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的后现代主义者

斯潘诺斯在后现代阵营中默默耕耘了近半个世纪，同激进主义者相比，他在批判“二元对立”、“空间化”，以及“同一性原则”时，并未全盘否定传统的文化理念。相反，他从中吸取了不少养分，使自己的诗学理论颇具合理性与融通性，因而对当下社会文化的发展更具指导意义。斯潘诺斯作为后现代主义温和派的代表性人物当之无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积极回归历史意识的主张中有所领悟。

历史意识一直是后现代主义争论的焦点，不同于那些视历史为人类思想的痼疾，并加以极力排斥的激进主义者，斯潘诺斯始终坚守着存在主义的“历史性”立场。当然，斯潘诺斯理解中的历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过去”，而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创新性领域，是在“过去”和“现实”的对接或对话中实现对“过去”的不断阐释与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历史即“过去”的变体，是对“过去”不断深入的认识与反思。在他看来，历史远非一种完全既往的线性进化过程，而是不断重复，充满差异、断裂的开放性文本。每一种历史文本都是人们对过去事件进行独特阐释的结果，是不同时代、两颗心灵之间的碰撞与沟通。这便决定了后现代语境下，历史研究的诸多要素，如：主体、对象、途径等都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

传统观念里，历史理所当然是对客观事实的再现，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展现历史本来面貌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真实决定着文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古希腊开始，人类文化对过去事件的叙述便受到“真实”这一标准的严格约束，历史必须经过“科学”的认证之后才能生效，要由“理性”原则来证明其正当性。在科学实证主义盛行的18世纪，以孔德为代表的历史学家更是强调用科学性语言来完成对史实的叙事，旨在叙事过程中去掉一切感情因素，实现历史与事实的完全吻合，由此将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演绎到了极致，全然忽略了历史文本得以形成的复杂机制。

事实上，所谓历史就是以文本形态呈现的各种叙事，它是历史学家将某种叙事加诸于“过去”的产物。一方面，“过去”在被“文本化”进入小说或历史之前就已然存在了，人们只能通过文本化的形式接近它。关于“过去”的资料本身并不是历史知识，它只是一种“档案性”的资料。只有使它化为历史话语的题材，将其纳入某种意义的结构，这些关于“过去”的资料和知识才能变成历史。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真正关心的只是一种能够有意义地加以讨论的“过去”，“过去性”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属性。“原生态”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一切皆已逝去而不可重现；我们只能去寻找关于历史的叙述，即被阐释或编织过的历史。

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不仅深化了人们关于语言的认识，而且对当代思想界形成了巨大冲击，西方后现代哲学家和文论家的运思活动基本上都是在语言层面上展开的。如果现代是指现实世界对人们产生意义的时代，那么后现代面对的则是一个语言与文本的世界。解构主义在对传统英美文学批评中“文学与非文学之间鲜明界限”进行挑战的同时，又对非文学中实证主义的肯定性，即历史事实这一特殊的领域发起攻击。当历史被证明无法脱离文本而得以传承时，它就必须面对“不确定性”导致的信任危机。形而上学的历史观遭到了后现代哲人的强烈质疑和诟病，他们宣称绝对客观的历史仅仅是一种虚幻的心像，过去的真实世界的确存在，但人类没有直接与之接触的直接途径，每次接触均要以描述这一世界的各类“话语”为中介，基于自身立场有选择性地将这些事件组建成历史事实。

巴特通过揭示叙事模式的意识形态功能，抨击历史编纂学一直引以为豪的客观性或真实性，指出一段历史可以有不同的再现模式，它所指涉的对象实质上是“被建构”而不是“被发现”的。历史仅仅是一种对已发生事件的话语描述，是被“写出”来的，历史叙事同样具有小说和戏剧中的文学虚构性。述史者的主观意识或“个人偏见”自然会影响他们对“过去”的呈现，世人内心渴求的精确、完整的图景再现仅仅是一种幻想。历史叙事被赋予了本体论的地位，但叙事无关“过去”的真实性，它所展现的意义仅仅是外界的一种强行植入。历史成为一块可以随意捏合的橡皮泥，其构架完全取决于叙述者的情感意愿。如此一来，历史学家企图通过文本来见证真实历史的梦想就被彻底粉碎了。另一位激进主义分子鲍德里亚更加直白地表示，在后现代语境下，历史仅仅存在于一种类象状态中，沦为一件具有特殊效应的玩物。后人可以对过去的事件任意假想，大胆地戏拟与消费历史，将各种历史符号拼贴在一处，目的只是为了给作品铺垫一种历史氛围，增添一道历史布景。

在激进主义者眼中，“过去”与“未来”不复存在，只有当下的呈现最为真实。于是，人类的文化记忆和历史传统被完全抛弃了，人成为丧失根基的飘零者。与之相应的历史文本被简单地视为叙史者根据自身需求而创作的结果，通过叙事再现历史事实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被否定了。历史从此沦为了一种缺乏事实依据的话语论述，事件本身在文本中变得模糊难寻。不难看出，这种叙事理论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大肆宣扬极端的反实在论，试图抹杀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之间的界限。然而，历史文本归根结底是对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的叙述和阐释，并非一个关于“虚无”的文本，不能毫无约束地任意阐释。倘若过分强调历史编纂的虚构性，而对真实的过去置若罔闻，听任意识在各种文本之间自由地穿行，在所谓“互文性”的旗号下，随意进行文本间的拼接与黏帖，最终产生种种无须受“所指”验证的意义，使自己坠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

针对这一症结，斯潘诺斯提倡将历史与现实并置于共时的平台上进行对接、沟通，在现在与过去的交接处书写历史故事。在现代主义作品中，如果提到过去，那便是为了有效利用其“现在性”，或者是为了在更加稳固、普遍的价值体系中（无论是神话、宗教还是心理学）使其实现对过去的超越。⁽²⁾后现代主义并不准备逃避过去，是要以批判的姿态重新回归历史，洞察过去经历中有价值的东西。他质疑现代主义以未来的名义抛弃过去，主张根据现实重新评价过去，并与之积极对话，使“过去寓于现在”。斯潘诺斯诗学理论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被解释的螺旋体，只有具有当下的视点，历史才能产生全新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历史才充满机遇，才能预示新的可能性。

诚然，后现代主义将自我置身于无限的话语空间，回归文本与互文本的世界。或许受记忆本身的局限，我们不能捕捉到完整的往昔经验，只能根据往事的遗留痕迹或片言只语，来构建历史叙事。但我们必须牢记，任何时候，编著历史文本的目的都是使人们理解过去，探究以前的政治制度、人文环境和社会关系等，以便更好地为现代人类服务。以戏仿为例，这是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一种惯用手法，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对古典文学名著中的题材、内容、形式与风格进行夸张、扭曲或变形的模仿，使其变得荒诞可笑，从而实现对传统、历史、和现实价值的讽刺批判。然而即便这种最具意图性和分析性的叙事手法亦不能否认真实的“过去”。

以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罗伯特·库弗的代表作《公众的怒火》为例，这是一部幻想与现实界限模糊的作品，以其严肃凝重的主题和色彩斑斓的实验性艺术手法，让读者感受到强烈震撼。库弗是当今文艺界才华横溢的作家之一，尤其擅长在重复旧故事的过程中激发出创造性的火花。《公众的怒火》将真实和虚构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用杂乱无章的事实、人物、日期、公共证言和其他真实数据构建了一个当代神话。小说虽然描写的是卢森堡夫妇被电刑处死前两天两夜的事，但它却全方位地表现了美国20个世纪50年代那段丑恶的历史。小说取材于20世纪50年代卢森堡夫妇被无辜处死的政治丑闻，并选择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为核心叙述者。在众多角色中，美国强权政治的化身“山姆大叔”这个纯粹虚构的人物，在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俨然就是美国的化身，面容憔悴，身材瘦高，性格强悍，集粗俗、野蛮、邪恶和投机于一体。为了建立所谓的世界秩序，他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向世界各地派出军队，制造战争，维护自己对世界的强权政治，并在国内压制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草菅人命。我们注意到，除了“山姆大叔”这一虚构的形象之外，作品中诸如卢森堡夫妇，朝鲜战争、华盛顿政治阴谋等都是真实可靠的。不能否定，戏仿的确标志着“当下”与“过去”的差异，但它仍然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并且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肯定了与“过去”的联系。

尼采说，“研究历史不是服务于纯粹的认识，而是服务于生活。人生需要历史的服务……历史在三种关系里属于生者：它属于行动者与努力奋斗者，属于保存者与尊敬者，属于受难者与需要解放者。”⁽³⁾一部历史著作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不可能是对过去的严格模仿或仿真图像；换言之，任何历史叙事都无法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准确无误地反映往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文本就无法触及那实际发生过的事件，“过去实在”并不完全受历史叙事和情节编织所左右。我们不能因为事实与叙事之间的差距，就断然地将后者视作纯粹的虚构或神话。因为面对美国西进运动中印地安人的衰亡凋零，二战期间南京大屠杀，以及奥斯威辛集中营等历史惨剧，无论怎样构思和编织，这些世人皆知的人类悲剧都不可能转化成一场喜剧或闹剧，事实是任何叙事都无法抹杀的。我们对待历史，既不能一味地拘泥于过去，盲目保守，停滞不前；亦不能对经验世界中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毫无历史意识地生活。因此，我们要使自己成为拥有历史意识的人，批判性地看待已发生的一切，将过往经验运用于新的人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满怀希望，走向幸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