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沉默的声音

（二）沉默的声音

关注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或“他者”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状况，始终是斯潘诺斯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这在他对麦尔维尔的其他作品，特别是《皮埃尔》的解读中体现得尤为深刻。在斯潘诺斯看来，《皮埃尔》和《白鲸》一样，也是一部寓意深远的社会批判小说。如其所言，这部小说揭示出这样一种东西：在某些方面，就对自然的和当代的霸权相关性而论，它要比探讨过这一概念并使它十分引人注目的葛兰西、阿尔都塞、威廉斯以及所有的那些后现代思想家们，都更具真知灼见。⁽²³⁾纵观斯潘诺斯的论著，霸权话语是他在文化研究领域内，一直倾力摧毁的形而上目标。根据斯潘诺斯的理解，霸权就是社会的真理话语，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它通过诸如教育制度、新闻传媒和其他文化形式使统治者的真实意图得以实现。从根本上讲，霸权话语就是对权力公开和直接的运用。我们知道，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通常不是采取直接强迫，而是以被认可的方式，将权力与威严加诸被压迫阶层。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文化群体的各个角落，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以至于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成员在用它讲话、书写和交流时没有丝毫的陌生感，一切都显得那样自然，仿佛世界理当如此。但问题是，此话语是在统治性文化的有意捏造下逐渐进化而来的，目的就是要把来自被统治阶层的抵抗消亡于无形之中，同时还不断巩固与扩大其政权。

斯潘诺斯警告世人，尽管霸权话语自始至终散发着“仁慈”的诱人芳香，但其本质就是一种统治性话语。我们知道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占据支配地位的阶级为了巩固自己在社会文化方面的统治地位，以霸权为手段，引诱被支配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主流社会的政治与文化价值观。确切地讲，它是在另一个与自身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内，通过统治性文化对其进行刻意的思想灌输，将所谓的真理强行注入这个新的群体。当然，由此产生的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不同于在一个极权主义社会内，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压迫自己的机构，因此总是潜藏着一股反抗压迫的力量；而在一个受霸权话语掌控的社会里，那些遭受统治性文化剥削，直至边缘化的民众始终处于“无声”的状态。他们不会将生活的不幸归结于某种社会体制，只是视其为自己的过失，于是想当然地认为只要严格遵循社会的“普遍真理”，就一定能够从中获得充分利益。⁽²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无声”或“沉默”就属于霸权话语作用于他者身上的直接后果，是被边缘化主体在遭遇“去中心”之后，采取的同社会话语相疏离的形式；他者作为主流社会的一个陌生人，面对眼前荒诞、离奇的现实境况，很自然地丧失了用特权语言进行思考与言说的能力。

不难发现，意识形态的渗透是在生活的常态下进行的，通过教化的方式将一种整体化了的价值系统，有意识地强加给当下社会异彩纷呈的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其特殊之处就在于，不会强迫大众违背自己的意愿与良知，屈从于统治阶级的权力压迫，而是让个人“心甘情愿”积极参与，被同化到支配集团的霸权范围内。《皮埃尔》是从发生在年轻主人公和其典雅、高傲的母亲之间的对话开始的。文中，皮埃尔母亲俨然就是霸权话语的化身，她心目中理想的儿子应当性情温顺、举止得体、谈吐高雅，时刻沐浴在祖辈荣光和传统浓厚的知识氛围之中。我们注意到，自柏拉图以来，文化遗产在形而上学的框架内就被当作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灵魂，而极富诱惑性、充满善意的美国话语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在堂皇的“真理话语”支撑下，美国人民怀揣对昔日荣耀的仰慕，满怀希望地履行崇高的“神授使命”，致力于使整个人类都处在西方文明之光的照拂之下，这就是美利坚人民一直引以为豪的最伟大的人类事业。

斯潘诺斯指出，那种看似真实、自然的美国话语，实质上是在形而上学体系下对记忆性遗产的再现，是一种在使用过程中被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换句话讲，这种人造话语已经取得了普遍的合法性，成为表达真理的工具。斯潘诺斯对人类社会在漫长岁月中积淀下来的记忆性遗产进行了辛辣嘲讽。在他看来，包括柏拉图、歌德和斯宾诺莎在内的哲学家都是自欺欺人的骗子，因为他们总爱自作多情地给宇宙中的神秘存在命名，以此标榜自己发现了事物本质。但问题在于，企图将沉默的神圣之物纳入自己形而上的理解范畴，就如同希望从石头中找到水源一样，不过是人类的痴心妄想，所有努力最终都是徒劳无功的。传统哲学话语的主要特色，就是立足于形而上视野对“存在”进行再现，这种再现充斥于美国的霸权话语当中，是对企图控制特异“他者”之权力意志的淋漓尽致的体现。新世界的哲学，以真正的旧世界的形态，以获取《和平形而上学》的成就的名义，总是将历史不顺从的怀疑性力量简化成温顺。⁽²⁵⁾因此，一味沉溺于历史传承的文化遗产，沾沾自喜而不加丝毫质疑，是极其愚蠢与危险的行为，必然会导致人类拘泥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逐渐丧失追求事物本真的勇气与力量。就像麦尔维尔在《皮埃尔》中所写的：

斯潘诺斯由此联想到西方哲人十分关注的“回忆”母题，认定回忆是美国主导性文化确立自身霸权地位和追求“同一性”的根本方式，它促使这个新生国家时刻以帝国利益为中心，对社会边缘性成员加以规训与殖民，消融他者身上隐藏的反抗性力量，使之成为“被驯服的主体”。在斯潘诺斯眼中，麦尔维尔笔下的“萨德尔草地”就是这种主导性文化成功构建的美国霸权话语世界，以皮埃尔为代表的美国民众可以从中深切感受到让他们引以为豪的民族精神。在这个话语世界里，美国就是自由、健康、机遇的代名词，是一个信奉民主、充满善意的年轻国度，到处呈现出万物复苏的新气象。更重要的是，她能够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接受来自其他民族与地域的智慧结晶。基于这些因素，美国有能力带领整个人类社会脱离愚昧、落后的生存状态，使其沐浴在西方现代文明的灿烂阳光下。对这种普遍接受、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斯潘诺斯结合麦尔维尔的小说文本，展开了深层分析，揭露出美国历史上西部扩张运动的霸权主义本质，即在形而上学的监控视野下完成对“未知”空间的绘图，以满足自己对外扩张的殖民野心，并美其名曰为：帮助荒蛮地域实施全面改良，使其跟上现代文明的步伐。

诚如斯潘诺斯所言，这种“欧洲人”的本体论/社会政治学的路线，反射出的是已经绘制得当了的、美国的、特权化的、暴力的历史路线：从清教徒以其神授的“荒野里的使命”为名，对皮阔特人进行的种族灭绝式的攻击，到以“显现的命运”为名对土著美洲人“他者”实施的赶尽杀绝，对墨西哥人进行的侵略性战争。⁽²⁷⁾在绝对军事优势的保证下，殖民主义者把自我完整地投射到他人身上。他们立足于某种先在的优越感，肆无忌惮地破坏当地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将欧洲意识形态强加于对方。通过武力与教化的方式，殖民者成功实现了对土著人的奴役与专制，迫使对方承认自己的主体地位，在殖民者眼中，粗劣、低贱的土著人根本就不配拥有任何主体性，注定只能充当欧洲人的参照物，以及将自我消极部分投射于其身上的接收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关于印第安人是“吃人恶魔”的报道在美国的报刊上随处可见，歧视印第安人的观点散见于各类书籍。他们眼中的美洲大陆土地肥沃、广阔无垠，很适合人类居住，但至今还没有文明人生活在这里，只有像野兽一般的印第安人居于其中。

清教徒把自己比喻成可爱的羔羊，而北美印第安人则是凶恶成性的野狼。在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的支配下，殖民主义文学处处流露出对印第安人的厌恶与鄙视，处心积虑地表明自己是全然不同的“文明人”。我们知道，书写殖民主义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现仍处于“文明”边缘，尚不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由于这个世界还处于欧洲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之外，是一个未经开化的空白地域，所以它常常给人们一种混沌、邪恶，难以控制的印象。这种文学在本质上具有反射性：它不是将土著人看作通向合并的可能的桥梁，仅仅作为一面镜子来映射殖民主义者的自我形象。斯潘诺斯认为，这一点在美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的代表作《俄勒冈小道：草原和落基山生活片段》（1849）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帕克曼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19世纪中期研究西部历史的泰斗。早在哈佛学院读书时，他就确定了人生目标——撰写有关新大陆的历史。俄勒冈小道在横贯大陆的铁路通车以前，一直是移民从密西西比河岸通往太平洋沿岸的唯一通道，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帕克曼就是随同移民走完了俄勒冈小道后，才完成了这部作品。小说中，帕克曼表现出明显的种族歧视思想，他在起程西行之前就断定，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一定会消亡，而自己则是要赶在他们消亡之前亲眼目睹处于战争状态中的印第安人。为了给本国的殖民侵略披上“合法”外衣，帕克曼不仅精心建构了一个充满邪恶的异域，还煞费苦心地描绘了一批丑恶的他者形象。他有意将人类划分为文明的欧洲和野蛮的他者，把人类文明中丑陋的一面，诸如肮脏、懒惰、怯懦、自私、欺诈等劣性全部附集在自己的对立面——“他者”身上。印第安人在本质上就归属于一个劣等民族，在他们身上根本无从寻找到理性、忠诚、友爱、整洁等白人才拥有的高尚品质。帕克曼从未尊重过自己正试图描绘的对象，他经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用“有教养”的东部人谈论劣等民族的口吻，着重描绘一幅幅表现印第安人愚昧、落后、嘈杂的生活画面，文中充斥着野蛮人、迷信、杂种之类极具贬抑色彩的词语。在他看来，印第安人对于欧洲人的能力和品行一无所知，他们的谈话空洞无物，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风俗观念不会因为和文明有所接触而发生变化，简直就是石器时代的活生生的代表。

为了给本国的殖民侵略披上“合法”外衣，帕克曼不仅精心建构了一个充满邪恶的异域，还成功地描绘了一批丑恶的他者形象。帕克曼从未尊重过自己正试图描绘的对象，他经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用“有教养”的东部人谈论劣等民族的口吻，创造一些意在表现印第安人困苦生活的滑稽画面。作者对印第安文化的观念十分狭隘，他可以把一个奥吉拉英雄描写成像“一尊阿波罗铜像”，说话声音像“管风琴奏出的低沉乐音”，但又会及时提醒我们，这位英雄毕竟是个印第安人，自身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小说中充斥着野蛮人、迷信、杂种之类极具贬抑色彩的词语，帕克曼以辛辣讽刺的笔触，着重刻画了印第安人愚昧、落后、嘈杂的生活画面。在第二十三章“印第安人引起的惊慌”里，作者是这样描述自己同阿拉巴霍人见面的场景：

受征服和统治欲望的驱使，包括帕克曼在内的帝国主义者早已习惯将殖民地看作一个以种族、文化、价值和行为差异为基础，难以调和的对峙。针对帕克曼在创作中对印第安人的鄙视和侮慢态度，麦尔维尔曾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毫无道理和极其错误的。“谁能肯定地说，一千五百多年前被送往罗马丢人现眼的不列颠裸体野人中就没有培根的祖先？……我们所有的人——盎格鲁—撒克逊人，迪雅克人和印第安人，都是同一个头脑的产物，按同一个形象创造的。”⁽²⁹⁾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麦尔维尔的思想灵魂正经历了一场从过去的盲从到敢于质疑的深刻变化。毫无疑问，斯潘诺斯也逐渐意识到了发生在研究对象身上的这一巨大转变。

正是立足于对美国霸权文化的深刻反思，斯潘诺斯展开了对麦尔维尔创作生涯的后期代表作《皮埃尔》的全新解读。在他看来，主人公皮埃尔在生活中遭遇了一场奇异的本体论危机。随着存在真相慢慢浮出水面，皮埃尔逐渐意识到“萨德尔草地”代表的真理世界不过是由诸多谎言拼凑而成的，是一个被特权语言“殖民化”的典型的美国社会空间。这个曾经和谐、有序的天堂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主人公下意识地与之疏远开来。此时的“萨德尔草地”不再是主人公理想的伊甸园，皮埃尔作为一个“被去中心”的陌生者，从充斥着本体性和同一性的家园中被驱逐出来，陷入一种神秘离奇、令人焦虑的境遇。按照斯潘诺斯的理解，皮埃尔、露西以及伊萨贝尔都是美国所谓真理话语的直接受害者，他们的悲惨结局不是源于自我加害，而是美国话语给阴影性“他者”施加权力意志的结果，旨在敦促其保持绝对沉默。在形而上学者眼中，“他者”就是偏离正轨的异常之物，属于被征服与殖民的对象。从这层意义上讲，“沉默”无疑就是美国霸权话语的替代物。“这一被总体化了的帝国的霸权话语，其替代品，似乎可以说，已经将明亮的光芒带给了，所有那些昏暗不明、含糊不清以及对思想的安顿加以抵制的东西——从时间性的差异和游离的主体，一直到卑贱的仆人，再到女性以及黑人奴隶。这一替代物，就是沉默。”⁽³⁰⁾形而上学宣扬的空间化思想，主张剥夺“他者”的话语权力，进而将其放入一个更广阔的同一性整体之中，以此达到驯服异类、维护霸权统治的最终目的。

斯潘诺斯郑重指出，陷入沉默的弱者没有在霸权话语体系中消亡，而是慢慢地积攒力量，变得日益强大，犹如萦绕在逻各斯中心周围的幽灵，对美国的胜利话语进行神出鬼没的侵袭，令统治者胆战心惊、极度恐惧。他表示，在后现代视野下重读《皮埃尔》，就是为了促使战后的美国读者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他者”在被剥夺语言权力后陷入的“沉默”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可能性后果。斯潘诺斯眼中的皮埃尔，以“被放逐者”的身份游离于真理话语之外，以沉默的方式拒绝屈从于形而上学的绝对命令。这种沉默意味着主人公对存在连续体的初步理解，当然这种理解与传统文论追求的“再现”截然不同，它是对虚伪真理的质疑，以及存在本真的深层思考。皮埃尔拒绝使用在人类历史上孕育过所谓真理的希腊语进行交流，不愿对霸权文化作出任何回应，因此他选择了沉默，并且最终采取自杀的方式，实现了向幽灵的回归。斯潘诺斯认为，《皮埃尔》内部正酝酿着一种反霸权话语意识，故事的结尾——皮埃尔、露西以及伊萨贝尔的死亡，释放出对形而上学不祥的预警信号：一种源自阴影“他者”的异常力量，必将扰乱霸权话语极力维护的和谐、正常的社会秩序。不可命名的“神秘存在”正在以一种特殊方式展现自我，预示着世人能够从沉默中听到声音。

根据斯潘诺斯的理解，回音不断、让人心惊的“沉默”之枪射穿自杀的皮埃尔，无情地射入了这个代表着真理话语的躯体，更进一步说，是射入了它的言说，一种“沉默”之中。在这种回音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长期遭受美国霸权压制的边缘化成员的种种不满与愤怒，他们中间包括惨遭驱逐的土著美洲人、饱受欺凌的黑人奴隶、被歧视的女性与少数族裔，以及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等。无论这些“异类”身在何处，即便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亡，也会以一种特殊方式向主流社会展现沉默者的声音。当然，这种幽灵般的声音萦绕在统治阶级脑海中，不啻为一种预示着灭亡的恶兆。伊萨贝尔在小说结尾处指出，虽然一切都已结束，但皮埃尔在世人眼中仍旧是一个不可看清的谜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知道，试图通过“了解”来实现对他者的掌控，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形而上学不遗余力做的事情。毋庸置疑，这种深奥的“沉默”本无名字，但历史上那些骗子哲学家们却佯装已经找到了“护符的秘密”，并通过命名、表征、制图等手段将阴影性“他者”强行纳入自己的理解范围，以期实现维护世界总体性与整一性的最终目标。显而易见，在麦尔维尔努力构建的后殖民语境中，这种荒谬的行径彻底丧失了昔日效力。伊萨贝尔的话，构成了对美国编造的全球性真理的一种难以遏制的幽灵性的谴责，表明无论形而上学凝视的目光如何把“他者”变成全然销声的石头，它都会千方百计以某种非正常的途径，使主流社会听到自己的声音。

经过细致周详的分析，斯潘诺斯得出结论，麦尔维尔在创作《皮埃尔》的过程中，成功摧毁了形而上学霸权话语对人类思想的长期桎梏，使之转向一种“去地域化”、呈现多种差异性的杂合话语，即后殖民话语。在斯潘诺斯看来，这部作品一方面揭示了传统的“再现”理论在追求事物本真时的软弱无能，使人们有勇气直面形而上学的种种弊端，认清所谓真理话语的虚伪本质，敢于质疑帝国主义的霸权言语；另一方面，它促使现代人学会从“他者”的沉默中听到对方痛苦与抗争的心声，深刻意识到“沉默”的表象下涌动着一股巨大暗流，“雷鸣般的沉默”正在不断消磨着西方形而上学大厦的根基。当沉闷与压抑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定会在一刹那间释放出惊人的摧毁性能量。用心倾听“沉默”中的声音，从另一个角度讲，预示着一种以“去中心”和“游离性”为主要特征的全新的例外主义者。⁽³¹⁾这也正是多年从事文化研究的斯潘诺斯持之以恒的梦想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