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理性模式

（二）消解理性模式

恰如奥尔森在《特殊的历史视野》（The Special View of History）和《人类宇宙》（Human Universe）中经常提到的，西方哲学和文学传统中“时间的空间化”或“变化过程的固化”植根于以理性为中心的人类意识。这种意识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享有不断提升的特权地位，并在工业革命时期，也就是在资本与工具占据主导地位的年代达到顶峰，它通常表现为凌驾于存在之上的权力意志。⁽⁴⁴⁾斯潘诺斯坚持认为，逻各斯（即理性）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驾驭人类世界的最高秩序。以赫拉克利特为首的希腊先哲把世界的起源归结于永恒、超验的逻各斯，从笛卡尔到康德，再到黑格尔，他们的理想世界都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理性原则始终是人文精神和美学思想一贯坚持的核心尺度。简而言之，逻各斯就是“绝对意旨”、“永恒在场”和“形式范畴”等一系列形而上学话语的代名词，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灵魂，拥有绝对的权威性。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理性的大厦也在各种力量的对峙与消解下变得摇摇欲坠。斯潘诺斯从两种侦探小说截然不同的构建模式入手，成功地消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框架内的“理性”权威。

罗马尼亚著名的荒谬派剧作家尤金·尤奈斯库指出，从古希腊至今，几乎所有创作剧本都贯穿着令人兴奋、刺激的故事情节。其中，无所不能的侦探在理性的指引下，把隐藏在厚厚迷雾之后的真相展现在观众面前。任何一项调查均指向一个成功的结论，剧中的谜团要么在最后一幕解开，要么从一开始就给出结果，再逐一呈现破解谜团的复杂过程。总之，所有的历史行为都取决于最终目的，每一个特定时刻，无论多么反复无常、神秘古怪，均能在一种“侦探意识”中被理解或控制。斯潘诺斯对尤奈斯库的观点深有同感，并指出该模式的危害之处就在于：那种“将生活转变为冒险活动的行为”犹如把地球各大洲凝固成一个精心打造的不变空间。尽管各个组成部分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不稳定性与或然性，一旦被侦探故事中的线索或迷宫拼图联结起来，容易导致多元变化的时间因素便会遭到彻底否定。⁽⁴⁵⁾如果说事物的神秘性会产生“不确定性”或“极度痛苦”，那么在侦探故事中直指结局的线索就代表着一个绝无变动的目标，或反复出现、可被量化的模式，能够有效地消除种种神秘性。简而言之，这就是一种实证主义科学家所持的理性智慧，而侦探作为理性智慧的化身，则表现为对事物确定本质的深信不疑，相信世间的万事万物皆是在某一总体设计的背景下，构成宇宙世界所必需的，可被量化的局部成分。于是，侦探成为实证主义科学的绝对象征。斯潘诺斯表示，也许尤奈斯库关于“西方戏剧从《俄狄浦斯王》到安东尼的自然主义‘自由剧作’中，侦探的身影无处不在”的论断显得有些极端，但的确反映了在戏剧的世界里，任何目标的行为动作都是可以被预测的，所以一切带有神秘色彩的犯罪谜团最终都能大白于天下，换而言之，可以从理性的角度得到解释。

侦探小说，亦称推理小说，宣扬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案件侦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知道，探究未知事物的奥秘乃人之天性，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史上正是凭借这份寻根究底的好奇心，才逐渐成为主宰世界的“万物灵长”，而“寻觅”也由此成为一个与西方哲理思维和积极人生观并行不悖的文学母题。很早以前，人们便开始用神话传说的形式讲述探索奥秘的故事，譬如世人皆知的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传说就被公认为侦探小说的文学原型，而后来各类纷繁复杂的侦探作品不过是对这一神话的不同翻版。传统的侦探作品总是极力颂扬人类理性的伟大，试图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为这个日益疯狂的世界保留一方“理性”的天地，让充满差异的“世俗存在”始终处于人类的理解和掌控之中。

斯潘诺斯通过查证指出，“理解”（comprehend）一词源自拉丁语“com”，强调“联合、猎取、抓住”之意⁽⁴⁶⁾，这与形而上学的基本思想不谋而合，后者故意忽略甚至抹杀了历史时间导致的多种理解差异，将事物引向凭空捏造，却令人笃信不疑的永恒原初。在这一动机背后隐藏的是人类渴望无所不能的内在冲动，战胜自然的权力意志，以及试图超越不确定性和恐惧不安的心理需求。在传统侦探小说中，逻辑思维表现为通过一系列概念来认定事物发展的方向，即侦探在考虑作案动机，直接获利者等因素的过程中，运用逻辑学进行分析、综合、推理，最后找出真凶、惩恶扬善。《旧约·列王记上》有记载，两妇人为争夺孩子来到所罗门王面前，请求裁决。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急疼，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所罗门王正是凭借缜密的逻辑推理使疑案得以公断。又如侦探小说之父柯南道尔笔下的“神探”福尔摩斯，他可以从一只怀表的磨损程度，准确判断出其主人的身份、爱好及近况，从一个人的鞋子与走路姿势，判断出那个人是军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逻辑推理的强大力量。

传统侦探小说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叙事模式，无一例外地凭借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情节吸引读者。相对于其他环节，结局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所有前期努力都是为了最后的这一“点睛”之笔。作品采取的是一种典型的封闭式结构，善与恶泾渭分明，各种悬念一一解除，作恶多端的罪犯被绳之以法，无序重新归至有序。文中，罪犯与侦探的激烈斗争象征着“非理性”和“理性”，或“创造力”和“解释力”的两极冲突，最终取胜的永远是占据“理性”的一方。侦探小说刻意引导读者沿着事先确定的路线前行，在适当的时间场合，使读者产生怜悯、恐惧、激动或沮丧的情感。在破案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侦探往往以“认知英雄”的形象出现，他们博览群书，才智过人，肩负着维护与重建社会秩序的重任，通过逻辑推理，层层剥茧似的还原事件真相。读者在阅读侦探小说的过程中，会感觉到自己仿佛也置身于案发现场，与侦探同仇敌忾，一起追捕罪犯，在重建理性秩序的过程中使自我心灵得以净化，精神获得升华，使文学作品的“卡塔西斯”功能得以实现。

相比之下，20世纪中期出现的反侦探小说则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侦探作品一贯标榜的理性和目的，这一归属于“侦探小说”范畴的“次文类”使这种意在迎合读者内心期待的通俗文学，摇身一变成为体现后现代文学想象力的理想载体。反侦探小说是一类典型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作品，逻辑思想已变得无足轻重，小说关注的是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它只是借用了侦探小说这个外壳，从对神秘案件的侦破转而探究人生旅途中的种种迷惘，表现作家对时空与生命的特殊认识，突出富有生命力度的精神内核。反侦探小说与传统侦探小说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尽管它也采用常规侦探小说中调查案件的基本程序，却颠覆了其中的许多规范，如逻辑演绎、侦探的英雄角色、神秘事件的圆满解决等，它致力于探究与神秘事件无关的各种问题。反侦探小说的悄然兴起，充分见证了通俗文学对高雅文学的影响，属于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学。

斯潘诺斯在研究中多次提及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和符号学家翁贝托·埃柯，指出他的代表作《玫瑰的名字》（1980）就是一部集历史小说、哲理小说、神话小说和哥特小说于一体的典型的反侦探著作。《玫瑰的名字》讲述了见习僧阿德索跟随方济格会修士威廉来到修道院，院长委托威廉侦察一起凶杀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修道院的修士又接二连三地神秘死去，笼罩在重重迷雾下的案情让人们处于巨大的恐惧和担忧之中。当威廉终于查明这些修士的真实死因，即将揭开谜底时，却在追赶凶犯的过程中不小心打翻油灯，以至整个修道院顷刻间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作品虚构了一件年代久远的中世纪凶杀案与侦察故事，以作为当代学者的“作者”和故事亲历者阿德索为叙述视角展开，真实与虚幻、历史与当代交织在作品中，呈现出超越时空的开放性空间。小说不再颂扬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它通过戏仿和影射展示自己的多变性与多元性，结局的开放性让故事直接显示自身所蕴含的多维性，宣扬的不是理性主义的胜利而恰恰是人类认识的局限、理性的脆弱和世界的不可知，而非逻辑的结尾也给读者更加广阔的思考空间。

斯潘诺斯指出，埃柯在《玫瑰的名字》中成功地摧毁了基督教“真理观”对人类精神的严重桎梏，实现了对以“上帝”、“理性”、“秩序”为代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叛与颠覆，让世界重返其感性、无序的本真状态。“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此乃神之太初，每一虔诚的修道士的职责便是日复一日地、谦恭地吟诵这唯一永恒不变的经传，其中自有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我们现在却在隔层玻璃吃力地观察，在人类尚未直接认识真理，尘世间谬误横流时，我们只得知真理的一鳞半爪。为此，我们务须将真理忠实的记号一一详细澄清，尽管它们已模糊难辨，仿佛一蓄意纵恶的意志已将它们混淆。”⁽⁴⁷⁾小说叙述者阿德索在“序”中的第一段话预示着神圣的基督世界即将面临“异端”理论的无情挑战。主人公威廉起初认为几件凶案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是按照《圣经·启示录》的预言进行的，但他最终发现，世界并不存在某种预设的秩序和目的，用《启示录》的模式来解释充满这个偶然性的世界，只会使人误入歧途。翻开《启示录》，我们看到它预言在末日审判时，将有七位天使吹号，且出现各种异象：

在埃柯的有意安排下，事态的发展似乎也在不断印证这些预言，仿佛冥冥之中，真的有神谕在导引“死亡”事件的发生，而《启示录》就是破译案件的密码本。随着案件的水落石出，人们终于意识到，每起凶杀案都是由不同的人出于各自动机制造的。整个事件的发展充满难以预料的偶然与变数，各自发展，却互为因果，相互矛盾。这一切编织成错综复杂的符号网络，需要人们从中搜索信息并形成意义链条。人们只能凭借怀疑精神和观察分析才能发现事物的真相：阿德尔莫死于自杀；维南蒂乌斯中毒而死，他的尸体被贝伦加放入猪血缸中；贝伦加中毒后，偶然死在浴缸里；塞维里努斯被浑天仪砸死，因为它是凶手马拉其随手抄起的凶器；马拉其临死前提到“蝎子”是由于乔尔格向他提到过《启示录》。如果我们坚持这一系列案件都带有明确的预设性，那么怀疑的目光便只能投向有限的因素与对象，或许可以追踪到某个凶犯和部分事实，但极有可能与全部真相失之交臂。读者还注意到，威廉是通过一连串的错误和巧合才发现案件的真相，他之所以能够成功揪出元凶，不是靠精密的理性推断和逻辑分析，而是受学生梦境的启发而偶然获得了有价值的线索。以破案过程中最关键的部分——发现“非洲之端”的秘密为例，威廉在经历一系列判断失误的情况下，是通过学生阿德索的提示才发现了入门的密码。所有这些事实彻底颠覆了世界本身存在着某种秩序或规律的本体意识，再次印证了“尺度”的机遇性与瞬间性。

故事结束时，威廉与凶手对决的结果是：围困在暗道里的修道院院长未被救出，《诗学》下卷被疯狂的乔尔格象嚼点心似的，一口一口地吃掉了。整个藏书馆在熊熊烈火中被付诸一炬，修道院陷入了一片混乱，威廉连连叹息：这里实在太乱了。“混乱”或“无序”对于基督教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因为世界没有秩序也就意味着逻各斯中心的消失。埃柯意在强调，人们头脑中所谓的规律就像是一张网，或一架梯子，目的不过是为了捕捉猎物，但事成之后就应该把梯子扔掉，不能让它成为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告诫世人，任何规律或尺度都有偶然性或瞬间性，世上唯一有用的真理就是：要学会从对真理的盲目崇拜中解脱出来。

反侦探小说在经历短短几十年的发展之后，终于成为欧美后现代主义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除埃柯之外，还有许多当代著名作家加盟反侦探小说的创作行列，在这个崭新领域内大显身手。当代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法国先锋派创始人罗伯—格里耶的《橡皮》和《窥视者》，博尔赫斯、纳巴科夫、品钦和福尔斯的部分作品都归于反侦探小说之列。他们的作品一经出版便立即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注意。这些创作遵循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全面否定了侦探小说的常规叙述模式，侦探不再是理性与睿智的代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推理未果，理性主义的根基被彻底动摇。

后现代主义已将传统哲学中的“理性”搁置一旁，转而注重生命的活动过程。这决定了后现代文学创作的目的不再是以理性规则来再现世界，相反，它已上升为使自我生命实现诗意栖居的审美方式。文学创作无须遵循固定的规范模式，作者可以尽现自我生命的艺术特征，将“写作”视为重返自由生命的重要途径，使之成为实现人生自由的方式之一，在写作过程中自由地创造生活，张扬每个自我的感性与生命。作者就像一位永不停息的生命旅行者，他们的创造行为总是带有开拓和探寻的不确定性，力求在写作过程中冲破理性的牢狱，追寻个体自由，实现审美之维的诗意生存。在后现代语境下，作家不再是非凡的“创世者”，而是存在于世间的普通人。他不再担负揭示历史必然性的使命，只是在写作中将心中的困惑，人生的无奈，以及生命的偶然全部展现出来，揭示人之存在的真实处境。⁽⁵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