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象学投射

斯潘诺斯从现象学角度对诗人艾略特做了认真审视，指出我们不能武断地认定在诗人的心中，永恒先于时间，结果先于开端，同一先于差异，从而具有本体优越性，并由此相信诗人对所谓客观、公正的评论标准情有独钟，对“存在之历史”持疏离的态度。进而言之，相对于遵循占据优势地位的文学传统，诗人更加器重个人才能的发挥，所以不可能持“回忆先于重复”的观点。斯潘诺斯认定，带有历史感的重复绝非是简单的怀旧、模仿或再现，而是回忆与期盼，解构与重建同时进行的双向运动。与催人遗忘当下之存在的“回忆”相比，“重复”则使人们在记忆过程里发现或揭示这一点。诗人强调向过去经验学习，不是停留于简单的模仿，而是要通过积极参与，使之更好地适应当下的需求，毕竟“记忆中的过去”无法超越、取代“鲜活的当下”。他还表示，艾略特在坚持“过去经验”之重要性的同时，亦不忘凸显“世俗存在”的必然性，强调事物“独特”与“具体”的本质特征，而这颇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重复理念已然渗透到了诗人对历史与时间的现象学或存在主义理解中。

斯潘诺斯在谈及荒诞主义学派对艾略特的影响时，表示正是在诸如韦伯斯特、特纳、米德尔顿、赫伯特、克拉肖等早期荒诞主义者的指引下，艾略特接受了从历史时间入手来观察事物的现象学视野，不仅使一种超越传统，更加原初的秩序理念得以确定；还让人们获知了以不确定、多元化和差异性为特征的现实存在。⁽³¹⁾相对于西方“本体—神—逻辑”传统的空间化视野，这种理解模式让人们更能触及事物本真。倘若《传统与个人才能》是由于主张文学历史要具备正确形态而成为艾略特毕生最具声望的散文之一；那么在斯潘诺斯看来，这篇举世瞩目的文论却是以其表面否定的秩序而被赋予了重要的历史价值。换句话讲，艾略特希望传递如下信息：世上任何既定的秩序都是暂时的，永远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艾略特对传统观的描述中得到印证。

不同于大多数现代评论家局限于《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字面含义，斯潘诺斯在摧毁性阐释中，发现了隐藏在艾略特“神话”概念下不易被察觉的深层含义。简言之，就是“部分”先于“整体”，“过程”先于“结果”，“差异”先于“同一”；并由此断言艾略特对“传统”的定义同海德格尔及其学生伽达默尔倡导的现象学观点十分相似。从这段引文，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艾略特对“传统”异于常人的理解，还能领悟到他对历史的“非中心化”解读。历史时间本身不是具有包容性的循环体系，而欧洲文学之存在亦非无空间化的理想秩序，永恒不变。相反，通过对文学历史和历史时间的解构性阐释，不难发现它们在本质上具有过程性，是始终发展变化的。确切地讲，这不是一种从过去传承下来，被抽象化的整体设计，或柏拉图、黑格尔哲学思想宣扬的心理秩序，因为两者对世俗存在的腐蚀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会消磨人物的个性特征。如果说欧洲文学历史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都在遵循某种模式，毫无疑问，该模式植根于无法确定的人类之“虚无”，从根本上是不完整的，始终朝向未来开放。这就需要对“此在”做出重新阐释，由此成为促使诗人深入生活，积极探寻“存在”意义的动力。诗人在做出抉择时必须面向未来，立足于当下；“历史感”并非单纯让一位作家具有传统痕迹，重要的是，提醒他意识到自己在时间长河中的特定位置，从而更加关注人类当前的生存状态。

从现象学阐释的角度入手，我们可以在《荒原》的五个构成部分中发现，诗人对“历史”与“情节”的独特理解与实证主义的空间视角截然不同。⁽³³⁾倘若我们立志于寻求事物之本真，在对待文本时能够执著于现象学之“过程”，而不是拘泥于新批评之“客体”；如果能将注意力投向诗的主人公“提瑞西士”，尤其关注他从开始到结束这一过程中，精神境界所获取的“凤凰涅槃”，我们就会意识到《荒原》在本体层面上，并未因为某种主观性的空间化要素，将“历史性存在”排斥在外。斯潘诺斯表示，艾略特在处理诗歌内容时，如同其他当代“反亚里士多德者”一样，拒绝了实证主义视角的权威性，以及构思精湛的线性情节。这首长诗在情节设置上虽然有一定的循环特征，却无可厚非地呈现出明显的开放性，即：诗歌在行将结束时，争执未获得最终释然，差异未能归于同一。正是从这层意义上，我们能够看到具有后现代特征的“重复”身影。不仅如此，在艺术层面上，它也没有为追求纯粹的情感目的而牺牲传统的情节模式。相反，诗人通过不懈的努力，成功地将原本相互排斥的两极结合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荒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回归历史意识的强调；诗人贯穿在过去经验之中的是“立足于当下实现世俗存在”的重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