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斯潘诺斯的理论溯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人在对抗的语境中见证了存在主义的诞生，这不仅是一门生命哲学，更是一种抵抗形而上学束缚的意识形态或阐释学。斯潘诺斯理论体系从整体上显示出较深的存在主义痕迹。他不仅承认自己在建构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源于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哲学批判精神，还表示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应追溯到以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西方历史上的存在主义者大体可分为“信奉基督”与“持无神论”两大类。尽管他们都赞同“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却在很多方面都有较大差异。其中，最显著的一点便是：前者认为上帝并不是像“无神论存在主义者”宣扬的那样，已然消亡，而仅仅是在世俗生活中缺席，无法从理性角度来把握。这类存在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包括：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马赛尔（Gabriel Marcel，1889—1973），他们坚持信仰是人类从“虚空”深渊中获得救赎的唯一路径。换句话讲，通过将“个人”与“基督”紧密联系在一起，能够有效地调和“本质”与“存在”、人类与宇宙之间的尖锐矛盾，填补两者间的鸿沟。另一方面，以尼采、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的“无神论存在主义者”则坚持拯救人类的关键在于，要让他们清楚意识到“虚空”的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分离。

斯潘诺斯最早接触存在主义思想是在卫斯廉大学读书期间，时值1945年，当时整个文艺界弥漫着沉闷单调、令人窒息的新批评气息，值得庆幸的是，他结识了一位性格孤僻但思想前卫的好友大卫·麦茲（David Mize）。在麦茲的影响下，斯潘诺斯第一次阅读了由亚历山大·德鲁（Alexander Dru）编译的《克尔凯郭尔随笔杂记》。文中，克尔凯郭尔对人生存状态与价值意义的深刻解析使其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从此，存在主义开始在斯潘诺斯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并伴随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克尔凯郭尔的至理名言“我们向后思考，但向前生活”（We think backwards，but we live towards）⁽¹⁾被斯潘诺斯在各种场合引用了上千次。此后，尽管依然是在旧教育体系下接受传统文学理念的熏陶，存在主义却不时地像虫子一样用尖利的牙齿撕扯着这位莘莘学子的灵魂，使他在强烈痛楚中对事物始终保持敏锐的感受力，不让自己的心变得麻木、冷漠。

斯潘诺斯之所以能够以决绝的姿态从新批评的窠臼中挣脱出来，转向存在主义的批评视角，还得益于他从1951年至1953年在芒特赫蒙预备学校的两年任教经历。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批刚从教会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对基督教存在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和对其教义的严格恪守，给斯潘诺斯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克尔凯郭尔发自内心的仰慕。斯潘诺斯成长于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青年时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又目睹了越南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杜鲁门政府扶持希腊右翼势力的行为。严峻的社会现实促使他深刻反思西方国家的种种霸权主义行径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之间本质、内在的联系，并使他最终毅然决然地背离了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转向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即存在主义后现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