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对传统的继承
日本历史上曾经数次受到先进国家文化的影响，建筑当然也不例外。影响深远的文化浪潮分别为：飞鸟、奈良时代接受了中国六朝、隋、唐的影响；镰仓时代接受了宋、元文化的影响；明治维新以后引进了西欧文明。由于日本列岛远离大陆，日本民族没有被大陆纳入其政治性统治的危险，所以形成了以和平的方式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习惯：从未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自由地吸取着外来文化；没有战败者接受战胜者文化的自卑心理，也无需担心吸取外来文化会导致异国势力的入侵；保持尊崇本国文化传统的同时，积极汲取外来文化。然而，岛国的封闭以及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与进步的国家相比，日本发展常呈落后之势；所以，一旦有新的文化传入，其社会影响力格外显著，日本人吸收外来文化的热情因此而高涨。
至于文化吸取是完全的模仿还是有相当程度选择性的问题，仍有许多不明之处，但在上述那种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中培育出来的日本民族文化和中国大陆文化相比的确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吸取时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必定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宏伟壮丽甚至是夸张的艺术表现和日本的集约性、简洁洗练的艺术表现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因此，日本人在吸取中国文化时，即便不是有意识地要选择什么，有可能只是下意识地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了选择才会产生出我们今天所见的结果。
就奈良时代的建筑而言，因同一时期的中国唐代建筑现今遗存实例极少，无法进行深入的比较性研究。鉴于奈良时代的建筑表现和日本人现今的审美意识很接近，因此推断肯定不会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唐代形式。特别是荣山寺八角堂（760—764年）和新药师寺本堂（747年）那样简单朴素的形式就是这方面的良好例证，镰仓时代传入的宋朝建筑样式——禅宗建筑也明显地融入了日本的洗练风格。毫无疑问，禅宗建筑的细部手法来自中国大陆；但是，各个构件的线条和构件之间的整体感与中国建筑上常见的粗壮豪放的艺术处理完全不同。奈良建筑的椽子从中心到转角均呈放射状铺设，以及屋面用传统桧皮铺盖等做法，都说明它们不是完全照抄照搬了唐代建筑。
当飞鸟时代再次从中国传入佛教建筑时，日本建筑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肯定那时就已经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民族建筑形式，这个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法隆寺建筑的形式中略有所见。伊势神宫所呈现出的清纯而高贵的格调，在中国建筑中无从发现；所以说，已经能够建造清雅建筑的人们，即使在模仿外来建筑形式的时候，一方面会忠实地接受外来建筑的细部以及结构做法，另一方面在艺术表现上，固有的民族传统依然会根深蒂固地发挥作用。
日本建筑具有顽强恪守传统的保守性，这也是所有领域日本文化的共同特性。纵使在外来文化影响十分活跃的时期，日本文化的传统特征也一直被坚守着。不只针对外来建筑文化，即便是在日本国内，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形式发生变化的同时，旧有形式都会依然故我地被保留下来，不会一下子把一切全部否定掉，不会出现清一色新形式的现象。
上：仁科神明宫社殿
下：上贺茂神社桥殿
在保留旧有形式方面，神社建筑最具代表性。尤其神社建筑群中的正殿，虽然经过多次改建，依然保持创建时期风格的做法最为普遍。例如，尽管由于佛教的传入引发了日本建筑的革命性变化，伊势神宫与出云大社创建初期的建筑形式却一直留传至今，春日大社、上下贺茂神社、宇佐八幡宫神社等也都将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的形式保留至今。这种现象还不只限于正殿，在拜殿以及其他配殿中也均可见到。自平安时代始，在神社建筑中设置拜殿、回廊、门楼等，而春日、贺茂等神社正殿以外的各个附属建筑均为江户时代的重建，却大都以平安朝风格的形式加以建造，其技艺之纯正致使一些建筑史学专家都曾误认为它们是平安时代的遗构。
在外来的佛教建筑中保留日本建筑传统方面，南都六宗寺院和各地禅宗建筑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奈良周边地区于奈良时代创建的寺院中，除东大寺采用了大佛样以外，其他寺院建筑直到江户时代还都保持着天平时代的做法；木结构构件之间的比例、尺度始终保持着古代的雄伟、豪放之风。中世以后风靡日本全国的禅宗建筑形式对奈良周边地区似乎没有产生丝毫影响。禅宗建筑是从中国传来的宋代式样，自创立以后长时期未生变动，到江户时期依然保持着其初创形式的纯粹性。
住宅是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建筑物，也是最容易受气候影响的建筑物；因此，日本住宅顽强地固守着本民族的传统，它是很难受到外来形式影响的建筑类型。即使在中国建筑最为风行的奈良时代，从《万叶集》等古书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日本人仍然喜欢带树皮的黑木造的朴素住宅样式；宫城里皇室家族日常生活的“内里”[1]也依然使用着自古创建的桧皮屋顶、席地而座的木地板，木质建筑构件仅是剥去树皮而不加髹漆彩绘的本色结构。外来建筑形式影响的部分多局限在室内装饰和建筑物的平面布局上，而在日本贵族住宅中，即使建筑布局也依然是日本式的，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沿用着古来铺满绘画的推拉门或隔断（日语称“障壁画”）。虽然一般住宅室内装饰受到了外来影响，但原日本住宅室内不做附加在结构之外装饰的室内设计意匠在茶室建筑中得以兴盛，并被保留至今。
日本建筑形式的地方性差异不明显，种类非常单一。早在公元4世纪国家实现大一统，此后几乎不再有异民族的存在。日本人的先祖从大陆移民而来之时，应该有过不同民族之间的混血过程，但从公元4世纪至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民族性的大变革；因此，在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日本一直保持着单一民族、单一中央政府。当然，日本的文化中心常常会与政权中心保持一致，文化的传播犹如投石水面的波纹，自一个中心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四周扩散开去。
以上特征在建筑上也有非常明确的反映。例如，地方之间建筑形式的差异很小，从全局看，说中央与地方的建筑样式完全相同也不过分。例如，平安时期弥陀堂的形式从日本的北方到南方——北部的岩手县中尊寺金色堂，福岛县白水阿弥陀堂，中部近畿地方的平等院、法界寺、净琉璃寺，中国地方[2]的山口县月轮寺药师堂，四国岛上的高知丰乐寺药师堂，南部九州大分县富贵寺——分布几乎遍及全日本，但在形式上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特色。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禅宗建筑中。例如东京的正福寺，镰仓的圆觉寺，山梨的清白寺，爱知的天恩寺、定光寺，歧阜的永保寺，京都的普济寺、酬恩庵，和歌山的善福院，广岛的安国寺不动院，山口的功山寺、洞春寺等，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皆有微小变化，但各处建筑形式之相似让人感觉好像是出自同一批工匠之手建造的。
建筑形式上单一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中央政府始终是一个统一政权体，以及日本民族的单一性。如此的社会结构使得日本人保持着精神上的统一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导致日本人对权威的绝对服从性和思想上的守旧性——这些要素也应该是造成建筑形式单一的原因之一。如以禅宗建筑为例，把建于14世纪的圆觉寺舍利殿和建于17世纪中叶的富山县瑞龙寺佛殿相比较就会发现：尽管时代不同，但二者在细部曲线上有少许变化外，在大体上却基本一致。这种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却仍能延续着同一传统的原因就是：其一，大家有坚守传统形式的一致理念；其二，对权威的尊崇——把某个具有权威地位的禅宗建筑作为标准样式，以建造相同样式的建筑向权威致敬。在飞鸟、奈良时代传入的中国唐代建筑形式，或者镰仓时代传入的宋代建筑形式，在当时的中国应该不是墨守成规的标准样式，反而可能存在着非常复杂且富于变化的多种建筑形式；但是，这些建筑样式传到日本之后，根据目前遗留下来的建筑实例来看，不仅少有变化，甚至几乎到了一成不变的程度。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日本在吸取外来文化时是有所选择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人把经选择后引进的事物奉为典范，极其热心且忠诚地进行了“坚守”。
“坚守原样”的特性不仅体现在恪守本国的历史传统上，而且还体现在日本艺术对典范或原型表达尊崇之意的实际操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