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隶属性网络
社会各领域之间不存在主次或从属意义上的分层，没有所谓的基础建筑和上层建筑之别。包括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在内的一切话语都是平等的，即使某种话语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相对于其他话语较为显著，也不过是对此存在连续体中某个点的探究。就此而言，虽然新批评家、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皆极力维护与巩固文本的地位，斯潘诺斯所持的摧毁意识却并不认为它比其他界域拥有本质的优越性，在其眼中，这只是挖掘出文本与其所在连续体的内部关系。从此，存在得以逃离枯燥乏味的理论包围，慢慢向生动鲜活的尘世延伸开去，这在长期受到“本体—神—逻辑”传统压制的思想领域，不啻于一种具有颠覆意义的重大举措，表明了斯潘诺斯致力于消除专制制度之殖民性的远大抱负。斯潘诺斯从新批评中洞察出规训话语的殖民伎俩，暴露其深藏不露的统治意志，提倡一种超越规训的文学研究，立足于存在的连续体展开批评探索，在现实生活中探寻实际规律，而不是在虚幻中凭空臆想。斯潘诺斯和萨义德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后者提出的“隶属性”（affiliation）概念对斯潘诺斯的批评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萨义德在《美国“左翼”文学批评思考》一文中，对“隶属性”给出了如下的定义：
首先，作为释义性原则，隶属性多多少少减轻了同构性和嫡属性的肤浅理论作用，这些理论创造了文本的同质性乌托邦式领地，这一领地仅只同其他文本连续地、天衣无缝地而且直接地关联着。相反，隶属性却是使文本能够维系其自身为文本的东西，而这又被一系列境况所涵纳着，即：作者地位、历史阶段、出版条件、扩散和接受、所吸收的价值观、所假定的价值观、双方共同持有的不言而喻的假定框架、推定的背景等诸如此类的境况。其次，研究隶属性就是研究并再造文本和世界之间的联结，专门化和文学体制之间已经被完全抹去的联结。……再造隶属性网络，就是使那些把文本系于社会、作者和文化的绳索变成有形的并在实质上恢复它们。再次，隶属性把文本从它的孤立状态中释放了出来，并使学者和批评家面对历史地再造和重构文本产生于其中的表现问题。(5)
萨义德在编织这个隶属性网络的过程中，揭示了植根于非文本要素且被隐藏的意愿，向批评家提出了重建促使文本得以生成的历史文化场景。无论如何，批评家不应将自己锁定在语言的牢笼里，而是应当肩负起对自己身处的社会展开批评的重任，着手对日趋病态的现实社会进行大胆解剖，找出形成这一痼疾的深层次原因，实施文化干预。当然，左翼未必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萨义德的批评实践中，两者时常是紧密相连的。斯潘诺斯认为，在时间与历史的背景下对文本进行探究，本质上就是对所谓“客观意义”或“权威真理”的解构，揭开长期以来笼罩在它们身上的神秘面纱。“存在”是一个连续体，纯文学性的批评和殖民化的种种建制具有某种共谋性，倘若像新批评一样完全忽略文学批评的政治文化意义，长此以往，必定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斯潘诺斯将摧毁意识从阐释学中延伸出来，一直扩展到文化和政治范围，使其不断深化发展，直至成为一种对整个存在连续体的综合性批评方法。
任何文学作品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而孤立存在，它必定会在统治性文化的威慑下，逐渐实现标准化，呈现出一定的隶属性。另一方面，主体文化悄悄地潜入隶属阶层的大脑，实现对后者意识形态的掌控，并使这种控制在被压迫阶级眼中显得是那样理所当然，很难觉察出强迫的痕迹。哈佛大学的著名学者弗·奥·麦西逊在《批评家的职责》（1949）一文中大声疾呼，文学批评不应成为一个“封闭的花园”，他鼓励批评家奋勇前进，使艺术与“世俗存在”的其他界域保持生动活泼的交流，为社会思想的进步提供新鲜空气，并指出如若不然，人类发展必定面临巨大的潜在危险。这一明确无误的左派言论隐含的精神实质与萨义德和斯潘诺斯大力倡导的世俗批评颇有相通之处。
简而言之，后现代文本表现出较强的摧毁性和互文性，无论它基于何处开始构建自身，都体现出不容回避的历史性。斯潘诺斯列举了一系列后现代文学作品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譬如：贝克特的《瓦特》（Watt）立足于认识论，巴塞尔姆的《死去的父亲》（The Dead Father）植根于亲缘性，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Garden of Forking Paths）意在展示种族文化，库弗的《公众的怒火》（Public Burning）和多克托罗的《但以理书》（Book of Daniel）旨在表现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源于对地球科学技术的探究，埃柯的《玫瑰之名》（Name of the Rose）围绕着符号指称开始叙述故事。以上作品超越了文学研究的传统主题，几乎涵盖了存在连续体内所有的世俗范围。(6)斯潘诺斯将美国19世纪著名的小说家赫尓曼·麦尔维尔视为后现代主义作家的领军人。在他看来，麦尔维尔的创作主题与手法始终游离于逻各斯中心之外，其“偏离的小说艺术”（errant art of fiction）与现代主流作家大相径庭。麦尔维尔的代表作《白鲸》在斯潘诺斯心目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文中，船长埃哈伯在同一性逻辑的支配下，妄想将差异本体压制成能够被自己掌控的整体。斯潘诺斯认为，创作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揭示了船长的“亚当”本体情结和瑞典博物学家林奈（Linnaeus）的分类自然科学，梅布尔神父（Father Mapple）宣扬的逻各斯中心阐释学，“皮廓德号”船主代表的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经济实体，以及传统欧洲小说的线性结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隶属性。(7)毋庸置疑，任何一种统治性文化都隐含着排斥异己、实施规训、确立权威的内在机制，与秩序、归属感、中心化、共同体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批评家在把文本重新导入特定的历史情境之时，也要努力发掘与彰显文本中被主宰性文化压制的声音。斯潘诺斯坚持作为一名文艺知识分子，应当从差异化角度来洞察自身与文本的关系，这意味着文学创作要积极地介入当下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刻画一段漂浮在生活表层的审美历程。在下文中，我们可以通过斯潘诺斯对《白鲸》的详细解读，对他努力构建的隶属性网络有更加深入透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