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复与回忆

西西弗是西方神话里最智虑明达的凡人。在预感到自己死期将至之后，他经过周密策划，成功地将死神塔纳托斯囚禁了起来，不仅使自己逃过一劫，而且再没世人进入冥国，人们也因此停止了对冥王哈得斯的献祭。万神之主宙斯获知了这一情况，命战神前往西西弗那里释放死神，获释后的死神随即摄走了西西弗的灵魂。为了使自己能够重获生命，临死前的西西弗特意吩咐妻子不要对冥王做献祭。身处冥界的西西弗以“回家嘱咐妻子按时献祭”为借口，恳请冥王让自己重返人间，并承诺一定会再回来。可是，当他在人间重新领略美丽景致，享受阳光沐浴与流水滋润，感受大海和岩石的温暖之后，就彻底违背自己的诺言，再也不愿回到阴森黑暗的地狱了。受到戏弄的哈得斯被彻底激怒了，他再次派死神去摄走西西弗的灵魂。由于多次亵渎神灵，西西弗被处以严厉的惩罚：每天要将巨大的石头推上陡峭的高山，但石头一到山顶，必然会滚落回山脚，于是工作就要重新开始。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因为在希腊神话中，重复就是“凝固呆滞”的同义词，意味着生命价值的日渐消冥，以及荒诞、虚无的生存状态。就故事本身而言，西西弗神话无疑是对“同一性重复”内涵的生动演绎。

同一性哲学认为世上一切存在都是理念世界的表象，人类的现实活动追求的仅仅是一种无差异的重复，不可能涉及思想的创造。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一性重复”强调的就是本质相同或相似的复现，它植根于一个未曾受到重复效力影响的纯粹的原型模式，生活中任何实例都只是这一模式的摹本。在此哲学背景下，“回忆”自然就成为对“同一性重复”思想最精妙贴切的比喻性阐释。克尔凯郭尔在著名小说《重复》的起始部分，借用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来引出重复的原始概念：“对希腊人而言，重复是他们表达所谓‘回忆’的一个关键词。他们教导说，一切知识都是回忆，同样现代哲学会教导说，全部生活都是重复。”⁽³⁾西方文化关于“回忆”的最早言说出现在古希腊神话中：著名的九位文艺女神缪斯，是宙斯与其表妹漠涅摩绪涅的女儿。宙斯乃众神之王，而漠涅摩绪涅是天神乌勒诺斯与地神该亚的女儿，号称“回忆女神”。漠涅摩绪涅为宙斯生下了缪斯，即艺术众女神，她们分别掌管历史、音乐、喜剧、悲剧、舞蹈、抒情诗、颂歌、天文和史诗。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文艺诞生于回忆。

柏拉图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位提出“诗言回忆”的哲人。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运用“三张床”的著名隐喻来讨论作为“重复”的模仿：神首先创造了床的“原型”，工匠根据这个“原型”制造各种具体的“床”，艺术家再对工匠的“床”进行描摹。柏拉图对回忆的论述极富神话色彩，主张灵魂不灭说，坚信灵魂通过回忆是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意志与灵魂都是有生命的东西，心灵是灵魂在理念上的主导，是人神交割的源泉，包含着最本质的东西。当人们环顾四周，想要通过表象事物察知世界奥秘时，必须把心灵从内心提升到意识层面上来。所以柏拉图认为人并不能通过学习得到知识，因为理念的本质存在于心灵，植根于灵魂深处。一个人的学识修养，是从他内心散发出来的，要通过灵魂对前世的回忆来完成。所谓学习其实只是回忆借助的重要手段，在《美诺篇》中，他特别强调，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从学习中得来的，学习毋宁说是我们对灵魂已知的，已具有的知识的一种回忆，而这种回忆只有当我们的意识处于困惑状态时才被刺激出来。回忆是从过去之中找回知识，前提是真理早已储存于每个人的大脑中，只是暂时受到了压制和遗忘。柏拉图相信灵魂轮回，认为人的灵魂原本在“上界”与神同在，入世后又反复轮回过多次，因此早已掌握一切知识，现世的学习只是回忆前世所知道的东西。

回忆能够复现灵魂在上界见到的美的理念，回忆是人从领略尘世之美上升到观照美之本体的唯一途径。但这种飞升不是随意可实现的，必须得到神灵凭附进入迷狂状态，人方能凭临美的汪洋大海，观照永恒本体的光辉景象。诗人之所以能写出伟大诗篇，是因为灵感；而灵感由神灵凭附而来，是由不朽的灵魂从前生带来的回忆。不论是神灵凭附还是回忆，都会使诗人处于迷狂状态。迷狂的诗人，通过回忆的反省作用，就能够随神周游，俯视凡人所认为真实存在的东西，举头望见永恒本体境界所见到的绝对的真善美，也即“理式”。或许，每颗灵魂都能观照永恒的真实世界，但对绝对理式的回忆，却并非人人皆能体验，只那些极少数具有足够审辨力的人，方能具备回忆的本领。柏拉图学说强调超验性的美：回忆不是对“现世生活经历”或“外部世界经验”的反顾，而是对内心世界的求索与认知。回忆在柏拉图学说中成为一个本体性概念，已远非心理学意义上的回忆，是从现实世界向价值世界过渡的桥梁。它直接导致后世的西方美学注重探究人类灵魂深处的意识状态，习惯以有限的个体生命趋向无限的理想境界。

西方另一位伟大的宗教哲学家——奥古斯丁也在神的面前毫不掩饰自己对“回忆”的崇拜之情：“我的天主，记忆的力量真伟大，太伟大了！真是一所广大无边的庭宇！……它的深邃，它的千变万化，真使人望而生畏；但这就是我的心灵，就是我自己！我的天主，我究竟是什么？我的本性究竟是怎样的？真是一个变化多端、形形色色、浩无涯际的生命！”⁽⁴⁾奥古斯丁对回忆的论述带有浓重的神学色彩，他相信上帝在造人的同时，也为他们植入了饱含真理的灵魂，可是这些真理并不会自动显明，它们潜藏于人的灵魂深处，必须经由教会和圣经的提醒，得到上帝灵光的照拂，才会在我们的脑海里浮现出来，记忆才会变成思想。记忆蕴藏了所有先天植入的真理和后天获得的感性形象，是隐藏至深的思想宝藏，是无法预测的内在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讲，记忆与心灵无异。灵魂既为上帝所造，上帝本身的形象也蕴涵于记忆之中，因此人就必须向记忆深处，向心灵世界去寻找和接近上帝。这样，回忆就成为通向上帝的唯一途径，不仅是人学习一切知识的智慧之路，更是人达到至真、至善、至美之终极境界的天梯。

相比之下，克尔凯郭尔给予了重复全新的内涵。他认为“重复之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是令人振奋的进取；而“回忆之爱”则表现为对失落园的无比向往，是一种带有怀旧、感伤与梦幻色彩的愿望。回忆与重复都十分注重存在的“永恒”，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希望回归到事物存在前的原初状态，因为古希腊哲学认定“永恒”是人类曾经拥有，后来受世俗尘埃的蒙蔽而与之失去联系的一种存在。而克尔凯郭尔坚信“永恒”没有消失，只是有待人们凭借自身努力，在不久的将来去积极获取。它就像前方道路上一盏明灯，指引人们积极奋进。在小说《重复》里，他对回忆和重复进行了形象生动的比较：

不同于克尔凯郭尔对回忆的全盘否定，本雅明在《普鲁斯特意象》一文中，归纳出“意愿记忆”和“非意愿记忆”两种记忆方式。“意愿记忆”是一种受理智和意志支配的自觉记忆，旨在对已消失事物进行清晰的描述。总体上讲，它涉及的意象贫乏且不具深度，给人一种平淡无味的感觉。它建立在貌似的同一性基础上，在人的头脑中合乎逻辑地运转着，容易被人们接纳和理解。这类相似往往根植于某一外在的概念，人们若以此为依据，便不难理解事物间的相通之处。但我们注意到，“意愿记忆”只能依照时间顺序对事物进行枯燥乏味的描述，而在维护生命的“审美性存在”方面往往很难有所作为；这便导致了它在努力还原事物的清晰面貌之时，原本五彩斑斓的生活色彩与独特韵味也会随之变得模糊，以至最终消退。理解毕竟不是捕捉真实情况的最佳手段，心灵世界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并非通过推理就能获得，任何真实饱满的原初印象都只能存在于感知中，理智永远不能一成不变、原汁原味地恢复过去事物的原真状态。本雅明对此曾有过形象的说明，“白日会拆散黑夜织好的东西。每天早上我们醒来，手中总是攥着些许经历过的生活的丝缕，哪怕它们往往是松散的，难以辨认的。这张生活的挂毯似乎是遗忘为我们编织的。”⁽⁶⁾此番描述成功地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非意愿记忆”。

“非意愿记忆”即“珀涅罗珀式的遗忘的结晶”，是一种不涉及功利主义，纯粹出于个人潜意识的记忆方式。这类非意愿的，极富感染力的奇特记忆拥有想象性与差异性等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大脑中对过去经验的储存就保留在这样的记忆之中，虽然拥有许多相似点，却属于“不透明的相似”。本雅明把这些相似点和梦联系在一起，从中人们可以体验到某物对他物的另类重复：两者迥然不同，却又惊人地相像。“非意愿记忆”中隐含的意象不存在于任何单一事物之中，而是位于“不透明相似”涉足的空寂之处，是产生于差异裂缝中的第三者。本雅明对此给予了一个鲜明的标志，即“袜子”的意象，它像一只袜子，又是一只空的袋子；但同时又是袋中的礼物，装满了袋子。简言之，这种意象处于事物之间模糊相似的交叉处，是记忆与遗忘共同编织的图案，彼此交织缠绕在一起，形成似是而非的特殊关系。

如果说合乎逻辑的相似有赖于同一性原则，那么梦中不透明的相似则是建立在两种事物的差异基础上，相关的重复现象没有充分的外在依据，仅仅产生于不透明的相似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同于“意愿记忆”，我们无法凭借传统的逻辑或理性思维来把握此类相似点，它就像诸多梦幻一样飘忽不定，时而浮现，时而消失，难以被准确地捕捉或觉察。因此“非意愿记忆”是在没有任何预设目标、也不采用暗示方法的情况下获得的一种特殊记忆，具有“无意相求、不期而遇”的特征。人们常常感叹，“非意愿记忆”是如此远离主体的意愿，全然依靠一种感性或无意识的力量，以至于它能否垂幸降临到人的审美境界，全凭机遇或巧合。只有在某些特殊时刻，当人们被某种偶然的契机触动，不由自主地再次进入相似情境时，过去的体验才能近乎真实地在自己身上得到重现，而理性在这一过程中是难以发挥作用的。正如普鲁斯特所言，“过去是在某个理智所不能企及的地方，并且是丝毫不差地在一些物体中（或在这些物体引起的感觉中）显现出来的，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是哪一些物体。而我们能否在有生之年遇上它们全仗一种机会。”⁽⁷⁾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时间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双面神，既可以使人们留下对往昔的美好记忆，又能在岁月长河中将其无情剥蚀，乃至完全摧毁，只留下支离破碎、若隐若现的痕迹。生活永远处于流逝与销蚀之中，人类总是耗尽毕生精力与时间进行无止境的抗争，希冀获得一种心灵的永恒。然而当他们执著于某一事物，某个人或某段难以割舍的情感时，“遗忘”就会渐渐地在人的脑海里蔓延开来，在不知不觉中淹没他们最宝贵的记忆。不同于这种将“回忆”与“遗忘”对立起来的观点，法国文学家昆德拉认为“回忆”不应被视作是对“遗忘”的否定，因为它自身就是“遗忘”的一种形式。本雅明也倾向于这种看法，“我们知道普鲁斯特在他作品中描写的并不是生活的实际情形，而是留存在经历过它的人们记忆中的生活。……对记忆型作家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他感受到了什么，而是他记忆的编织，是珀涅罗珀式回忆的结晶。或者人们是否应该更确切地将它称为珀涅罗珀式的遗忘的结晶？难道普鲁斯特不自觉的记忆在遗忘和通常所说的回忆之间，不是更接近前者吗？”⁽⁸⁾

综上所述，“回忆”这一重要的人类精神活动自始至终牵涉到两个不同的时间向度，并由此带来了两种判断尺度之间的矛盾：一种是事件发生之时的，过去的判断尺度，另一种则是以当下的判断尺度为参照背景。实际上，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一个完好如初的“过去”在等待我们去唤醒或复现。回忆注定了是“当下”和“过去”在差异基础上的某种交叉、叠合，它在本质上关注的不是“过去之我”，而是“当下之我”，“当下”才是真正的出发点和归属地，永远制约着人们对过去的回溯与总结。回忆并非是单纯地再现往事，而是一种对“过去”的重建，它总是立足于当下的需求才会产生，“过去”在被唤醒的同时也隐含了当下的向度。因此归根结底，回忆就是两个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我”不断进行的回环往复的对话，是当下的“我”对过去的“我”的询问。它既是对过去经验的摸索与探访，更是对“当下之我”的确认与救赎，是建构人之“此在”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