当我们突破原来设定的界限，进入一个从未涉足的疆域时，传统的价值理念必须被彻底废除，一切事物都有待重新测评和衡量。

斯潘诺斯理解中的“后现代”具有强烈的反叛与创新精神，在其努力下，“后现代”一词首次出现在一本杂志的刊名之中，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意识到“后现代”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在世人关切的目光下一直都在不断地延伸、扩展，这导致人们对它的理解也相差甚远，很难达成共识。例如在杰姆森的思想范畴里，“后现代主义”几乎就成了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的代名词，意味着反记忆，反历史，与帝国主义串通一气，大行不义之举。斯潘诺斯在认真品读了杰姆森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逻辑》一书后，认为“后现代主义”已成为一个意义空乏的学术概念，它的原初意义遭到极大曲解，曾经拥有的创新精神荡然无存。倘若继续出现在《边界2》的刊名中，容易使人们产生困惑。于是90年代中期，在斯潘诺斯的建议下，编委会决定将刊名从《边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Boundary 2：A Journal of Postmodern Literature）变成了《边界2：国际文学与文化杂志》（Boundary 2：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边界2》的整个创办历程以1978年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模式与衡量尺度进行全方位的探索。20世纪70年代，一种全新的文学创作理念对时下盛行的新批评权威形成了极大挑战，它拒绝现代主义文学追求的精致结构，摈弃“开始—发展—结尾”的叙事模式。无论是小说构思还是诗歌创作，都极力冲破传统理论的封闭局限，利用开放式结构，激发读者无尽的想象力，为事态的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使不可更改的唯一结局成为过去。斯潘诺斯认为继续遵循新批评的理论套路，只会使原本丰富多元的文学研究沦为一种丧失生命力的机械化程序。所以他在审稿时，从不挑选诸如《对狄更斯小说之细读》之类的文章，相反，只有那些体现存在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批评特色的论文才能在《边界2》上发表。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持浓厚兴趣，先后采访了许多后现代诗人，如大卫·奥丁（David Autin）、杰尔莫·罗森伯格（Jerome Rothenberg），以及黑山派诗人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罗伯特·克里利（Robert Creeley）等，并和他们长期保持密切联系，以便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与理论倾向。斯潘诺斯认为，如果威廉姆斯和庞德是美国当代诗歌的灵魂，与这些文坛前辈相比，奥尔森和克里利无疑更具革命性和反叛性，尤为值得关注、研究。

1978年4月，《边界2》主办方组织召开了一场国际性的专题讨论会“当代美国批评领域的阅读问题”（“The Problems of Reading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riticism”），许多知名学者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举办的“结构主义”专题会上，德里达宣读了《人类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嬉戏》（“Structure，Sign，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把后结构主义引入了美国学术界。此次宾汉姆顿会议对近十年来的理论发展状况做了阶段性总结。萨义德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重要论文《当代美国“左翼”文学批评思考》（“Reflections on Recent American ‘Left’ Criticism”），在斯潘诺斯看来，这篇文章具有宣告终结解构主义霸权地位的重大意义。

70年代后期，随着萨义德、福柯、德里达、拉康等人的学术理论被陆续译成英文，斯潘诺斯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社会、政治领域里的后现代主义现象。为了进一步扩大刊物的影响力，他任命保罗·鲍威（Paul Bove）、乔纳森·雅克（Jonathan Arac）、唐纳德·皮斯（Donald Pease）、和丹尼尔·哈瑞（Danel O'Hara）为《边界2》的副主编。这标志着《边界2》从此跨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这些年轻学者虽然在当时还处于事业的起步阶段，但他们的加盟无疑为刊物未来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自此，《边界2》的研究视野被放置到全球背景下，文章的涵盖面越来越广，重心从过去的文学评论转向了种族、性别、殖民、全球化、例外论等社会主题，以此表现处于转型状态下的社会动态，引发人们的普遍关注与思考。伴随着研究内容不断向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延伸，期刊的发行量较从前有了大幅度增加，读者群也在不断扩展。值得一提的是，《边界2》在任何时候都保留着“集体决议”的民主作风。按照规定，所有的编委每年要聚会三次，与刊物相关的全部事项都是经编委会集体商议之后，再做出决定，这种作风无疑和最初的创刊精神保持着一致。

这一时期，在所有为该刊物撰稿的国际知名学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爱德华·萨义德。萨义德和斯潘诺斯曾有过两年的师生之缘，从1951年春到1953年夏，年仅15岁的萨义德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赫尓蒙山的一所私立寄宿学校读书，而斯潘诺斯正好在此期间担任该校的文学教员。但根据斯潘诺斯后来的回忆，两位学者之间的正式交往始于70年代。《边界2》正式创刊后，苦于缺乏强大的理论支撑，斯潘诺斯写信给自己这位在西方思想界已声名显赫的学生，希望他能在《边界2》上以“后现代”为主题撰写一篇稿子。在此之前，斯潘诺斯曾仔细阅读过萨义德的理论著作，感到两人在思想深处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亲缘关系，因此当《边界2》发起一场旨在冲破现代主义的重重包围，迎接轰轰烈烈的后现代主义运动时，斯潘诺斯立刻想到了请萨义德来做他们的引路人。后者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提出两种方案以供选择：第一，撰写一篇介绍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福柯的文章，时下的美国学术界对福柯学说还知之甚少，他的著作《规训与惩罚：监狱的产生》是在五年后才被译成英语的；第二，探讨以英、法为代表的“强势语言”和阿拉伯为主的“弱势语言”同文化权力之间的不同关系。由于斯潘诺斯对福柯的学术思想已有所耳闻，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第一条建议，于是萨义德在《边界2》上发表了论文《作为一种知识想象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as an Intellectual Imagination”），在当时的美国思想界不啻一场规模不小的“地震”，使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一个全新的研究空间。以此为契机，两位学者经常以各种方式畅谈学术心得，对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各抒己见，他们的深入交往一直持续到2003年，萨义德因病逝世。斯潘诺斯在随后的六年时间里，对挚友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并于2009年出版了《爱德华·赛义德的遗产》一书，著作的最后一章《爱德华·萨义德与我：回忆赫尔蒙山》详细记载了两人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相互交往的点点滴滴，满怀感情地追溯了他们从相交到相知，建立深厚友情的悠悠岁月。

从1970到1986年，斯潘诺斯一直担任《边界2》的主编，该职位后来由他的学生保罗·鲍威担任。我们知道创刊初期，主办方得到了宾汉姆顿大学校长约翰·麦克鲁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大力支持，这使《边界2》在窘迫的经济状况下得以正常运转。从创刊之日起，斯潘诺斯在近十年时间内独自负责从征稿、编辑到出版的一切事务，由于种种原因，科楼茨只能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但自从麦克鲁离任后，宾汉姆顿大学校方对《边界2》的支持力度呈现大幅度削减的趋势，使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斯潘诺斯为了能将这一理论刊物继续办下去，被迫放下学者的姿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像乞丐一样四处筹款。每期刊物发行之前，他都要到学校的行政大楼寻找相关人士，煞费苦心地说服他们赞助一两千美元，用于支付基本的发行费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每本《边界2》都是在经过艰难抗争之后才得以面世的，无不凝聚着主办者的心血与汗水。为了筹集经费，斯潘诺斯四处求人、到处碰壁，不断重复的痛苦历程对其而言，简直就是一种精神折磨。“筹款办刊”像梦魇一样紧紧地缠绕着这位尽心尽职的主编，最终，他的学术研究、教学工作乃至日常生活都因此受到了极大影响。

恰在此时，鲍威带来了杜克大学出版社的好消息，他们对《边界2》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接管这份刊物的出版印刷工作。闻听此事，斯潘诺斯十分兴奋，他鼓励鲍威大胆地去尝试这一全新的操作模式。此时的斯潘诺斯对宾汉姆顿大学日趋保守迂腐的管理层十分失望，内心厌倦了自己创办刊物的环境氛围，毅然决定将《边界2》的主编之职转交给鲍威，由杜克大学出版社正式接管刊物的一切事务。鲍威是宾汉姆顿大学培养的首届英语专业博士，也是长期协助斯潘诺斯制作《边界2》的主要助手之一，深得后者的欣赏与爱护。1975年，萨义德作为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招聘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曾经对鲍威在该校的求职一事征询斯潘诺斯的意见，后者十分坦诚地告诉对方，鲍威是自己至今为止所教授过的学生中最具学术头脑和批评眼光的年轻人，总是以敏锐而细致的态度对待文学中涉及的政治事件。斯潘诺斯称其为“世俗评论家”，并预言鲍威的评论之声迟早会引发世人的关注。在老师的赞誉声中，鲍威最终顺利地与萨义德成了同事兼朋友。事实证明，《边界2》后来在鲍威的带领下，的确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刊物品质上均表现出质的飞跃，没有辜负历史赋予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