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建筑观
在西欧，“建筑”这个词包含“人类的建造之物”“与自然相对抗的人工之物”的意义比较浓厚，人们希望通过建筑的纵深感或者规模大小创造出威风凛凛的体量感；但是，对日本人来说，很少用“形象高大”“体量雄伟”之类的形容词来赞美建筑。在日本也有木塔类高耸的建筑物，即那种追求高度的建筑类型；然而，对塔的描述通常使用“优美”“端庄”之类适度的形容词——日常的赞美用语反映出日本人谦逊的美德与伦理观：建筑不是对抗自然之物，更不是征服自然的人工建造物；建筑虽是人工而为，但应该如同大自然中的一棵树那样融于自然，成为自然中的一处风景。
虽然在日本也有高达十六丈的出云大社和具有空前绝后庞大体量的东大寺大佛殿，但是这些与外国大建筑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无法相提并论。日本一般级别的建筑规模相当小，而在一些大型建筑上也几乎没有什么夸张的表现。同为皇家离宫，中国清代的万寿山离宫（即颐和园）和后水尾上皇的修学院离宫之间差异很大。两者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规模的大小，而且在建筑观上都截然不同。日本的建筑不会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存在感，不强调建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感，反而极力追求融于自然之中的那份和谐与谦逊。日本建筑家的创作目标不是建造顶天立地的威武形象，而是精心构思如何能使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
藤原赖通建造的平等院凤凰堂有“极乐如有疑，请看宇治寺（即平等院凤凰堂）”之誉，说明当时的人们把精美的凤凰堂比作是极乐世界在人间的再现。藤原氏竭尽财力、物力建造的平等院凤凰堂虽然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平安时代人们理想中的极乐之境，但它也不是凌架于自然之上的宏大建筑，而不过是建在宇治川岸边的小型建筑而已。凤凰堂所追求的建筑意境不是“高大”，不是“体量”，而是“优雅”与“洗练”。在有限的小宇宙中，追求无限的洗练之美才是它的创作目标。在日本平安时代，这种美学倾向尤其浓厚。藤原道长倾心赞美法成寺无量寿院的洗练之美，相较东大寺的巨大规模，他毫不讳言地说：“东大寺只是佛大”；评论堀河殿[3]庭园之美的言辞是“美到不可言传”，有时会用“尽善尽美”来称赞，却从来没有留下建筑物如何气势宏大，如何体量雄伟之类的赞誉之词。
日本茶室建筑就是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追求无限建筑美的最典型的实例。茶室的面积一般不足三坪（10平方米左右），在这狭小的天地中，却能创造出无限的变化。空间如此局促，无论是材料断面稍微变粗一点，还是构件安插的位置稍微移动了一下，都会破坏室内空间构成的平衡感和美感。对建筑材料质感美的要求同样达到了极致，因为在如此局促的空间里，材料一丝一毫的疵病都会非常碍眼。在茶室建筑中，扑面而来的力量不是来自建筑物巨大的尺度或厚重的体量，而是来自建筑家对美的思考——经过刻苦磨砺而创造出来的高纯度的美，化作一股强劲的力量，扑面而来。
话虽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日本有雄伟建筑物的存在，如同说日本建筑的特点是“不对称”一样，并不意味着日本所有的建筑都是不对称的。在日本不乏出云大社、神魂神社、东大寺及唐招提寺金堂等那样具有雄大气魄的建筑；但是，这类雄伟的建筑，除了一两个实例外，几乎全部都创建于古代时期[4]。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社会在明治以前的各时代中，只有在古代时期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因此在这一时期建造了许多巨型建筑物。
不仅日本如是，从世界建筑发展的历史看，由于古代奴隶制社会对劳动力的绝对占有，比较容易建造起巨型建筑物。无论哪一个国家，处于“古代”[5]的建筑都会具备“巨大”的特征；然而，日本古代建筑的独特之处是“虽雄伟壮丽，但并不夸张”。例如，据说比埃及金字塔需要更多人力的仁德天皇陵墓，尽管尺度非常巨大，但陵墓的形式却与自然丘陵无异，因为这座巨型建筑的目的并不在于向自然炫耀人类的力量。
上：桂离宫松琴亭
下：大德寺玉林院蓑庵
日本的气候四季分明，四季的美景风情各异，从而形成了日本民族热切关注自然的习性。没有严重威胁人们日常生活的暴虐天气，山间、田野的景色不需刻意装点就足以使人赏心悦目，日本人的生活空间就营造在这样的环境中，并一直秉承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营建理念。日本建筑，特别是住宅，虽为人工建造，但绝不是傲然独立于自然之外的空间，而是拥抱自然的空间；人工所及之处仅止于避风遮雨的程度。西欧和中国的住宅不仅与之完全相反，并且用高大的围墙加以封闭，围墙断然成为住宅与自然间的分界。日本住宅尽量不改变自然，并尽可能利用未经改变的自然空间作为自己的生活空间。这样的做法当然是源于日本住宅“以夏为首要”的设计原则，即住宅的首要功能是解决夏季闷热的问题；但是，这并非完全迫于功能的需求，日本人的自然观在这里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日本建筑如果把可以摘取的门窗和隔扇全部卸掉，只剩下柱子和屋顶的话，恐怕在外国人眼中就难以称其为建筑了吧。反映日本人自然观的最好实例是日本园林。日本绝没有像欧洲那样强调人工性，用几何图案布置的园林；日本园林是自然景观的再现，以借助自然景色创造出新的美景为其追求。
一般来说，可以穿鞋入内的“土间式”住宅容易与庭园保持密切的联系，而铺设了木地板的日本住宅需要脱鞋入内，这样的行为造成了室内和室外的明确区分；但是，在日本住宅单体的外围以及建筑与庭园之间，设有一圈叫做“缘侧”的檐下木质平台——自室内看，檐下平台是室外，自庭园看，它又变成了建筑的一部分，檐下平台起到了联系庭园和室内空间的作用。日本住宅可以把设置在柱子之间、地板以上的所有分隔构件全部摘取掉，使住宅变成彻底的开敞空间；因此，从日本住宅内观赏庭园景色，不是观赏被窗框或者其他取景框限定了的部分景色，而是在室内木地板的高度上，以檐下平台为媒介与室外景色的全贯通。
建筑，特别是宗教建筑比较重视永恒的纪念性，而日本的建筑材料以木材为主，并不具备持久或永恒的特质。建筑出现腐朽、虫蛀的现象在所难免，而且一旦遭遇火灾，会即刻化为灰烬；尽管如此，日本建筑仍然自始至终以木构为主。这是因为日本具有丰富而优良的木材资源，日本民族从心底受到木材之美的吸引。以木材为主的建筑活动极大影响了日本人建筑观的形成。日本神社建筑大都有“式年造替制度”[6]。这种制度是由神社建筑使用的木柱、茅草屋顶等非永久性建材的特性所决定的，也基于人们在建造之初就没有要将建筑永久保存下去的意愿。日本人信奉神灵只在节庆日才降临凡间，所以最初的神殿都是届时搭建，而神社建筑就源于那些每年节日祭祀时搭建起的临时性神殿（大尝祭的神殿就是这方面的例证）。这种特有的、不成文的风俗习惯成为神社建筑“式年造替制度”或定期更新制度的思想基础，而风俗的历代沿袭造成了日本神殿类宗教建筑缺乏物质上万古长存的永恒性。
需要永久延续下去的东西，不是在某地建造的建筑物本身，而是在精神上保持的持续性。物体是表现精神的手段。日本人早已领悟到物体本身不可能永存，而佛教“有形之物必然衰亡”的无常观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理念。镰仓时代的歌人[7]鸭长明（1155—1216年）就曾吟唱道：“（人生在世）一时的居住，为了谁的烦恼，为了谁的喜悦。为了无常之主或居家的争斗，如同牵牛花上的露珠（转瞬即逝）。”（鸭长明，《方长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