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能力与投射诗

（二）消极能力与投射诗

斯潘诺斯注意到，英国诗人济慈倡导的“消极能力”对奥尔森思想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奥尔森对“存在”性质的探索和诗歌理论的构建两方面。奥尔森的诗人生涯从头至尾都萦绕着对消极能力的正式诉求，他希望借此努力摆脱诗歌创作受西方传统的局限而陷入的困境。⁽⁸²⁾

1．奥尔森的消极能力

关于奥尔森对消极能力的理解，斯潘诺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指出奥尔森反对把诗人视作“有权力的人”（man of power），转而借助于济慈在一封家信中提及的悖论性术语，将诗人比喻为“有成就的人”（man of achievement），赞成一个有成就的诗人就应当在含糊不定，充斥着神秘和怀疑的处境下具备把持自我的能力，不受急躁心态的驱使去用非艺术的逻辑思维来探求存在之真相。究其原因，这种弥漫着不确定与疑问迷雾的情境恰好为拥有消极能力的诗人提供了探寻事物本真的最佳机缘，使诗人与周围的世界合二为一，进而深入探求宇宙和个人的本质。消极能力使诗人挣脱了理性的牢笼，使之同被观照对象自由地融为一体。在物我相融的境界下，诗人通过自己与大自然的内在默契与心灵共鸣，将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对物我本质产生全新认识，并在此过程中重新获得“个性化”的灵魂。

斯潘诺斯提醒读者，奥尔森对消极能力的理解，不同于以沃尔特·杰克森·贝特（Walter Jackson Bate）为代表的许多当代评论家对济慈的认可。根据贝特的看法，消极能力就是诗人脑海里一种基于直觉的、想象性的思维要素，具有综合性色彩。这不仅体现在真理的构建和表述方面，还表现为它对真理的捕捉上。具体而言，消极能力是一系列繁杂要素的合成结果，它绝不满足于对事物某些特性的感知，而是要透过表面现象，直达对方跳动的脉搏。济慈的代表作《夜莺颂》和《精致的瓮》正是由于表现出此类消极能力，才被贝特划入了西方经典文学范围。斯潘诺斯敏锐地发现在这种关于消极能力的柏格森式定义下隐藏的深层弊端，表明这一概念在本质上就是要将消极能力贬抑为新批评的一种修辞手法，确切地讲，消极能力在新批评视野下沦为了现代反讽的某种变体。众所周知，反讽一词源自希腊语“eironeia”，原意为“佯作无知者”，指古希腊戏剧中的一种角色类型。不言而喻，反讽手法与叙述主体的内在优越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对真相了然于胸的主体在描绘事件的发展时，不自觉地就会表现出某种高高在上的超然姿态，从全知全能的视角俯视芸芸众生。

传统理念中的消极能力是一种带有同情意味的虚构性想象，目的是要创作一类具有反讽意义的包容性诗歌。这种诗常常在维持情感稳定的状态下包容了针锋相对的观点，但作品的内在统一性却不会受到丝毫影响，由此形成一种无懈可击的反讽。⁽⁸³⁾新批评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布鲁克斯在《现代诗歌与传统》中提出，诗歌中的反讽除了矛盾与调节之外别无他物。新批评诗歌借助反讽手法，成功地维护了艺术作品的内在统一性，使“截然对立”与“高度综合”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对此，斯潘诺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美国的现代批评视野下，消极能力只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种理想的或象征性表现，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对凌驾于存在之上的权力意志只能保持唯唯诺诺的姿态。他郑重地提醒人们，在混乱错杂的表象之下暗藏的是对“在场”或逻各斯的尊崇，受制于后者的威慑力量，表面上包容了诸多差异的作品不过是一个具体的或更大的统一体。诗歌中种种对立、不协调的元素在反讽作用下获得了统一，使构建神秘自然的延异仅仅停留于表象。如同逻各斯中心视野所期盼的，这类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首尾一致，无时间性的空间形式：一个中心圆圈，表面的差异和动态，无法掩盖其追求同一性，安于静态、不思变化的实质。简言之，受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传统消极能力是基于“同一性”的优势地位，延伸出差异存在的可能条件。在克尔凯郭尔思想体系中，这种能力被称作“无限的消极”（indefinite negativity），这种反讽手法使诗歌创作中，原本占据制高点的差异性存在沦为一种审美的，或诗性的思索；差异性存在的特殊地位被诗人的想象取而代之，后者成功地逾越于存在之上。⁽⁸⁴⁾

在对当代评论家关于“消极能力”的理解表明自身立场之后，斯潘诺斯又指出，无论济慈提出消极能力是出于何种初衷，他都必然会对贝特和新批评强加给这个概念的属性提出严重质疑。以此为契机，斯潘诺斯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引入了奥尔森对消极能力的全新阐释。他认为，奥尔森对“消极能力”的理解同柯勒律治具有融合功能的想象，以及新批评的反讽有着根本性不同。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占据优势地位的逻各斯中心视野范围退出，回归前苏格拉底时期对意义本身的追问。只有将自己置身于从赫拉克利特一直延续到海德格尔的思想背景下，否则我们将无从理解奥尔森对“消极能力”不同寻常的阐释。两位对西方思想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哲学家都态度鲜明地表示，权力意志试图超越存在过程（即赫拉克利特强调的时间流）的努力最终会被证明是徒劳的，因为后者是无法被凝固与冻结的。形而上学认为西方文学史是由两大流派构成的：以济慈和柯勒律治为代表的包容性想象，和叶芝、兰色姆为代表的追求实证主义或科学理性的排他性诗歌，两者之间呈现出对立势态。而另一方面，同海德格尔、德里达一样，奥尔森对西方思想史上这种简单化的二元阐释模式持怀疑态度。对奥尔森而言，济慈之所以提出消极能力的观点，旨在最大限度地克服在“本体—神—逻辑”传统下，人们对存在实施的实证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象征主义）阐释，它们都无一例外地信奉：形式先于过程，具有本体优势。⁽⁸⁵⁾

在斯潘诺斯眼中，奥尔森的哲学立场与海德格尔十分相似，两者都认为现代人应当仿效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思维模式，以谦逊的姿态对待周围事物。只有在正确获知世俗性相对于形式所具备的本体优势之后，人们才能在为存在寻求尺度的过程中采纳一种“投射性”方式，这正好应对了济慈提倡的消极能力。恰如奥尔森在《特殊的历史视野》中提及的，被赫拉克利特称之为“时间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现实，在此前提下，一切手段与方法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它们本身就是意识之目的。按照济慈的理解，对世间存在的种种不确定、神秘以及怀疑应当保持泰然处之的姿态，倘若出于某种急躁心理而对所谓的事实和道理穷追不舍，便很容易犯下使存在“固化”的错误。诚如斯潘诺斯所言，海德格尔从《存在与时间》开始就一直不断地重申，包括柏拉图、笛卡尔、黑格尔，以及“持技术统治论”在内的形而上学者，无一例外都是企图通过“具有全景敞视功能的眼睛”来控制、把握、理解和操控存在的世俗性，但结果却导致“存在之神秘”在逃避人类掌控的过程中被不断疏离，进而转化为一种报复性力量。⁽⁸⁶⁾海德格尔用一幅“世界图画”来描绘现代社会，喻指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尤其是人文主义思想中占据优势的“远距离”表征或“空间化”冲动在现代技术手段的刺激下，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境界。斯潘诺斯由此得出结论，“欧洲人”成功获得了对地球的极权主义统治，而现代人正承受着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的“与本真疏离”的痛苦。受奥尔森诗论的启发，斯潘诺斯呼吁世人应积极回归历史，在时间长河的洗涤中治愈这一现代性病症。

奥尔森在《特殊的历史视野》中以“后现代人”自居，对隐藏在西方实证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下，不易被人察觉的强调普遍与隶属的形而上学脉动提出了深深的质疑，并以此为基点形成了对济慈的全面理解。斯潘诺斯表示在很大程度上，奥尔森所持的消极能力和黑格尔的实证主义理性是针锋相对的。在他看来，“活着”就意味着主体应该对自己的存在状态有所认知，这早在赫拉克利特时期就获得了认可。但随着形而上学对人类思想的禁锢不断加深，人类存在逐渐偏离了原有轨道，开始与本应非常熟悉的事物疏远起来，在自欺欺人的漩涡中无力自拔、越陷越深。他在试图对“人”做出重新定义，以及重申诗歌之开放性的过程中，提出要尽量让世间的“神秘存在”维护其本真状态，避免在控制欲望极强的现代主义冲动下被异化的悲惨命运。

奥尔森对现代诗歌流行的空间逻辑做出了勇敢的质疑与挑战，提出具有投射功能的后现代诗，以此宣告形而上学体系下“闭合诗”的终结。对此，斯潘诺斯表示由衷的钦佩。他指责现代诗歌企图超越时间限制，结果却在全景主义视野下，费尽心思地对谜一般的神秘存在实施掌控，使其丧失与人类对抗的活力、能量，最终陷入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恶性循环。我们知道，麦尔维尔在《白鲸》中对船长为了征服“邪恶”的对手而不惜牺牲全体船员的疯狂举动进行了严厉斥责。而在斯潘诺斯看来，奥尔森俨然就是麦尔维尔——这位后现代主义先驱的继承者同其前辈一样，从不拘泥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桎梏，他积极运用现象学理论来证明视觉与权力之间的内在关联，解除人们对视觉功能的过分依赖，使之转向了后现代诗歌注重的听觉感官，这在奥尔森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有力印证。

斯潘诺斯以奥尔森的早期作品《渔王》（1949）为例，从思想源头上剖析了视觉和权力的同谋关系。奥尔森针对西班牙侵略者在美洲大陆犯下的屡屡罪行进行了猛烈抨击，斥责他们在为自己的残暴行径辩解时竟然厚颜无耻地声称：他们是由于无法容忍人类至关重要的美感尺度在这片荒蛮之地受到挑战和侵犯，而被迫通过命名的方式将异地的存在给予强行分类与驯化。当然这一做法的最终结果就是直接导致墨西哥在外来征服者的大肆蹂躏下惨遭毁灭。对此，斯潘诺斯表示侵略者所持的尺度从根本上源于欧洲人自恃清高的道德准则，核心思想就是古希腊罗马时期以理性为中心的逻各斯认识论。奥尔森在《渔王》中写道：

认知是什么，认知就是
散播在时间中具体或持续的可衡量事物。
是空气的诞生，
是水的诞生，是起源和结束之间的状态，
……
是变化，
这就是认知之本真。
在遭遇外力挤压与控制时
会失去本性。

这首典型的“投射诗”在话里话外都透露出奥尔森对整个“本体—神—逻辑”传统的质疑，更重要的是，他还对西方文学的形而上学传统提出了疑问。⁽⁸⁷⁾奥尔森在行文中揭露了西方哲学和诗学在权力意志的操控下，竭尽全力试图遏制时间的流动，具体而言，就是让它们的话语成为一种对世间万象不带任何个人情感的远距离思索，以期在读者面前展示一个客观精致的微型宇宙。但随着形而上学大厦的轰塌，原本在人体感觉器官中占据优势的眼睛，也由此丧失了此前绝对的权威地位，同其他感官一样处于同等重要的平行位置。不仅如此，斯潘诺斯还发现“变”是后现代诗歌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后现代诗人在创作时不必寻求杂乱现象的统一，无需构思、设想，只要追随想象力的变化与流动，自发地随机创作。在后现代诗人眼中，真正的诗永远是开放、自由的。创作诗歌就应顺其自然，不能横加干涉。

在表意方式上，他们纷纷冲破旧传统的囹圄，抛弃人们习以为常的语言结构，不再受语法、句法、节奏和音韵的束缚。在思想内容方面，关于种种非理性的题材，如恋母情结的张力、性欲的坦白、自杀的冲动、人性的疯狂等都毫不掩饰地呈现出来。后现代诗人不再崇尚高级话语和形式主义权威，纷纷转向即兴、自发的创作，追求自然、朴实、白话的表达，使语言贴近生活，更容易被普通读者所接受。既然现实生活充满了矛盾、偶然与不确定性，那么反映这种现实的诗歌也注定了是变化莫测、不可预定的。很快，这种由自发性、非理性、口语性、可诵性共同转化而成的“放射性”或“开放性”就成为所有反学院诗派的共同性。

奥尔森在对赫拉克利特和希罗多德，以及济慈的摧毁性阐释中揭示了一种具有消极能力的后现代诗歌语言。该语言不能拘囿于传统的束缚，以“表征”和“确定”为天职，从某一制高点寻求概念与目标之间的吻合；相反，它应致力于对事物本真的发现。⁽⁸⁸⁾斯潘诺斯以庞德的《诗章》为例，把“发现”比喻成人们在航行过程见到的海鸟，表明这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呈现新事物的动态过程。按照庞德本人的说法，他在构建希腊神话中奥德赛离奇的航海探险时，遵循的结构原则就是推陈出新。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就需要我们以发展的眼光，重新回归存在的中间状态，而不是那个消逝已久的绝对源头。和庞德一样，斯潘诺斯将赞同的目光投向了古老的腓尼基制图人，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是在探险过程中完成绘制地图的艰巨任务。这一点便与现代同行们存在天壤之别，后者习惯于坐在办公桌旁，以一种漠然的心态对待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长期以来，欧洲人被视为展示科学人性的先锋典范，他们拥有理性，掌握着计量测绘的新技术，地球上其余的一切都被设想为可供他思索、玩味和琢磨的对象。命名、再现以及地图绘制等形而上学者惯用的伎俩，在斯潘诺斯眼里无一例外都是为了让时间隧道中的各种差异停下前进的步伐，使之屈从于外界的强制性分类、概括与推理，以达到对其实施殖民统治、维护世界的同一性与总体性的目的。凭借万能的全景视野，现代制图者在系统性的均匀网格内通过对存在的定位、驯服，使其地域化与空间化。当然在此过程中，制图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也在无形中被拉大了。相形之下，腓尼基制图人在工作时没有任何先在的标准可以依循，他们在航海过程中饶有兴趣地密切注视着周围区域的实际状况，并以此为据来制作地图。斯潘诺斯表示，也许从现代技术的制高点来讲，这算不上是一幅令人满意的图形，因为它无疑违背了欧洲人对几何空间的定量测量，夸大了所经海域的轮廓外形。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去中心化”路线的确揭示了制图者和他们正在探索的神秘区域的内在联系，以亲身经历的重要方式来构造对“存在”表现关怀的知识。⁽⁸⁹⁾

为了表明“消极能力”和“投射诗人”之间的关系，斯潘诺斯还对《马克西姆斯诗篇》中提到的两位制图师：拉·柯萨和马丁·贝海姆进行了比较，指出柯萨就是奥尔森心中理想的后现代“投射诗人”，即拥有消极能力的诗人，这位来自美洲大陆的制图师通过实际介入，为世人勾勒出反映新世界存在状况的首幅地图。与之相对，德国制图师“贝海姆”是一位典型的形而上学者，他的作品构建立足于对文本权威的信奉，过于依赖经典传统，以至于书本味太重，与世俗存在有一定程度的脱节。在奥尔森视域下，有成就的诗人对周围事物持一种能量投射的态势，这与“有权力的人”所持的自我本位主义恰恰处于对立面。我们注意到，“有权力的人”以超越失落源头的方式来回应具有怀旧意味的形而上学呼声；与之相反，奥尔森心目中的后现代诗人与海德格尔提到的后现代人一样，都是通过深入到摧毁性元素内部，即“延异”领域来回应这种召唤。按照斯潘诺斯的理解，这种对“在场”的无限延缓不仅可以创造差异，还能够激活一种植根于“关怀”的知识模式。换言之，奥尔森认为一个“有成就的人”就是要断然拒绝对既有权威的轻信与依赖，因为后者在强制性的全景视野下俨然就是“确定性”的化身。面对无法控制的神秘存在时，消极能力会促使人类以包容心态向对方表现出发自内心的仁慈与关爱。通过对形而上学和现象学倾向的两种调查模式进行比较，斯潘诺斯发现前者往往会给人类制造无益的自满情绪，而后者则会把种种先在的“前见”置于一种极其危险的境地，随时有被否定与颠覆的可能。换个角度讲，一个有成就的诗人应当满足于对事物的一知半解，以宽容的心态坦然接受存在之“虚空”，而无需挖空心思地改变异己，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理解范围。

在斯潘诺斯看来，奥尔森对济慈“消极能力”进行的考古学探索具有重要意义，能够警醒世人开始关注长期被忽略，正慢慢消逝的古老文明，期望从中为现代人寻找到治疗社会痼疾和心灵创伤的有效途径。在研究过程中，奥尔森发现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希罗多德、荷马等历史人物都十分关注真实的历史存在。于是，他将自己称作“清晨的考古学家”（archeologist of morning），为了寻求历史和现实的某种联系而深入古代文明遗址，旨在为迷失方向的现代社会找回真正的自我，寻求混乱世界的重生之路。

奥尔森在创作中致力于对存在的前苏格拉底式阐释，使始终坚持逻各斯中心的现代美国诗歌感到岌岌可危。由于诗人对形而上学传统尺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摧毁，奥尔森的作品亦同时被视为对现代美国人及其城市危机的深度认同，表明在诗人眼中，埃哈伯船长式的权力意志对神秘存在的遏制与打压，在日益腐朽的城市中不断升级。人们渐渐疏离于本真状态，遭受被异化的命运，导致诗人无法在城市中继续生活下去。我们从奥尔森的诗歌中可以发现奥尔森对衡量尺度进行更新、修订的迫切需求。他认为新尺度应当植根于作者面对存在时的消极能力、宽容态度以及延缓模式，接受事物的多样性、分散化、世俗性、缺席与延异，这无疑便是“机遇”尺度的本质。⁽⁹⁰⁾

斯潘诺斯对奥尔森心中理想的消极能力进行了一番现象学阐释，在论述行将结束之时再次提醒我们，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中将自己的任务目标归结为：面对活力渐逝的思想困境，哲人要重返西方传统的始发之源，并以此为出发点，对盛行两千多年的“模仿”标准展开新一轮质疑。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斯潘诺斯宣扬的同时具备“解构”与“重建”意义的重复行为，与海德格尔的摧毁性阐释学一样，目的不是为了简单地废除，而是要超越和克服在西方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本体—神—逻辑”传统。诚如前文所提及的，“机遇”意味着衰退、消逝和灭亡，它赋予了存在难以磨灭的世俗性。这种强调“局部”与“在世”的衡量标准，不可能出自于充满怀旧思绪的拜占庭诗作或帝国的现代化想象；而是源自西方的一种原初尺度，曾经在形而上学醉心于追逐理性、打击异己的疯狂历程中被逐渐忘却，有待在后现代语境下得到复苏。它是一种以人类有限的世俗存在为背景，不依附于任何既有标准，被“去中心化”的奇特的创作尺度。

2．诗是“能的投射”

斯潘诺斯不同于那些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参考框架下固守“静态平衡原则”的传统文论家，转而寻求一种可以激昂斗志，从中汲取精神能量与生活动力的文艺理论。经过长期考察，他把目标锁定在黑山派诗人奥尔森身上，对其倡导的“投射”诗论大为赞扬。1950年，奥尔森在《纽约诗刊》发表《投射诗》一文，立即在文艺界引起巨大反响，该文被业界誉为可以同贺拉斯的《诗艺》相提并论。《投射诗》作为黑山派诗人最重要的诗学论述，是美国现代诗歌史上一座伟大的里程碑，影响了整整一代诗人的艺术创作，是20世纪美国后现代诗学经典。奥尔森主张通过“场上写作”（field composition）来振兴当代诗歌语言，其首要原则就是遵循动力学原理。如果物理学中的“力量场”（field of force）指的是在地心引力、磁场或其他物质力量作用下的一个特殊空间，奥尔森的“场上写作”就是要诗人向世界敞开胸怀，释放自我。在创作时，诗人将自己置于一个“开放”的空间。这种艺术创作与受某种力量作用的“力场”一样，也必须是一种包容各种压力的创作。这些压力可能来自诗人内心深处，是个人的、情感的、抒情式的，但也可以来自社会，是政治的、宗教的、民族的、史诗般的。这些压力共同造就了诗人创作时的独特心理：当诗人将自我置于开放的“原野”时，他实际上已经身不由己，无法凭借智性的力量掌控内心情感的起伏变化，而只能敞开胸怀，诉诸诗歌的伟大力量。所以诗人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诗人在构思时，要尽可能多地将其周围的种种能量和力吸收到自己的头脑中，随后才能在创作中将这些精神资源输送给读者。

根据杰瓦纳·柯维（Giovanna Covi）在《诗之话语与理论言语》一文中的记载，在斯潘诺斯看来，近年来发生在美国文学领域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文学，这一本应拥有无穷创造力的领域不幸陷入了僵化机构的漩涡。他心中理想的诗人应当对语言运作拥有一种先天的敏锐性，诗歌语言要始终保持自然、朴实的特征。然而，在西方世界刚刚消逝的十年时间中，包括作家在内的一切事物皆面临着被理论化的巨大威胁，而由此产生的被移位的抽象语言远远不能表达诗人个体的瞬间感受。斯潘诺斯对奥尔森提出的“诗是能量的投射”十分感兴趣，他认为构成一首诗的字、词、行都应是酝酿着能量的基本粒子，诗的本质就是一种“能的结构”，是诗人将自己在茫茫宇宙中获取的“能”传递给读者的媒介，而诗歌创作很自然就成了一种生命活动或能量运动。按照奥尔森的看法，诗歌创作就像人的呼吸一样，是一个有机过程。他主张按照呼吸的自然节奏去安排抑扬顿挫的诗行。

“诗行来自呼吸，来自创作者的呼吸，创作时的呼吸；于是，就在此刻，日常生活，我们的生活，进入诗歌，因为只有他，创作的人，才能够随时声称其诗行的格律与韵律——它的呼吸，在什么地方逐渐停止。”⁽⁹¹⁾诗人必须把气息灌注到诗歌中。气息是一种言说的力，是诗歌之所以能够放射、传递能量的物质载体。呼吸是诗人情感外泄的载体，兴奋与激动表现为急促的呼吸，而深长的呼吸却代表深思缅想或者悲哀的心情，呼吸的节奏也因此决定诗行的长短。气息对于塑造投射诗的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诗歌如果要向前发展，拥有实质性价值，就必须牢牢地把握某些呼吸的规则和可能性。

诗人从外界感知的种种鲜活的生命力必须刻不容缓地投向四周，这样，那些充满生机的能量才能毫不受损，原汁原味地传递给读者，感染读者，这是投射诗派对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奥尔森在《一刻接一刻，留意》里对此做了深入阐发，表示作为诗人，就应当让一种感觉紧接着另一种感觉。通过耳朵，到音节，到心，再通过呼吸传递到诗行。诗人在创作中应当响应心灵的呼唤，遵循生命的律动，把自己的真实感觉与经历融入诗中。一切都像呼吸那样自然，随着诗的成形，呈现一种即兴的秩序。诗的展开是靠自身的驱力取得合适的外形，换言之，诗之形式取决于内容的发展，人体的所有器官活动如呼吸，心跳等都应一并参与创作，这是一种与传统封闭结构有明显差异的“开放”或“投射”形式。

斯潘诺斯主张，艺术的最高目标不是对世间万物的描绘表征，而是促使人们将灵感付诸行动。诗人的使命就在于站在时代的前列，把顽强的生命力注入平淡的生活，用宇宙能量照亮依旧处于蒙昧状态的精神世界，让诗的光芒直射到读者身上，使激情的火焰在与想象沟通以后，犹如一道闪电照亮思想的深处，震撼我们的整个身心。诚如奥尔森在《人类宇宙》中所说，宇宙万物的和谐不是靠逻辑来维系的，如果世间存在着任何绝对的规律，那就是：你，此刻，在行动。⁽⁹²⁾这就需要诗人放弃普通的逻辑思维方式，学会“时时刻刻，照日常生活去把握日常现实……不断地向前，保持，速度，神经，它们的速度，各种感觉，它们的各种行为，顷刻的，整体的，尽快地向前运动”。⁽⁹³⁾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与现代科学层出不穷的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诗歌灵感和朝气的源泉，科学与诗已俨然融为了一体。科学不是花边和点缀，而是创作的灵感与生命，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奥尔森积极吸收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此来丰富自己的诗学理论与创作实践。在他看来，自然与人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以量子力学为例，它描述的物质世界的“真实结构”完全可以移植到人类意识领域。真实事物的结构是曲折的、永远变化的，犹如消融在振动中的量子，它总在那儿，但却始终处在无方向的流动状态。奥尔森指出，电磁场是一个无限绵延的真实存在，在这个场上发生着相互关联的能量转换，那个清晰、明确的宇宙世界已然消失，实际存在的只是一个没有方向感，不断向四周绵延的宇宙空间。从这一物理概念推演下去，传统哲学中那些形而上的分离和差异就在无声无息逐渐消失了，诸如主客、因果、是非、彼此、心灵与肉体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二元对立观念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仅剩下世间万物在不确定的状态中，变动不居、相互作用。由此出发，奥尔森创造了著名的“投射诗”理论，一方面，诗作描绘的意境就是量子力学表述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力量场”也是“投射诗”刻意表现的思想境界。

斯潘诺斯将投射诗论和意象派诗歌进行了比较，指出庞德心目中的意象就是一个具有辐射作用的漩涡或能量场，他坚决反对过去那种静态的、图画式的素描诗，将目光投向了“漩涡主义”，把意象当作一个放射能量的节点或漩涡，要求思想激情不断地从这一漩涡中奔涌出来。受前人影响，奥尔森也提出：“一首诗歌是一个诗人所得到的，并通过诗本身，直接传送给读者的能量。因此，诗歌时时刻刻都必须是一个高能结构，处处都应该是一个能量发射器。”⁽⁹⁴⁾具体而言，诗人将自己置身于无边的旷野中，从宇宙的深处，用诗歌的形式，为人类带来能量与光芒。在创作过程中，诗歌的形式直接产生于事物之中，诗行成为各种瞬间理念的忠实记录。可见，能量的这一转换过程就是“投射诗”的本质特征。诗歌是行动、是激情、是力量、是永不休止的更新。爱是它的源泉，不屈是法则，任何时候它都不会因懦弱胆怯而置身事外，始终抱有把自身的内在能量转化成改造病态社会的坚定决心。

诗歌作为一种“高能结构”，不仅为诗人蓄积能量还将诗人的能量输送给读者。于是，诗人与诗歌摇身一变，成为给读者充电的发电装置。奥尔森运用这种前所未闻的物理学语言来描述自己的诗学新论，生动地表达了他对诗歌的创作源泉、内容本质以及艺术效果的不同寻常的理解。再次回到标志着奥尔森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马克西姆斯诗篇》，整部作品由300首短诗组成，前后分三卷在1960年至1975年间陆续发表，是一部融历史、科学、神话以及个人参照于一炉的鸿篇巨制。诗人试图以美国历史为缩影，在300多首诗中折射西方数千年来的文明进程。该诗篇在当代西方文学界被誉为后现代主义史诗的经典之作，与惠特曼的《草叶集》、庞德的《诗章》、威廉斯的《佩特森》并列为美国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

通过分析研究，斯潘诺斯发现《马克西姆斯诗篇》整部作品都是在对远古和现代两种文明的比较中展开的。诗人运用联想将一个古老的僧侣式文明与现代商业文化进行比较、对照，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包括理想、信念、情感在内）都已遭到商业化和物质主义的严重污染，于是他期望借助古代价值体系对这个面目全非的世界进行彻底改造。和奥尔森一样，斯潘诺斯也认为现代西方文明过于看重当下的发展进步，只注重眼前利益和生活，造成了历史、过去与现实之间的严重割裂。因此当今诗人的职责就是要帮助人们重返史前纯洁的，未受污染的心灵状态，回到与世界永恒、神秘的直接关系中，重新感知世界的神圣性，而各民族的原始神话往往就是这一神圣性的根源。

《马克西姆斯诗篇》着力描写了马萨诸塞州格罗斯特渔村的过去和现在。文中，奥尔森以考古学家特有的眼光来看待格罗斯特渔村，凭借诗人的敏锐触觉去感知它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诗篇一开始便描绘了小城居民真实的生活状态：混乱无序、文化落后、思想陈旧，价值体系垮塌。在这个充斥着谎言与暴力的小城，我们随处可以感受到美国社会的腐败堕落和人类精神的空虚无聊。奥尔森希望有一种与现代文明不同的文化。在这种文化里，是指尖而不是大脑，成为人们感知世界的器官。他发现玛雅文化富含这种价值，比起我们抽象的思想和后苏格拉底晦涩的句法，他们的神话和象形文字，更能保住经验的真实。奥尔森从美洲印第安人、苏美尔人、小亚细亚东部和叙利亚北部的古代赫梯人、古希腊人、埃及人的古老文化和神话中发掘消失已久的神圣性，其诗作不乏古文明元素，展示了作者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奥尔森对古老文明、原始神话以及人类历史进行了多维度、多层面的探索，并在创作中将其转化为广阔的想象，通过诗作传送给读者无穷的能量。

诗人一开始便告诉我们，主人公马克西姆斯是一根经千锤百炼而成的熟铁热矛，肩负着消除社会陋习与弊端的重任，并已为即将开始的艰苦历程做好了充分准备。文中，马克西姆斯并未被那种令人意志消沉的“阴—乐”所感染，也没有对腐朽的社会现状感到悲观绝望。相反，他却树起自己的“桅杆”，面对自己的“现实”与“必然”，按照“万物的规律”，“一步一步”斗志昂扬地朝着海湾“前进！前进！”。根据《〈马克西姆斯诗篇〉指南》的注释，“pejorocracy”和“mu-sick”均为生造之词，前者由拉丁语词缀pejor与-ocracy组合而成，意指“腐朽的统治”，影射现代文明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枯竭；而后者则被黄宗英巧译为“阴—乐”，与“音乐”（music）双关谐音，是一种“病态的音乐”。由此，一曲交响“阴—乐”始终随着社会的“腐朽没落”，成为贯穿全诗的主旋律之一。诗歌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伤口，同时也表现了主人公决心改造现实的坚定信念和无畏精神。他仍然可以听到远处小鸟的啼鸣，依旧可以看见自己的“鸟巢”。这是大自然赋予他的精神慰藉与生存力量。尽管生活的道路十分险峻，但是最终会有人给他送去一块可以照亮人生之途的“宝石”。我们在这第一诗章中可以深切体悟到奥尔森是要将格罗斯特表现为一种互动和谐的能量。尽管这种能量始于一根根微不足道的“干草”、“棉秆”、“野草”，但最终它将汇集成一股拥有排山倒海之势的巨大洪流，扫荡一切社会丑恶，迎接光辉灿烂的未来。由此不难得出结论，《马克西姆斯诗篇》在对文化、历史、神话与自我进行多维探索的过程中，展示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它们就是诗人从自然、历史和社会中吸取而来，又通过诗句传达给读者，用以改造世界的巨大能量。

斯潘诺斯曾经针对现代诗歌领域热衷于“理论化构建”的反常现象，指出这种追捧源于19世纪西方对自然天才的认可，认为诗人只有超越具体的历史境遇，严格遵循所谓的经典模式，才能为人类留下传世佳作。但理论化构建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诗歌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呈现出整体抽象化的特征，给当代诗歌的发展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思想障碍。形而上理论对文学创作的严重桎梏，很明显，“理论化构建”和斯潘诺斯倡导的“历史机遇”或“具体时刻”是背道而驰的。对斯潘诺斯而言，“理论先于实践”毫无疑问就是一种本末倒置。他坚信在这个一切变得标准化、让人逐渐丧失活力的时代，诗歌应当如同一针解毒剂，能以其特有的方式使我们保持头脑清醒，内心宁静、心态祥和，在喧嚣嘈杂之中维护自我的本真存在。

我们注意到投射诗的兴盛对20世纪美国诗坛的后起之秀——“垮掉派诗歌”和“自白诗”有着深远影响，它们在投射诗的基础上倡导一种更加普及的大众化开放诗。“垮掉派”的精神领袖金斯堡对美国现代诗歌濒临的困境有深刻体味，转而寻求一种不受传统规范约束的开放性诗学，强调情感的自然流露，努力消除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障碍。金斯堡主张自由地进行探索和表达，把自我搁置到纯粹抒情的层面上，全身心地投入情感与思绪的漩涡之中，直接描绘当下的感觉。他相信只要对事物的感觉敏锐强烈，写出来的就是诗，捕捉“内心的颤动”成了诗人创作的最高目标。从这一理念出发，当代诗歌创作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把诗带回人们真实的感觉中。要实现该目标，诗就不能像旧时贵族的殉葬品一样被深埋于地下，必须充分表现出来，在朗朗诵读中赋予其真实的意义，这是诗不同于其他艺术品的独特欣赏方式。金斯堡本人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别出心裁地将诗歌欣赏变成了一种艺术演出，在各种公开场合以极大的热情高声歌唱自己的诗作，伴以生动的手势和表情，全场听众与他连成一片，应和着节拍，如醉如痴，沉湎于情感的跌宕起伏。

情感即内容，呼吸即形式，只有两者相得益彰，才能取得理想的朗诵效果。金斯堡的代表作《嚎叫》以一句话、一次呼吸和一个思想为单位作为诗的节奏基础，自发的情感在呼吸的控制下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金斯堡在诗朗诵中，能够自如地控制自己的呼吸，时而高歌，时而低语，时而伤感叹息，时而慷慨激昂，像摇滚乐一样地在听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听众的灵魂全然被他的激情歌唱震慑住了。如波涛涌动、急风暴雨般的声音形成强劲的语流，对在座者的听觉神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效果。即使在30多年后的今天，《嚎叫》那肆无忌惮的内容和铿锵有力的节奏仍然没有失去原有活力和新鲜感。这部诗集还成功地把个人危机同社会危机联系在一起，预示着后来自白诗的出现。

这首《敞开的房屋》（Open House）是由最早走上自白道路的美国诗人西奥多·罗特克（Theodore Rothke）创作的，我们能够从中领悟到自白诗的思想精髓。焦虑、痛苦、怀疑、疯狂和毁灭充斥于诗人的自白，他们蜕掉所有的精神外壳，裸露出原始的生存状态，袒露自己的灵魂世界。自白诗作为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之一，标志着美国诗歌的一个重要转折，即“自我”成为情感流露的真实源泉。核心人物罗伯特·罗威尔的代表作《生活研究》（Life Studies，1959）以惊人的坦白方式揭示了个人内心活动，以高度个人化、情绪化的风格冲破诗坛禁忌，是一种典型的人本主义诗歌。罗威尔在《生活研究》中发展了一种全新的诗歌风格：开放而亲切，诗行长短不一，韵律随便而自然。他将传统的英诗风格完全置于脑后，大胆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捕捉个人真实体验的点点滴滴。在他看来，诗既不是传输也不是技巧，而是经验的一种语言表达。诗的价值体现在感觉经验之中，这就决定了创作灵感源自内心深处的冲动，是对真实经验的自然表达，而不应屈从于任何外界强加的形式。《生活研究》的后现代性就在于它用“对价值的体验”替代了“对价值的阐释”，自白诗是继“垮掉派诗”之后对形式主义诗歌的最大挑战。它具有开放诗的所有特点：情感投入，自我专注，充满错位，无连续性，不受制于任何“先在”规则等。在罗威尔眼中，相对于独特的个性品质，艺术的完美形式是次要的，他毫无掩饰地将个人真实体验推向了诗歌创作的前台。受这种“非审美”思维模式的影响，日常琐碎成为诗歌表达的主要题材，从而使艺术被还原成生活，呈现出典型的后现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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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panos，William V.“Modern Drama and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The Formal Imperatives of Absurd Time”，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12，No.3（Summer，1971），p.372.

(2) Spanos，William V.“Modern Drama and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The Formal Imperatives of Absurd Time”，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12，No.3（Summer，1971），p.346.

(3) Spanos，William V.“Modern Drama and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The Formal Imperatives of Absurd Time”，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12，No.3（Summer，1971），p.365.

(4) Spanos，William V.“Modern Drama and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The Formal Imperatives of Absurd Time”，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12，No.3（Summer，1971），p.366，note.

(5) Spanos，William V.“Modern Drama and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The Formal Imperatives of Absurd Time”，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12，No.3（Summer，1971），pp.370—371.

(6) Spanos，William V.“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patialization of Time：an Existential Critique”，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29，No.1（Autumn，1970），p.90.

(7)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228.

(8) Spanos，William V.“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patialization of Time：an Existential Critique”，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29，No.1（Autumn，1970），p.87.

(9)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5.

(10)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黄雨石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35页。

(11)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34.

(12)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黄雨石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55页。

(13) Spanos，William V.“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patialization of Time：an Existential Critique”，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29，No.1（Autumn，1970），p.91.

(14) Spanos，William V.“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patialization of Time：an Existential Critique”，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29，No.1（Autumn，1970），p.93.

(15) Spanos，William V.“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patialization of Time：an Existential Critique”，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29，No.1（Autumn，1970），p.89.

(16) Spanos，William V.“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patialization of Time：an Existential Critique”，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29，No.1（Autumn，1970），p.89.

(17) Spanos，William V.“Modern Drama and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The Formal Imperatives of Absurd Time”，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12，No.3（Summer，1971），p.347.

(18) Spanos，William V.“Modern Drama and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The Formal Imperatives of Absurd Time”，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12，No.3（Summer，1971），p.349.

(19) Spanos，William V.“Modern Drama and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The Formal Imperatives of Absurd Time”，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12，No.3（Summer，1971），p.352.

(20)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85—186页。

(21) ［美］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译序，秦林芳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页。

(22) 同上书，第142页。

(23)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 p.18.

(24) Spanos，William V.“Modern Drama and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The Formal Imperatives of Absurd Time”，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12，No.3（Summer，1971），p.360.

(25)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24.

(26) Spanos，William V.“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patialization of Time：An Existential Critique”，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29，No.1（Autumn，1970），p.95.

(27)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25

(28) 转引自《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岳川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6页。

(29) 笔者参照王岳川的文章，将“occasion”一词译为“机遇”。“occasion”在斯潘诺斯的文本中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指“时机”、“机会”，如前一章的“postmodern occasion”（后现代机遇）；第二种强调“世俗性”、“随机性”或“即时性”，本章的“机遇美学尺度”则明显采纳后一种意思。

(30)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232.

(31)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230.

(32) Creeley，Robert.“A Sense of Measure”，in Was That a Real Poem and Other Essays，ed. Donald Allen，Bolinas：Califorlia University Press，1979，p.15.

(33)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13.

(34)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229.

(35) Olson，Charles，“Human Universe”，in Human Universe and Other Essays，ed. Donald Allen，New York，1961，pp.3—4.

(36)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10.

(37) Olson，Charles，“Human Universe”，in Human Universe and Other Essays，ed. Donald Allen，New York，1961，p.4.

(38)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 pp.110—111.

(39)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12.

(40) Spanos，William V. Heidegger and Critici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asota Press，1993，pp.38—39.

(41) Covi，Giovanna.“Words of Peotry，Words of Theory”，Boundary 2，Vol.15/16，Vol.15，No.3-Vol.16，No.1（Spring—Autumn，1988），p.76.

(42) Olson，Charles，The Maximus Poem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7.译文参见黄宗英《抒情史诗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43) ［美］霍华德·奈莫洛夫编《诗人谈诗》，陈祖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208页。

(44)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18.

(45) Spanos，William V.“Modern Dream and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The Formal Imperatives of Absurd Time”，Contemporary Literature，p.352.

(46)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97.

(47) ［意］翁贝托·埃柯《玫瑰的名字》，闵炳君译，北京：宝文堂书店，1988年，第1页。

(48) 《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出版社，2001年，第467页。

(49) ［意］翁贝托·埃柯《玫瑰的名字》，闵炳君译，北京：宝文堂书店，1988年，第472—473页。

(50)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2页。

(51)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230.

(52)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226页。

(53)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230.

(54) Ibid., p.288.

(55) Ibid., p.256.

(56)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54.

(57)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55.

(58) ［英］卢伯克、福斯特、缪尔《小说美学经典》，方土人、罗婉华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30页。

(59) ［俄］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董秋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5页。

(60)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59.

(61)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66.

(62)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218.

(63) Spanos，William V. Heidgger and Critici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asota Press，1993，p.23.

(64)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219.

(65) Ibid.，p.220.

(66) Spanos，William V. Heidgger and Critici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asota Press，1993，p.35.

(67)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219.

(68) 严平《走向解释学的真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

(69) 朱立元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5页。

(70) 王庆节《解释学、海德格尔与儒道今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71)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226.

(72) Spanos，William V.“The Paradox of Anguish：Some Notes on Tragedy”，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66，Vol.24，No.4，p.525.

(73) Spanos，William V.“The Paradox of Anguish：Some Notes on Tragedy”，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66，Vol.24，No.4，p.526.

(74) Spanos，William V.“The Paradox of Anguish：Some Notes on Tragedy”，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66，Vol.24，No.4，p.528.

(75) Spanos，William V.“The Paradox of Anguish：Some Notes on Tragedy”，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66，Vol.24，No.4，p.532.

(76) Spanos，William V.“The Paradox of Anguish：Some Notes on Tragedy”，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66，Vol.24，No.4，p.529.

(77) Spanos，William V.“The Paradox of Anguish：Some Notes on Tragedy”，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66，Vol.24，No.4，p.529.

(78) 转引自Spanos，William V.“The Paradox of Anguish：Some Notes on Tragedy”，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66，Vol.24，No.4，pp.529—530。

(79) Spanos，William V.“The Paradox of Anguish：Some Notes on Tragedy”，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66，Vol.24，No.4，p.530.

(80) Spanos，William V.“The Paradox of Anguish：Some Notes on Tragedy”，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66，Vol.24，No.4，p.530.

(81) 伍益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下卷，第61—62页。

(82)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08.

(83)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31.

(84)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32.

(85)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33.

(86) Ibid., p.135.

(87)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26.

(88)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38.

(89)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39.

(90)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39.

(91) Olson，Charles. Collected Prose，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147.

(92) Spanos，William V. 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20.

(93) Olson，Charles. Collected Prose，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246.

(94) Olson，Charles. Collected Prose，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138.

(95) 转引自彭予《美国自白诗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