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美学尺度

二、“机遇”美学尺度

尺度，顾名思义，就是衡量事物的标准，它在斯潘诺斯的诗学体系中具有本体论意义。后现代尺度就是关于“机遇”⁽²⁹⁾的尺度，这不是因眷念远逝的中心为出发点的复原性尺度，也不是柏拉图式的回忆性尺度，而是一种存在于世间的无中心的、零散化的尺度。它使个人压抑已久的兴趣与欲望被激活，而处于本体意义上的差异则使“此在”在同神秘事物漫无止境的对话冲突中，被当作文化结构的根本。它通过展示自己的处境显现个体的生命意义，是一种面对死亡而领悟生之意义的有限个体的尺度。⁽³⁰⁾斯潘诺斯主张摈弃种种先入之见，对事物进行现象性的还原，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再现和接受它们，即胡塞尔所说的用直觉去掌握事物的结构或本质，他认为艺术家只需对显现在意识中的对象感兴趣，并且对其采取非设定的态度，通过直观获取本质意义。“机遇”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机遇（occasion）一词源于拉丁文“日落”（occasus），并更深一层地渊源于eadere（“逝世”、“死亡”之意）。它在词源上让人领悟到蕴藏于太阳西沉和世俗存在的暂存性意义，这注定了后现代文学的尺度不可能是必然的、可预言的、非历史的逻辑尺度或超越性理论尺度，而只能是有限、不确定以及多元的尺度，即机遇或随机性的尺度。⁽³¹⁾

斯潘诺斯理解中的尺度是即刻的、瞬间的，在创作过程中临时生成，它灵活多变、居无定形，因此极具偶然性。他借用黑山派诗人克里利的《尺度》一诗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克里利大胆地把自我比喻成尺度：“我不能/后退/或前进/我羁绊/在时间中/作为尺度。”⁽³²⁾自我只是“羁绊”在历史时间中的某一尺度。既然是尺度，也就只有在衡量“他物”时才会显现意义，不具备独立存在的价值。每一瞬间都会产生一个崭新的自我，自我只是衡量瞬间的尺度。同时，“我”又是不确定的，要由“我”所衡量的事物来决定。克里利秉持的尺度不是传统的诗歌韵律，而是当下经验的现象性尺度，记录的对象即那些显现在精神意识中的东西。换句话讲，只需关注瞬间出现的对象，无须追问事物的本质意义。诗歌就是诗人的尺度，是诗人介入世界的证明，意在体现诗人如何把握外部现实。克里利的尺度并非先在的规则，而是即刻的、无意识的，是灵感驱使下自然形成的韵律，而这种自发生成的“尺度”自然比一个人为的、学究式的尺度蕴意更丰富。所以“机遇”尺度并不指向任何先在的规则，它是一种自发产生或源于灵感的秩序，具有明显的瞬间性和流动性。⁽³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