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诗意地栖居

斯潘诺斯秉持一种重“整体性”和“有机性”的后现代主义世界观，这和海德格尔提出的“人，诗意地栖居”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理论支撑。在众多西方后现代话语中，海德格尔借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呼吁人诗意地栖居，以此表明人与物共存的在世方式，将遮蔽在技术社会中“物之存在状态”揭示出来，希望以自我内心的规定性和创造力来抵制现代科技消抹一切个性与差异的危险，摆脱现代技术的迷惑，回归本真的生存状态，实现人生的诗意化。他指出人与物的共存关系应当是建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人的存在与发展必须以物的自然而在为前提。也就是说，人与物应共处共存，物为人提供了最原始的生存环境，它决非任人随意侵占、征服的对象。换个角度讲，世界并非既有之物的简单聚合，也不是站在我们面前被观察、操纵的客体。比起我们自以为十分熟悉的领域，它的存在更加感性复杂。只要生与死、苦与乐、祝福与诅咒将人类不断地引入本真性存在，世界就永远是我们所从属的，非对象性的所在。为了实现人的诗意栖居，海德格尔首先对“人类中心论”进行了严厉指责。

历史上有关“人类中心论”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约·创世纪》。上帝用六天的时间陆续创造了日月星辰、河流山川、花草树木以及飞禽走兽。在天地万物都生成后，他又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出了人。从此，如何理解人与地球及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世间争论的话题。传统观念认为：人乃天地之灵长，拥有一半的神性，高居于万物之上。以亚当和夏娃为祖先的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被造物主赋予了“征服地球，主管万物”的权力，人与物之间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长期以来，这种理解对西方人文价值观一直有着深刻影响。譬如，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就凝聚了现代主义机械世界观的精髓：通过竞争获得生存。它宣扬人类社会应当像自然界那样，在残酷无情的倾轧与争斗中，使“适者”得以生存；通过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促进人类整体的进步与发展。与之类似，唯物主义自然观也认为人独具思想灵魂，与自然界全然不同，两者之间的关系纯属偶然和外在，没有本质性的内在联系。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进入了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资本主义阶段。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在满足大规模生产需求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内容与方式，更刺激了“人类中心论”在现代社会的肆意蔓延。西方文化从物的客体角度，将人与自然视为支配与被支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从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中独立出来，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之主宰，世间万物则沦为被人类操纵的对象，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就是“世界被图像化了”。这种主客二分的思想割裂了人和周围世界的交融，造成了人在对待外界事物时，首先考虑如何满足自身的欲望需求，可以为了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破坏自然生态平衡。我们注意到，人在将自身主体化的同时亦陷入了如浮萍般的飘零状态。一系列生存危机，如珍稀物种的灭绝、大气污染、能源短缺、沙漠化等使人类即将丧失倚之如亲的家园，面临无家可归、从地球上被连根拔起的严重威胁。

“无家可归”是人类中心论在历史进程中大肆猖獗的直接恶果，是现代人面临的最大困境。早在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就警告人们要注意无家可归的危险，呼吁拯救地球和挽救人类。海德格尔格外注重人与世界的和谐同一，认为人不过是世间众多物种之一，与其他物种相比，并没有任何特殊价值。他还一再强调人应该保护那块他从中获取食物并在其上辛勤劳作的土地。因为人并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自然的托管人。同样，世界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也不是避之不及的荒园，它是有待关心爱护与耕耘收获的大花园。上帝把世间万物托付给人类，是要我们关心和爱护它们，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去肆意掠夺，任何破坏地球环境的举动都有违上帝的旨意，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斯潘诺斯赞同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深刻批判，承认技术是诱导“人类中心论”走向极端的重要缘由。在他眼中，进入20世纪以后，技术专制更是以所向披靡之势大肆渗透和侵蚀着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技术不再是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服务的工具或手段，而是摇身一变、反客为主，它以自身为目的，制造了日益深沉的生机沦丧与人性毁灭。现代科技彻底改变了人的本质，从表面上看人依然是宇宙空间的主人，但随着将世界客观化的过程日渐繁复，人受外物的束缚和蒙蔽也日渐加深，人早已成为自身的奴隶，逐渐沦落为技术发展所需的一种必备资料，处于被压榨，被挟持的状态。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的一切都交付给了技术，人性与物性一样，成了可以计量的价值。难怪海德格尔在观看了一组从月球向地球拍摄的照片之后，不无悲怆地感叹，现代人已经被连根拔起，只剩下纯粹的技术关系。

“诗意地栖居”是和现代生活的“技术性栖居”针锋相对的本真性生存。进入20世纪之后，技术使世界陷入黑暗之中，外部世界的变化日益加快，使我们难以把握确定之物，生命意义与价值问题遭到悬置，内心产生无尽的空虚和漂泊感。面对“此在”的沉沦和遗弃，为了取代决定人们当下生存状态的“技术尺度”，海德格尔把“诗的尺度”列为一切尺度之首，声称人们只有用诗性的尺度来度测世界，才能最终实现充满诗意的栖居。在他看来，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故乡的玄奥之处恰恰在于对本源的接近。换句话讲，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是与事物本源的亲近。归根结底，“还乡”的目的是要让在技术专制下遭到异化的人与物还原其本来面目，恢复原有的感性生命，回归被遗忘的本真性生存。海德格尔还从艺术的角度对“诗意地栖居”做了进一步阐释。海德格尔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诗。人只有超越非诗性的日常生活，进入诗性的本真生活，才能真正理解艺术的本质。这里的“诗”绝不等同于“诗歌”，它是“诗意”的简称，意指追求人的本真性存在，是恢复历史性生存，即“此在”的一种特殊方式。海德格尔之所以看重荷尔德林，称赞他是“诗人的诗人”，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在诗歌创作中致力于重建“此在”的诗人，其作品道出了人作为“此在”的真谛。海德格尔主张一切艺术都要重返诗意，只有通过回归诗意，人们才能彻底摆脱外物的羁绊，获得身心自由，进入聆听神灵心声的境界。就此而言，真正的思想家应当是诗人哲学家。诗哲作为介于神和人之间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通过赋诗运思与聆听神灵话语，将自己的瞬间感悟昭示于民众，唤醒世人明晓自己的命运，使之挣脱技术尺度的束缚，进入一种诗意、本真的生存状态。

斯潘诺斯受海德格尔思想的启发，从思想源头上彻底摆脱“人类中心论”的束缚，认为宇宙中的一切存在都是世界主体，彼此之间皆有内在联系。所有的生物都是宇宙生命的核心，都有不容漠视的自身利益和平等的内在价值，一切存在都要获得应有的尊重。地球上包含人在内的所有物种都有自身的归属，只有当它有利于整个生态系统时，其价值才会显现出来。任何个体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备各种属性的自足实体，他与自然环境，家庭成员、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是构成个人身份不可或缺的元素。他永远是处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之中，是关系网络中的一个交汇点，是关系中的自我。在这种后现代主义生态意识中，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被视为本质性和构成性的。换句话说，我们与世界就是一个整体，我们不仅包含在他人之中，而且包含在自然之中，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前提和条件，所以人类应当转换一种思维方式，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随心所欲地操纵和奴役世界，相反，要像对待亲人一样，给予它们发自内心的关爱与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