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阐释理念
现代主义批评满足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形式要求，将文学艺术作品视作一种具有自主性和内含性的客体，在“空间形式”的遮蔽下，完全忘却了“存在”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避免地有其世俗性与历史性。(63)传统阐释学寻求一种预先设定好的总体性，其实质就是由至高无上的“上帝”或“理念”确立的一系列先在的秩序，并且通过将时间“空间化”，把“存在”的差异本质转化为同一性。斯潘诺斯从哲学源头上认真分析了西方传统的理解模式，指出从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到现代实证主义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想，植根于“在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假定原初的同一性为前提，在一个预先确立、脉络清晰的世界秩序里，有意将流动的时间割断，通过空间化把“存在”的差异性转化为同一性。逻各斯化身为“永恒本质”、“上帝神谕”与“绝对理念”，从不同层面唤起了西方的本体论历史，统一表现为本质先于存在、永恒先于时间、一先于多、同一先于差异。直至现代，西方理解模式没有产生过根本性断裂，而是始终围绕逻各斯中心，形成一系列恢复性的增补。当某种形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话语权威遭到质疑而岌岌可危时，就会出现另一种性质不变的话语方式取而代之。究其原因，“存在先于时间”的本体优越论取缔了时间的不可逆转性，世间万物陷入无限复制，周而复始的历史轮回。时间和场景不再处于变动不局的状态，而是朝向一种永恒的静态努力；历史事件被分类转化，并由此重新获得它们在古老的唯灵论中拥有的本体性秩序。伴随着时间的空间化，形而上学视角采取一种回顾性透视法，不仅否定了未来差异性存在的可能性，还遮蔽了具有原初性创造力，不可预知的世俗存在。
20世纪盛行的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倾向于将世俗性文本视作束缚封闭与自成一体的环形空间，这种空间化阐释学认定“文本的形式结构”相对于“阅读的短暂过程”具有本体优势，这注定它必将深陷于一种有害的反复循环之中，并由此彻底否定了对同一文本进行多重阐释的可能性，使文本与生俱来的世俗性受到严密压制。现代阐释理论源于形式主义诗学动机，始终坚持一种“在场”理念，在“空间逻辑”的引导下，认定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都暗含着某种终结性的，不随时间流逝而发生变化的绝对意义。它超越了时间历史等因素的限制，因此能够得到理想的复原性阐释。现代派阐释理论建立在文学作品的“自主性”原则上，决定了与之相应的阐释实践具有不可磨灭的封闭性与内在性，亦由此导致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极力保持“公正”、“客观”的立场。我们知道，形式主义的根本意图是通过对文学基本原理的探索，希望在创作方法和结构安排等方面找到某些永恒不变的规律，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随后兴起的解构主义思想则彻底宣告这已成为远不可及的幻想，任何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世间一切“存在”都处于运动变化的状态中，无物可定，更谈不上所谓的永恒定律。因此，逻各斯中心主义一贯坚持的“客观”、“公正”的阐释学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伪科学，或一套虚假理论。
在斯潘诺斯眼中，现代性阐释立场表现出的是一种颇有利害关系的“客观主义”，直接导致一种受制于形式规定的阐释模式长期存在。在“档案”意识的支配下，读者像形而上学者一样展开对文本的解释，期望与现代哲学倡导的“满足原则”保持一致。关于“满足原则”，T·E·休姆在《人文主义与宗教态度》中做了如下说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所有哲学体系都大同小异，如出一辙。尽管这些画面实际上是有差异的，但奇怪的是，它们总体上都是令人满意的。哲学家们在描述人与世界关系的最终画面中，全都无一例外地与构成现代哲学的统一的无意识标准或规则保持一致。……哲学家们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共同接受了这样一个对人之命运感到满意的观点。人们对结论的真实性可能有过怀疑，却从未对其“满足”标准产生过质疑。(64)这种回顾性的现代主义强制性阐释不仅可以在教条的传统经典中感受到，如：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但丁的《神曲》、邓恩的《正典》、马维尔的《花园》、济慈的《精致的瓮》，狄金森的《我不能因为死亡而却步》，还表现在对那些在形而上学视野中与所谓的经典标准格格不入、结局开放、具有摧毁性的文本的发现之中。这些有待规训的文学作品包括：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问题”剧本、斯泰恩的《项狄传》、艾略特的《荒原》，以及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65)斯潘诺斯把这些“脱离正轨的文本”形象地比喻成现代文明社会的疯癫者，后者彻底丧失理性、极具破坏力的疯癫状态无疑就是凸显现代文明程度的另类工具。同样，这些在传统视野下离经叛道的文本一方面被排除在经典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又作为畸形被纳入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辐射区域，被严格限定为西方名著的消极陪衬，难登大雅之堂。这便很好地解释了麦尔维尔的《白鲸》和《皮埃尔》为何被批评家R·P·布莱克默贬斥为仅供人们旅游消遣的作品，查尔森及其他“黑山派诗人”，托马斯·品钦等挑战空间形式的规则标准的后现代诗人与小说家始终游离于传统正典之外，遭受被排斥的命运。
传统文学批评坚守的形而上学立场，彻底否定了一切另类解释的可能性和富有创建精神的质疑，它倡导一种通过推断得出结论的直陈式参考体系。(66)在斯潘诺斯看来，起源于希腊悲剧，历经多个世纪，一直延续到现代主义高潮时期的西方文学传统在本质上都是一脉相承的，是以形而上思想为基础、深陷逻各斯中心主义巢穴的空间化文学。确切地讲，文学作品被赋予了某种机械性的空间形式，成为一个个精心构造、细致打磨的故事。不仅如此，由于文学被化约为某种可以掌控的客体，文学批评也总是带有某种预设目的，采取先提出假设，然后加以论证的方法，致使本应动态、多元的文学阐释以一种线性和静态的方式展开。受“结果重于过程”观念的影响，人们在理解问题时往往会把纷繁复杂，充满差异性的世俗历程搁置在一旁，努力寻求不同事物间的同一性或整体性。阐释者犹如经典大片中的干练侦探，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真相最终会大白于天下。就此而言，传统阐释学正逐渐沦为主观欲望追求确定性的工具，成为所谓真理的附属品，自我确定式的阐释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支配和同化差异的强大力量，结果不可避免会使各种重要的差异性细节被强制性地融入事先预设好的循环体系。如此一来，必然会导致现代文学评论丧失原有的生命活力，继而走向终结。针对这一严重现象，斯潘诺斯指出，如果能让被“遗忘”的时间性和世俗性复原如初，那么日渐萎缩枯竭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必然会再次焕发出盎然生机。
任何时候，人类理解模式和作者观都有着不可忽略的联系。早在西方启蒙运动提出“天才”概念之时，文学艺术家就被赋予了远远高于普通民众的特殊地位，笼罩在一道神秘光环之下。他们高居文学圣殿，习惯从全知全能的视角俯视芸芸众生，凭借想象虚构一个注重整一性、无时间差异的艺术世界。作者和作品之间俨然就是父子关系，前者产生后者，决定后者的价值意义和理解程度。文本的终极意义源自其创作者，他才拥有对文本的最后阐释权。既然作者是作品意义的终极所指，读者解读作品的目的就在于尽可能重构作者的内心世界。文中发生的一切，无不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兴趣爱好、情感变化息息相关，必须从作者那里寻求解释，因为任何细枝末节都是对创作者秘闻的曲折暗示。传统“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事先预设了读者和文本的分离，导致了认识论上文本的客观意义和读者的主观意图的分离。于是，阅读就成了如何克服读者的主观意图去达到文本的客观意义的过程。但是，当这种对读者理解活动的绝对控制权走上极端时，必然会导致背离或反叛现象的出现。随着形而上学思想弊端的不断显现，人们迫切要求超越传统的逻辑思维模式，挣脱“回顾性阐释”带来的恶性循环，这就注定了要诉诸文本在特定生活情景下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