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要著作简介

二、主要著作简介

斯潘诺斯的学术著述甚丰，涉猎范围广泛，主要包括：《重复：文学与文化中的后现代机遇》（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巴吞—鲁日、伦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87年；《文本性问题：当代美国文化批评的阅读策略》（The Question of Textuality：Strategies of Reading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riticism）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3年；《海德格尔与批评：复兴解构的文化政治学》（Heidegger and Criticism：Retrieving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Destruction），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年；《马丁·海德格尔与文学问题：走向后现代文学阐释》（Martin Heidegger and the Question of Literature：Toward a Postmodern Literary Hermeneutics）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9年；《教育的终结：走向后人文主义》（The End of Education：Toward Posthumanism），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年；《美国阴影：帝国的解剖》（America's Shadow：An Anatomy of Empire），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9年；《全球化世纪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8年；《〈白鲸〉偏离的艺术：经典、冷战和美国奋斗的研究》（The Errant Art of Moby-Dick：Canon，Cold War and Struggle of American Studies），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7年；《赫尔曼·麦尔维尔和美国的呼唤：〈白鲸〉之后的小说艺术，1851—1857》（Herman Melville and the American Calling：The Fiction after Moby-Dick，1851—1857），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年；《萨义德的文化遗产》（The Legacy of Edward W.Said），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些作品可大致分为斯潘诺斯本人著作和他编撰的论文集两类。下文就其个人作品做一简介。

《重复：文学与文化的后现代机遇》是斯潘诺斯从诗歌、小说、戏剧等方面对后现代文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综合成果，着力强调同一性思维模式支配下的“时间的空间化”是导致西方文学创作与批评陷于枯竭状态的根源。形而上学思想在西方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它要求人们忽略乃至遗忘由于时间的散播而导致的事物间的本体差异。而要改变这一呆滞僵化的状态，使人们挣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桎梏，回归“存在”的本真状态，让事物呈现出可贵的生命力与创造性，就必须恢复“存在”的世俗性和历史性。“创造性重复”的思想贯穿了斯潘诺斯的整个理论体系，他在克尔凯郭尔等思想家的影响下，给予了“重复”差异、变化等特征，使之从“简单的复制模仿”上升为“复杂的创造行为”，成为后现代文学与文化健康发展的力量源泉。全书共321页，共六章：“侦探与边界：关于后现代文学想象的一些注释”、“萨特小说《恶心》之后现代性”、“查尔斯·奥尔森和消极能力：一种摧毁性阐释”、“珀西·卢伯克和监控艺术”、“后现代文学及其机遇：复兴逝去的中世纪”、“摧毁与意识形态批评：关于边缘话语的争论性思索”。

《美国阴影：帝国的解剖》是一部对帝国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表象进行系统研究的作品，时间跨度从古罗马一直持续到后冷战时期。斯潘诺斯认为，古罗马精神不仅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发源地，还直接影响到美利坚民族的“自我认同”及其外交政策的制定。本书在后殖民语境下，以越南战争为中心，详细阐发了美国高举“打造一个民主世界”的旗帜，肆无忌惮地入侵越南，使这个刚刚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东南亚边陲小国再次陷入战争深渊，给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作者还指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一系列霸权行径就是逻辑思维和“白色”隐喻共同作用的结果。全书共287页，由五章构成：“西方帝国主义的本体根源”、“文化与殖民”、“越南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理论与历史的终结：重思后现代性”、“时代变迁中的思索”。《美国阴影：帝国的解剖》呼吁我们要敢于面对人类的过去，历史的真相，以及隐藏在思维模式中的征服倾向。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例外论》通常被视为《美国阴影：帝国的解剖》的姊妹篇，是对恐怖分子本·拉登袭击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回应，并将其同越南战争、“入侵伊拉克”等灾难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指出这些都是美国长期奉行例外论，对他国事务横加干涉导致的严重后果。他强调美国例外论正从神话传说移植现实生活，不仅贯穿整个建国历史，而且在当今国际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全书共360页，分七章，包括“历史及其视野：反思对后冷战时期的思考”、“阿尔都塞的‘问题化’：视野和越南战争”、“谁杀害了派尔？：对格林小说‘文静的美国人’的掠影”、“对菲利普·卡普托‘战争的谣言’的征候性阅读”、“这片土地是你的敌人”、“美国例外论、哀史、边疆、9·11事件的前后”、“结论：越南战争、9·11事件及其来世的生命”。

《〈白鲸〉偏离的艺术：经典、冷战和美国奋斗的研究》是斯潘诺斯一系列文学批评中的力作。众所周知，麦尔维尔在《白鲸》的创作过程中抛弃了所谓高雅文学的衡量标准，明显偏离了传统艺术的轨道，以至于作品出版后遭受文艺界非议，被长期边缘化，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而斯潘诺斯则是首位改变这一现状的评论家。他从一个全新角度展现了《白鲸》一直被严重低估甚至湮没的文学价值，将其列为反映后现代文学价值特征的经典之作。麦尔维尔把所有相关的细枝末节都纳入了构思范畴，实行一视同仁的无差别对待。他在整个行文安排中，心中似乎没有任何确定的目标规则，缺乏主题中心，自始至终都是那么散漫随意。从传统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这无疑触犯了大忌，但麦尔维尔在掌控作品结构与主题思想上不拘一格的文风，恰恰说明他没有墨守成规，敢于突破千篇一律、毫无新意的创作手法，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美国文学批评中的狭隘主义，过去一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将使文学批评软弱无力。这种狭隘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限制，主要是由美国的例外主义神话深深铭刻于它的推论课题所造成的。⁽⁵⁾针对此历史遗留问题，斯潘诺斯把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和福柯的政治社会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白鲸》进行了重新解读。一方面，他表明传统文学批评将该作品贴上“浪漫主义”标签的做法值得反思、有待商榷；另一方面，这预示着美国在抵制共产主义势力全球蔓延过程中，扮演的“救世主”形象必将轰塌，它在越南、希腊、古巴、伊拉克等国实施侵略袭击的野蛮行径最终会导致自身历史文化身份的残缺乃至湮灭。从根本上讲，《〈白鲸〉偏离的艺术》不仅是对美国文学发展的重新审视，而且是对美国文化进程中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揭露叱责。与之紧密相关的另一部作品《赫尔曼·麦尔维尔和美国的呼唤：〈白鲸〉之后的小说艺术，1851—1857》在前文基础上，对麦尔维尔的艺术视野与创作手法进行了深入研究。本书中，斯潘诺斯从现象学视角着手，对《皮埃尔》、《伊兹莱尔·波特》、《贝尼托·塞莱诺》和《书记员巴特比》等创作者的后期作品展开“解构”与“重建”并进的摧毁性阐释，显示美国例外论在现代社会各领域内的多种存在形式，以此揭露与斥责西方长期盛行的“本体—神—逻辑”传统对人类自由思想的严重制约。

《海德格尔和批评：对摧毁性文化政治的回归》记载了斯潘诺斯本人对海德格尔“摧毁”理论的解读，并将其同克尔凯郭尔、福柯等思想家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三人之间的异同，从阐释、差异、政治等角度突出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对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重大意义。海德格尔被公认为是继尼采之后对现代性运动有力的批判者，被尊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先驱之一。他指出现代性的本质是主体性形而上学，而现代技术就是现代性的根源所在，辖制着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就是一种旨在回归“前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他认为超越现代性的最终结果不是一味地追求解构与破坏，而是在回归中重建积极的、充满活力的“前现代性”，在建立非表象性思维和超人类中心主义视域的过程中彻底超越现代性。全书共335页，分六章：“关于海德格尔的摧毁和隐喻思想”、“突破重围：揭露性的阐释学”、“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与阐释圈”、“对差异的漠视：找回海德格尔阐释学”、“海德格尔与福柯：控制性目光下的政治”、“海德格尔、纳粹主义和压制性假说”。

《教育的终结：走向后人文主义》是斯潘诺斯将研究目光转向文化研究之后的一部重要作品。该书从人文主义思想的形而上学基础入手探讨当代高等教育危机，旁征博引，参考了海德格尔、福柯与杰姆逊等著名学者的理论思想，涉及20世纪社会、文化、政治领域发生的诸多事件，展示出观察世界的崭新视角。该书第一章“人文主义理解和‘本体—神—逻辑’传统”通过引用海德格尔的摧毁性阐释学，展示了“本体—神—逻辑”传统的根本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伴随着形而上学思想的特权化和自然化，铭刻在知识生产的话语与实践中。第二章“人文主义探究和监视政治学”阐释了福柯关于资本主义规训社会的谱系学，福柯利用边沁发明的全景监狱敞视机制，指出人文主义话语对本体论差异的刻意忽略，在资本主义权力机构中变成了对差异的监视和规训。第三章“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理论的阿波罗投资”对马修·阿诺德，欧文·巴比特，以及I·A·理查兹三位有代表性的人文主义者提出的高等教育理论话语做了解构性分析，表明人文主义和国家机器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同谋关系。作者在第四章“公正的暴力”和第五章“越战十年间的大学”里，通过实例进一步指出现代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种种危机，充分论证了建立一种与“非中心主义”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相适宜的后现代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的积极可能性。在最后一章“知识分子和后人文主义者的历史机遇”中，作者对非中心化产生的课程内涵加以理论化，瓦解了传统师生间固有的等级关系和核心课程的金字塔结构，使过去被同一化或殖民化的差异性力量得到彻底释放。

作为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爱德华·萨义德以其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知识分子的良知给世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和批评资源。当挚友萨义德于2003年离世后，斯潘诺斯耗费了近6年时间来记录自己与这位20世纪文化巨匠交往的点点滴滴，认真梳理其复杂的理论脉络，是继承萨义德思想遗产的一次有益尝试。2009年，斯潘诺斯的新作《爱德华·萨义德的遗产》最终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问世。全书共六章，在274页的篇幅中，作者>详细解读了萨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等重要著作，通过追溯萨义德批评思想的哲学根源，重新思考和定义了萨义德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关系。萨义德批评理论的归属性，特别是萨义德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理论关系，一直是西方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斯潘诺斯在《爱德华·萨义德的遗产》的第一章“萨义德与后结构主义”中就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萨义德倡导的批评模式在根本上是对后结构主义的延续，在反思形而上学思想执著于总体化、空间化的层面上始终与后结构主义保持一致，并指出“抵抗帝国主义，反对殖民压迫”是萨义德为之奋斗不息的终身事业，目标就是为保障后结构主义理论在文化、政治领域的全面实施扫清障碍。紧接着，为了更加全面有效地揭示萨义德思想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亲缘关系，斯潘诺斯在第二章“海德格尔、福柯和‘帝国的凝视’：对知识区域化的思索”中阐述了海德格尔与福柯之间的理论关联，指出海德格尔与福柯之间是一种对抗性的协作关系。主张把海德格尔和福柯的批评话语从看待它们的传统语境中剥离出来，转而将它们置于对方的批评体系中考察。以前两章的论述为基础，作者在接下来的第三章“东方学：福柯、谱系学、历史”和第四章“文化与帝国主义：帝国的视野”中详细论证了萨义德对后结构主义思想的继承和拓展。第五章“萨义德的人文主义和9·11事件后的美国例外论”重新解读了萨义德的人文主义立场，表明萨义德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批评家，还是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其人文主义思想是西方批判性人文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爱德华·萨义德与我：回忆赫尔蒙山”中，斯潘诺斯追忆了自己与萨义德的交往，为这次理论之旅平添了一丝温情。

在斯潘诺斯编撰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有《文本性问题：当代美国文化批评的阅读策略》和《马丁·海德格尔和文学问题》。其中，《文本性问题》共372页，收集了25篇出自名家之手的重要学术论文，包括：爱德华·萨义德的《当代美国左翼文学评论思考》（“Reflections on Recent American Left Literary Criticism”），伊万·沃肯斯（Evan Watkins）的《文学批评的政治策略》（“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Criticism”），约瑟夫·瑞德（Joseph Riddel）的《意象之去中心化：美国诗歌的目标》（“Decentering the Image：The‘Project’of American Poetics”），尤金尼·多纳托（Eugenio Donato）的《历史性想象和批评话语》（“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the Idioms of Criticism”），以及他与萨义德合著的《解构和历史的互换》（“An Exchange on Deconstruction and History”），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结构主义与写作：批评意识的十字路口》（“Structuralism and Grammatology：The Crossroads of Critical Consciousness”），乔纳森·阿瑞克（Jonathan Arac）的《重复和排斥：对科尔律治和新批评的重新思索》（“Repetition and Exclusion：Coleridge and New Criticism Reconsidered”），德利丝·特德洛克（Dennis Tedlock）的《超越逻各斯中心主义》（“Beyond Logocentrism”），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的《符号学与批评理论：从马克思到鲍德里亚》（“Semiology and Critical Theory：From Marx to Baudrillard”）等。该书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当代西方文学评论的中心焦点，涉及结构主义、历史意识、解构主义、政治话语、文化批评等热门话题，为读者清晰、生动地勾勒出20世纪文学理论的演变历程。

《马丁·海德格尔与文学问题：走向后现代文学阐释》是经斯潘诺斯收集、整理而成，以海德格尔为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集。从不同层面指向了现代文学批评正面临的危机，强调超越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必要性，对构建后现代主义阐释学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该书尽可能客观公正地从各个角度向世人展现这位20世纪西方理论大师的复杂思想体系，并指出导致海德格尔人生悲剧的根源。全书共326页，收集了18篇文章，主要包括：理查德·帕莫尔（Richard Palmer）的《海德格尔的后现代性》（“The Postmodernity of Heidegger”），约瑟夫·瑞德（Joseph Riddel）的《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到机遇：诗性的双重语言》（“From Heidegger to Derrida to Chance：Doubling and Poetic Language”），米歇尔·杰文（Michael Gelvin）的《海德格尔与悲剧》（“Heidegger and Tragedy”），弗朗西斯·弗尔古森（Frances Ferguson）的《解读海德格尔、德里达和保罗·德·曼》（“Reading Heidegger：Jacques Derrida and Paul de Man”），大卫·霍伊（David Hoy）的《鹰与诗人：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批评》（“The Owl and the Poet：Heidegger's Critique of Hegel”），卡森·哈瑞斯（Karsten Harries）的《语言与沉默：海德格尔和特拉克的谈话》（“Language and Silence：Heidegger's Dialogue with Georg Trakl”），阿尔文·罗森菲尔德（Alvin Rosenfeld）的《“语言之存在”和“存在的语言”：海德格尔与现代诗歌》（“The Being of Language and the Language of Being：Heidegger and Modern Poetic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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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威廉·V·斯潘诺斯，《爱德华·萨义德与我：回忆赫尔蒙山》，《疆界2》，王逢振选编，蔡新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8—409页。

(2) ［美］威廉·V·斯潘诺斯，《爱德华·萨义德与我：回忆赫尔蒙山》，《疆界2》，王逢振选编，蔡新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7页。

(3) ［美］威廉·V·斯潘诺斯，《爱德华·萨义德与我：回忆赫尔蒙山》，《疆界2》，王逢振选编，蔡新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24页。

(4) 《转型》是由诗人尤金·乔拉斯（Eugene Jolas）和他的妻子玛丽亚·麦克唐纳（Maria Mcdonald）于1927年在巴黎创办的一份文学刊物，旨在宣传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视觉艺术、达达艺术和政治活动家等。该刊物一共创办了27期，于1938年停刊。

(5) ［美］威廉·V·斯潘诺斯，《皮埃尔遭遇的危机》，《疆界2》，王逢振选编，蔡新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