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转向

（一）“非理性”转向

《恶心》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人的日常生活状况和各种社会情绪，开创了用小说的艺术形式表达哲学这门学科的手法。主人公洛根丁是一个具有特殊感知能力的法国年轻人，与身边事物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在厌倦了印度支那长达六年的生活之后，回到法国布城，准备撰写一本关于18世纪探险家罗勒邦侯爵的人物传记。此后三年里，他在这座小城中孤独地生活，看透了这个荒谬的世界和人生百态，最后在绝望中放弃了自己的初衷，选择逃离布城。

斯潘诺斯将《恶心》的主人公洛根丁比喻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遭世人遗弃的“地下室人”。我们知道，《地下室手记》是一部极具否定性和破坏性的思想论著，它猛烈攻击工具理性与功利主义，强调人在理性方面的局限性。作品充满了思想的转折、跳跃，不断把问题推到极端，言辞激烈、充满挑衅，其中心意旨就是强调人性的复杂性，有限性和非理性。⁽⁵⁾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批判理性专制主义一样，萨特也反对将人性固定化，确定化。因为在他看来，人性不是一个物体，不是山川，不是河流，也不是飞禽走兽。人性不是任何有确定性质的东西，而是始终处于不断的生成与变化之中。显然，这样的思想与时代潮流相违，从工业革命以来，社会要求的恰恰是人必须成为没有任何个性的生物。倘若想成为一个有独立个性的自我，他必然会表现出较强的非理性意识，而这样的人在所谓“正常人”眼中，就是疯癫之人。文中，萨特有这样一段关于“疯癫之人”的描写：

疯癫就像是荒野里的呼声，叹息着另一个世界的凄苦，它提醒着人类在浩瀚宇宙中的渺小地位，诉说着人类社会的道德沦丧。这是对世界末日的叹息，暴露了人类的缺陷与脆弱，以及在死亡面前的无能为力。作为非理性的经验形式，疯癫一直被视为对行为规范的一种背离、出轨，是精神领域的他者，必须通过暴力惩罚等手段加以降服，以维护理性不容玷污的绝对权威形象。疯癫成了受理性监督的反常意象，成了受到理性主义栅栏大肆排斥的展览对象。一个疯癫之人，虽然存活于世间却被文明社会排斥在外，他的不健康状态恰恰成为定义理性的另类方式。到了20世纪，人们又将疯癫化约为与真实性相连的自然现象和科学对象，它被视为疾病的症状，甚至疾病的本质。作为真相，疯癫曾经以人的真实面孔构成为文学的一种审美意象；作为废除人的形式，疯癫被贬斥在审美之外而成为非人的符号，成为理性主义解释和规训“对象世界”的手段。在理性统治的世界里，疯癫、诗人、反常、越轨等非理性行为完全丧失了合法生存的空间。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详细考察了时间跨度达六百年之久的癫狂病人的历史，结果发现，一部疯狂史，就是一部残酷监禁、野蛮驱逐病人的历史，是人类以理性名义对非理性的病人进行血腥镇压的历史。他指出，所谓理性，即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就是通过残酷地压制与排斥人类的种种疯癫或非理性行为，来建立与强化自己的规范秩序。理性权力运作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听从理性的引导和指示，按照历史必然性设计好的道路前进，它以一种不掺任何杂质的“纯净形态”，以注定要征服癫狂和非理性的胜利姿态来支配一切。那些现代化的机构，如医院、精神病院、监狱、工厂、家庭等，经过福柯的考古，纷纷露出了它们通过强硬手段来控制“非理性”行为的狰狞面目。

斯潘诺斯指出，萨特通过他的代言人洛根丁多次对理性的化身，如“知识权威”、“最高价值”和“社会秩序”等进行深刻的剖析，揭露它们对人类思维方式的长期桎梏与危害。在萨特的笔下，典当广场上屹立着的古斯塔夫·恩彼特拉兹铜像俨然就是西方传统理念顽固的卫道士，冷酷、丑恶，令人感到恐怖，他对于任何异己的思想都毫不留情地压制与扼杀。“为了替她们的那些狭隘而牢固的渺小观念服务，他献出了他的权威和无限广博的知识；这些知识是从他那沉重的手压着的那堆开本书籍里得来的。……因为她们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神圣的观念，善良的观念，再也不必由她们负起责任来保卫，一个铜人已经当了它们的保卫者……他的神情是痛苦的、不适的。他并没有活着，可是他也不是没有生命。一种隐蔽的权力从他身上发出：就像一阵风吹着我一样，他想把我赶出典当广场”。（第40页）理性的专制与冷酷，以及对人性的桎梏在萨特的笔下暴露无遗。

我们知道，构建稳定的秩序是现代主义最重要的目标。现代主义继承了传统哲学在偶然生成与变动不居的事物内部辨析出恒定规律的特点，总是试图揭示一种存在于现象世界之外的本体论和整体性观念。现代主义思想是以追求稳定秩序、确定性和普遍性为目的，由强大理性内核为主导的人类现代文明。从传统宗教神学钳制下解救出来的人们，创造了繁荣辉煌、无与伦比的现代文明，这使他们对自我的理性能力充满了自信，认为依靠完备的社会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人类不仅可以完善自己，还能够改变世界。然而，现代主义对理性的过度依赖直接导致了人类的盲目自信，忽略了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抹杀了世界上每个存在体都有的相对性与多元性，尤其是人的行为差异性。

萨特的观点对斯潘诺斯诗学精神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他承认理性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享有很高的权威性，长期以知识、秩序为掩体来压榨人性，改造世界上所谓堕落、陌生与怪异之物，以及消解各种不和谐的因素。正如他谈到在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框架下，疯癫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时所说，“诗人笔下描绘的人类经验必须取得广大读者的想象性认可。要实现这一点，他就不能逃避维护人类共同经历、常识和道德意识等信仰的责任。倘若作品缺乏足够人性化的内容而不能激发读者兴趣，或者需要人们认同一些违背传统理念，超乎寻常的奇特思想，则必定要承受失败的代价。”⁽⁷⁾在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创作时代，疯癫意味着与艺术作品的彻底决裂。疯癫被定性为非秩序化、非正常的存在，任何疯癫因素都不得介入文学的构建。另一方面，作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斯潘诺斯断然否定了在纷繁复杂的物象后面存在一个最高价值，也由此否定了世界的绝对真理意义。因为一切“最高价值”、“权威的上帝”、“绝对理念”，或者“认识一切的主体”，都只不过是被人们虚构、幻想出来的，用以自我安慰的虚假东西。所以在后现代艺术家眼里，艺术、价值和道德中含存的永恒性、根本性，以及终结性规范都已被全然消解，所谓包罗万象的统一体系仅仅是一种旧式的神话，不再拥有昔日的价值意义。

进入19世纪之后，伴随着叔本华、尼采非理性的唯意志论的诞生，理性主义逐渐式微，开始奏响了非理性主义的序曲。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发现，仅凭传统的科学理性远远不能解释人类纷繁复杂的精神世界，因为在人的内心世界，一直有一块超越科学理性范围的非理性、非逻辑的心灵活动区域。他们站在现代主义的高度，希望通过对理性主体的疯狂消解，将个体的欲望、存在重新凸显出来，实现人的主体自由。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长期被忽略的非理性世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文学理论，以不同的方式挑战传统的理性主义，终成蔚为壮观之势，实现了非理性转向。

自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思想就一直把理念和本质放在首位，认为世界是理念的仿制和流溢，人只是本质的附庸和显现。而萨特提出的著名论断“存在先于本质”则是对这种本质主义的直接抗拒。不难理解，既然存在先于本质，人们便可以选择做怎样的人与怎样生活；否则，一旦人被剥夺了选择的自由，他也就无任何自由可言了，必定沦为毫无情感可言的机器或冰冷的石头，承受一种纯物质性的机械生活。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现阶段，人之存在益发受到理性的挤压，人们普遍忍受着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危机，人丧失了本真性存在，已然成为非人。萨特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对荒谬世界的本真体验就是恶心，摆脱荒谬与恶心的途径就是使人成为自我的立法者，承担起自由选择的重任，通过选择一条审美的人生道路，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恶心》中的洛根丁便是作者有意塑造的冲破理性牢笼，在自由选择中实现“自为的存在”的一个典范。

萨特强调“自为”只能以时间的方式存在，它与时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时间性，也就是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在人的一生中，每一个时刻都应该是独特而不可复现的。没有变化的时间使人生丧失了意义。在布维尔，时间日复一日地流逝，生活却没有丝毫改变，明天只是对今天的复制。人们习惯以过去来诠释今天，甚至预设将来，从中看不到丝毫的差异。单调乏味的生活在封闭、保守的现实中不断循环。伴随着时间性的消失，洛根丁彻底迷失在一片虚无缥缈之中，整天浑浑噩噩、不可终日。然而，作者巧妙地为他提供了一条从音乐欣赏中恢复时间意识和生命活力的路径。

洛根丁十分欣赏一张名为《在那些日子里》的唱片，歌名本身就有强烈的时间意味。音乐是一种时间性很强的艺术，它存在于不断流淌的时间过程之中，表现为无止境地向前运动，后一时间点不断否定前一时间点而进入另一时间点，使其在否定中得到重构，从死亡中获得新生。当然，音乐亦在这一过程中使自身的本真内容和价值意义得到全方位的体现。它促使人们学会审视过去的时光，注视流逝的当下，以及期盼将至的未来。《恶心》中，音乐的时间性和洛根丁的生命律动发生了奇妙的共鸣。对一般的外物而言，死亡只能来自外界的强加；但是在音乐中，一个音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创造自身的意义，同时面对死亡，在它消逝的那一刻，它对整个音乐作品的意义也得到了确认。⁽⁸⁾死亡给人带来一种断裂感，于是现实的封闭时间被音乐刺破了。从一个音符的死亡到另一个音符的诞生常常意味着质的变化。音乐激活了洛根丁的内在生命力，在音乐的生灭和更新中，他重新感受到时间的重大意义。

萨特将人“自为的存在”比喻成音符的消亡过程。的确，每个人从降临到世间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所思所想”和“一言一行”书写与充实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人生。生命意义在人的自为行动中不断得到更新与改写，直至生命因死亡的到来而最终结束。音乐唤醒了洛根丁对时间的感受。“我爱它的突然出现，向前直冲，像悬崖伸出海面一样。……这些音符的跳动是不知疲倦的，一道不屈不挠的命令使它们产生，也摧毁它们，永远不让它们有时间来再现，来独立生存。它们奔跑，它们互相推挤，它们在经过时给我以下短促的打击，然后消失。……我必须接受它们的死亡，这个死亡甚至应该是我的愿望。”（第31页）我们从歌词中不难体会到萨特冲破理性桎梏的决心和力量。他在摧毁理性牢笼的同时，又煞费苦心地建立起一个希望，它就存在于人的行动中。

斯潘诺斯指出，存在主义的“人”学观念为后现代主义学说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分，它关注人类生存的真实境况，是对人的孤独焦虑、精神恐慌、反抗超越以及自我选择等行为的深度思考。它赋予了人极大的自由度和能动性，实现了人的主体意识的回归。萨特的“自由学说”提倡人是绝对自由的，人生就是无止境地选择和行动的过程。萨特这种通过行动改变现实，追求自由人生的积极态度深深地感染了斯潘诺斯，确定了其诗学理论富有建设性的思想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