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世界的倒塌

（三）命名世界的倒塌

洛根丁在独游公园时，情不自禁地充当起了“新亚当”的角色，试图为身边的事物命名，但令人惊讶的是，此时的话语似乎突然间拥有了无限的自主性，断然不肯听从“主人”的意愿安排。⁽¹²⁾从斯潘诺斯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语言在萨特的眼中已不再是世界的表征，事物与名称之间原有的一一对应关系开始逐渐解构。洛根丁怀着莫名的恐惧注视着身边的一切，周围事物挣脱了主体意志的控制，随心所欲地消融、变化，实现向此前原初状态的回归。世界没有中心，没有起点，全然散播着差异。一直以来在他身上占据着绝对优势的理性话语开始解构、轰塌，“无名”的消散力量使曾经不可一世的总体性及普世性退居其次，事物的矛盾性和特殊性得到了充分彰显，避免陷入被所谓“共性”压制甚至抹杀的危险境地。⁽¹³⁾

在《创世纪》中，上帝的创世行动与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上帝说“要有”（let there be）开始，到他称（he named）结束。上帝休息后，又将自己的创造权留给了人。他把各种飞禽走兽带到亚当面前，亚当怎样叫它们，那就是它们的名字。亚当通过给世间万物命名，建立了“语言”和“存在”之间权威性的对应关系。尽管后世大多数的命名或词语是由其他的词语衍化而来，语言和世上其他事物一样，处于永无止境的变化之中，但是，最初的命名人已经将这一信念注入了原始词语。⁽¹⁴⁾在西方认识论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命名”，实质上就是把一种理想化的因果律强加给“存在”，却全然不顾事物生成的偶然性、时间性与世俗性。人类用一种自圆其说的因果逻辑把散乱的表意行为统一起来，如果说差异源于时间的散播，“命名”则是吸收与同化差异的最佳途径。

自文艺复兴以降，根据《圣经》来探讨语言的起源逐步形成了“亚当理论”这一欧洲语言学传统。17世纪，亚当被视作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语源学家。人们普遍相信，语言与存在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天然联系，每个词都能够解蔽某种事物本质，人类语言就是完美的命名语言。从这一理论出发，维特根斯坦试图用“图像论”来阐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是用来描述世界的，是世界的图像。语言必须反映事实，或与事实的逻辑相符。因此，他追求语言的确定性，主张意义的“指称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名称与对象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名称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的对象。语言之所以能够凭借其符号功能，将世间万物构建于人类理想中的意义世界，主要是通过为事物命名来赋予世界以秩序的方式使之实现。

在洛根丁的话语启发下，斯潘诺斯对主体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主体曾一度被认为是语言王国中的最高权力者，拥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掌控着语言的生存状况与前途命运，这种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使主体可以任意地选择、利用和宰割语言。长期以来，语言的形态、节奏和韵律都有赖于主体意志，但主体对语言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在后现代社会得到了根本性扭转。人们发现，语言以其完善的系统性能和强大的物质力量，将主体卷入其中，供自己支配。这意味着，主体将不再是天地中唯一的灵性，和万事万物的聚集中心；相反，他就像是一位身陷囹圄的囚徒，在语言面前唯唯诺诺、俯首帖耳，再也不可能作为芸芸世界的衡量标尺，完成对事物精确的测量计算。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语言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拥有巨大吸附力的陷阱式体系，彻底吞没了原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主体。语言被赋予了难能可贵的自主性，拥有了自己的特性、品质与空间，俨然成为一个封闭自足的王国。它具备的自主性和厚重性使自己能够与宇宙中任何一类知识并驾齐驱，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使自身成为一座有待开发的知识宝藏，而不再理所当然地被视作通往其他知识的途径或媒介。语言的身体内部流淌着“产生差异”的血液，酝酿着难以遏制的能量，它在任意跳跃的字词组合中，在骚动喧哗的文本里肆意地玩耍、嬉戏，变成一股巨大的混淆视听、遮蔽真相的破坏力量，横冲直撞、难以驾驭。换句话讲，语言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非“我”说语言。人从“万物之中心”退化到要被语言掌控的地步，昔日那种追寻真理与终极意义的冲动激情，被替之以今日的沉默无奈。语言终止了人为的外向所指，不再是呈现世界的有效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现代人的创作行为只是为了重建一个没有管制和独裁的符号帝国。当然，这是一个隐秘而神圣的符号世界，是一个有着丰富物质性的语言系统，它一改过去的从属地位和附庸状态，转而以自我为中心，不受任何外在的制约与束缚，拥有充分的自主性与不确定性。

斯潘诺斯指出，传统形而上学强调的“固化”特性使人们丝毫不顾及事物自身的不稳定性和个体之间的相互渗透，强行给它们安上一个名字，以便相互区分，将其“客体化”之后又抛入社会生活的洪流。⁽¹⁵⁾相形之下，后现代主义作家不仅怀疑语言与现实之间一对一的指称关系，并且将这种怀疑付诸文学创作之中。他们觉察到语言非但不能为作者服务反而威胁或控制着作者。在清楚意识到“存在”的差异性、不确定性以及偶然性之后，他们通过无序、破碎、矛盾的语言冲破总体性的牢笼，实现了对终极意义的消解。从此，外在符号不再是对本质或真理的显现，不再仅仅具有浅薄的记忆功能，而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密度和重量。在后现代作家笔下，语言革命变成了语言游戏——一种纯粹受语言自身逻辑左右的语言建构。他们极尽玩弄语言技巧之能事，目的不是为了寻求新的表现方式，而是揭示语言虚构现实的本质，把对语言的思考植入了小说的创作之中。萨特提倡用“游戏说”来解构以逻各斯中心为基础的命名法，使人们从外部赋予事物的意义在种种不确定性中不断被消解，而他自己也正是如此身体力行的。《恶心》中，萨特对语言的游戏主要表现为大胆地使用反讽手法来表现意义的不确定性。

萨特提倡绝对自由的人道主义，这是一种消除人之异化的个人实践哲学。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扼杀了人的自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把人的存在看作完美，封闭的整体，终将面临被瓦解与消亡的命运。上文中，悖论式的矛盾使得每一句话都没有固定的标准，无法表达确切含义，后一句话推翻前一句话，后一个行动否定前一个行动，形成一种不可名状的自我消解形态。作者运用极富想象力的语言游戏，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人类从根本上就是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矛盾的多元世界里。

从萨特对语言的游戏，斯潘诺斯联想到了索绪尔、拉康和德里达等人的相关学说。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意义并非由意符和意念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构成，所指与能指虽然息息相关，但他们却分属截然不同的两个范畴。拉康以此为起点，指出意义诞生于一个意符在移向另一个意符之时，即这种“意义的效果”是由不同意符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投射及衍生出来的客观化的一种表意幻景。然而，这种意符之间的关系一旦分解了，表意的锁链一旦折断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只能是一堆支离破碎、形式独特而互不相关的意符。⁽¹⁶⁾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激进后现代主义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意义的存在，语言成为失去了所指的能指。在他们看来，所谓意义不过是用新的能指符号取代有待阐释的能指符号的过程，或者是由一个能指滑向另一个能指的永无休止的倒退。解构主义表明语言充满了差异和延宕，语言的意义总是支离破碎的或延期出场。从这个角度讲，在传统认识论中稳定的意义，由于语言本身的性质和语言结构自身逻辑的作用，就变成了一种极不稳定的能指符号的滑动。

德里达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只是一种游戏关系，语言的意义是在不断地“延异”中产生。他提出一切语言都属于“移心化语言”。“移心化”与“中心化”相对。如果“中心化”意味着确立并维护某种最高权威，那么，“移心化”便是要使其离心、消解或颠覆。“移心化语言”是指一种无中心的语言，它因缺乏中心而布满散点，没有整体，只有碎片；不存在同一，只有差异。德里达眼里处处是无定点，无中心的碎片，而这一切都被认为是语言“延异”的本性使然。这里的“延异”具有两种含义：一指“to differ”，即差异、区分；二指“to deffer”，即延期或推迟。虽然阅读理解的目的在于更多地把握秘密的文本原意，但秘密的文本原意永远是无法穷尽的，因为文本本身就是一股川流不息的能指，任何语言活动都是不确定的、开放的。

以此为出发点，解构主义阐释学把解释视为一种无意义的游戏活动，解释沦为了一种企图把握某种确定性主题、意义或真理的错误。抵制解释就意味着避免形成一种“作者—读者”首尾一致的解释。在解构主义思想框架下，文本丧失了原初意义，呈现出多重意义的模糊交汇。对德里达来说，解释总是某种错误，世上并不存在同质性的文本，也没有任何预设性意义。他视修辞性为语言的根本特征，认为语言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印上了无法磨灭的虚构性、欺骗性和不可靠性。一方面，语言就像一座笼罩在云雾下的迷宫，自始至终都在无休止地破坏与解构自身显现的意义。另一方面，文本内部语法与修辞、字面义与比喻义之间永恒的内在矛盾与张力，决定了文本的自我解构，以及特征和意义的悬置不确定状态。因此，世界上一切文本在根本上是开放的、不确定的，无内在结构的。进而言之，解释不存在“对与错”或“好与坏”之分，因为无论怎样解释都会产生某种悖论，无法自圆其说。

“避免做出解释”是激进后现代主义者对读者的要求。苏珊·桑塔格在《反对解释》一书中声称：“我们不需要那帮教授、批评家来告诉我们文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也不需要他们无休无止地来解释一部作品。……我们不需要解释文学，而是去体验文学；我们需要的是新的经验，文学应该给我们带来新的经验。文学的刺激性就是目的，而不是要去追寻隐藏在后面的东西。你读乔伊斯时也许会就某一突然出现的事物而思考，竭力想找出其存在的理由，而读品钦的时候，如果他的作品真正使你感兴趣，你就会想多读一些，因为这是一种陶醉而不需要任何解释。”⁽¹⁷⁾人们往往习惯于用旧的经验来解释新的事物，而且不断往返重复，归根结底什么也没有弄懂。

斯潘诺斯注意到萨特在创作中也表现出明显的类似倾向。譬如，洛根丁一心想用准确的话语将他眼中的树根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赋予其确定的含义，当一切努力最终证明都是惘然时，他不禁大发感叹：

需要指出的是，斯潘诺斯对萨特思想的吸收并非囫囵吞枣，而是建立在一种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譬如，他对萨特流露出的这种“解释无用论”，就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任何解释活动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的，理解不能超出文本所前设的人物、时间、空间、情节等方面的限制。不难想象，一旦超出文本前设条件的限制性，读者所理解到的文本就是不同于该文本的其他文本，对该文本的理解也转变成了对其他文本的理解。他表示，“对历史特殊事件的相对冷淡导致了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局限。它是超历史的，自相矛盾地忽视了文本历史上的特殊差异及其对世界造成的差异，使之成为无足轻重的延异。”⁽¹⁸⁾与此同时，只要读者在一定的前理解条件下阅读文本，无论他理解得肤浅还是深刻，都是在理解。只要发生了理解行为，读者便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了文本意义，就已经或多或少地把握了部分文本意义，这一点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理解是为了进行思想交流，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基于理解的基础上。倘若按照解构主义的文本意义观来行事，我们将一事无成。只有正确理解了讲话者的真实意图，或命令下达者的确切指令，听话者才能发出预期的行为动作，各种社会活动才能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才不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而一味强调“理解的无效性”必然会导致人类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全面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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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日记选》，晏可佳、姚蓓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26页。

(2) Spanos，William V.（ed.），Martin Heidegger and the Question of Literatur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A Preface，ix-xix.

(3)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0.

(4) 转引自李平《被逐出神学的人：海德格尔》，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8页。

(5)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62.

(6) ［法］萨特《萨特文集Ⅰ》，郑永慧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3页，后文凡提及这一文本处，均加括号并添加页码，不详注。

(7)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221.

(8) 参见胡顺琼：《从生命的共鸣到审美的超越——试论萨特小说《恶心》中音乐的意义》，《集美大学学报》，2006年01期，第98—103页。

(9)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62.

(10)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52.

(11)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83.

(12) Ibid.，p.86.

(13) Ibid.，p.83.

(14)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84.

(15) Spanos，William V.“Modern Drama and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The Formal Imperatives of Absurd Time”，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12，No.3（Summer，1971），p.348.

(16) ［美］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471页。

(17) ［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

(18)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