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帝国之阴影

二、帝国之阴影

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怎样从现象上区别畏之所畏者与怕之所怕者呢?畏之所畏不是任何世内存在者。因而畏之所畏在本质上不能有任何因缘。凡是有害之事都是从一定的角度去看而在一种特殊的实际能在的方面对被威胁者有害的,但畏之所畏者的威胁却没有这种确定的有害之事的性质。畏之所畏者是完全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不仅在实际上对于是什么世内存在者在进行威胁根本未加判定,而且等于说世内存在者根本是不“相干”的。(8)

斯潘诺斯在他早期的研究文章《现代戏剧与亚里士多德传统》中指出,理性或实证主义意识结构习惯将纷繁复杂的世俗现象视作亟待解决的问题,自欺欺人地为人类的恐惧心理寻求目标,企图为人们置身于其中,具有极度无根性的虚无空间增添一丝家的感觉。这无疑就是一种僵化的形而上意识,企图通过“人格化”来逃避社会现实。它不断以强制性方式使变动不居的存在得以稳定,维持事物原状,使之处于理性因果的掌控之下,不会发生任意变化。通过这种强制性转换,即实现“虚空”的对象化,实证性意识结构得以操纵非理性世界,成功地扩大“人道帝国”的范围。它允许人们将控制那些即时的,不确定的,阴暗的恐惧心理或人类历史现状,视作在“目的论”引导下进行线形设计的必要部分,这一行径拥有至高无上的理性特征,体现了一种受逻各斯决定的关于“过去”与“未来”的因果联系。当然,对于海德格尔和其他存在主义者而言,这种具有自我欺骗性的拟人化行为无疑就是堕落。换而言之,通过世俗存在的客体化或凝固化而赢得令人熟悉的“在场感”,是以牺牲珍贵的人类自由与未来的诸多可能为代价,是对个性化的否定。(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