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融话语的对抗

斯潘诺斯明确表示，摧毁意识打破了知识领域在形而上学传统的权威压制下屈从于历时划分的局面，认为它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是一个横向的连续体，在不断地移动循环。这是一个包含本体论、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生态学、文化研究、性别研究，以及政治在内的知识连续体，我们无论从何处提出一种质疑性话语，在本质上都是以此为据点展示各组成部分不可分割的纽带关系。斯潘诺斯认为，包括新批评家、结构主义者甚至解构主义者在内的学术流派在对知识的传统划分上，都暴露出同一个问题，即：最大限度地忽略了文学作品的世俗性。基于这一原因，他极力提倡人们对文学作品的批评探索应当发生于存在连续体的各个领域。换言之，批评不再局限于本体论的狭窄范围内，而且也体现在深受后现代批评理论家关注的考古学或系谱学上，由此彻底摆脱拘泥于“社会基础/上层建筑”二元论的传统模式。

我们注意到，海德格尔的摧毁意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集中瞄准了本体论，而对其他存在领域少有涉足，不得不承认这一狭隘思维给现代西方带来了严重社会政治后果。其实，无论“疏离社会政治”是多么时兴的口号，在摧毁意识的驱使下都很难变成现实，这在葛兰西、阿多诺、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福柯、德勒兹、拉康、萨义德、詹姆森，以及其他专门针对启蒙运动、霸权艺术、规训制度的“世俗批评家”身上都有突出表现。⁽²⁾斯潘诺斯列举了当前思想领域内比较活跃的几种学术话语，如文本的解构话语、现象学的摧毁话语、考古分析中的谱系话语、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话语。它们相互竞争乃至倾轧，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当代历史关键时刻的阐释权威，但又无一例外受困于规训话语的陈旧体制，遵循“社会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元思维模式，立足于自己所处的位置，认为知识领域的他者（上层建筑）仅仅是一种附带现象，而对其功能和地位发出质疑；与此同时，亦使自我成为社会存在的根基。斯潘诺斯断然否定此类学术现象的合理性，指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也许某个领域相对于其他部门在社会发展中表现得更加活跃，在世人眼中处于比较显著的位置，从而使诸多“他者”的能见度在无形中被降低。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就可以对存在连续体中的其他环节起到决定性或支配性作用。

以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发展状况为例，斯潘诺斯向世人展示了存在连续体中某种话语地位的构建与兴衰。19世纪，伴随着“资本”这一现代生产机制的首要元素在西方诸国的陆续兴盛，经济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压倒一切的决定性力量，以至于马克思在构建批评理论时，毅然将经济作为社会、政治与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基础。当然，该论断直接导致了物质决定论的蔓延；从更广泛意义上讲，它是一种以牺牲语言、文学、文化和性别为代价的具有现实社会意义的文本理论。⁽³⁾但进入20世纪以后，信息理论和文化实践的重要性被不断提升，直接威胁到生产方式作为社会“根基”的优势地位，由此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现实主义者制定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了质疑。为了满足现代信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需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适当调整与变化，以新马克思主义的姿态来适应当下的历史时期。

斯潘诺斯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上对“存在”概念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指出世人对“存在”的讨论不应仅仅局限于本体论范围，因为“摧毁意识意味着存在（包括文学话语的存在）组成了一种不可分解的横向的连续性。这一连续性从本体论开始，尔后通过语言和文化而止于政治。在这里，无论不同的横向域是如何不平衡发展，无论在何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们都是平等的”⁽⁴⁾。20世纪席卷欧洲大陆的两大思潮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从表面上看几乎毫无关联，但在一点上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即：人自始至终都生活在一个变动不居的真实世界中，有着与生俱来的时间性与历史性；而绝非形而上学宣称的存在于一个抽象永恒的时空区域。但以此为出发点，两者的发展方向却大相径庭，存在主义致力于本体论研究，而马克思主义转向了政治社会学。斯潘诺斯受美国左翼批评流派的影响，倾向于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摧毁意识融入社会政治批评之中，揭露隐藏在文学批评中的压迫与殖民，使人们进入一种具有创造意义的阐释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