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建筑界的繁荣
室町时代建筑界最重要的动向是地方性建筑的迅速发展。应仁之乱（1467）以后，甚至出现地方势力凌驾于中央之上的势态。
奈良时代的遗构只在大和一个地区尚存；但平安时代的建筑，特别是平安末期的建筑在各个地方均有很多遗存，京都和奈良与位于其他地方的建筑遗迹各占半数。镰仓时代，由于南都建筑界的复兴，京都、奈良和地方相比，地方的建筑量略占上风；室町时代，地方的建设量增多，约占全国的七成半。这不仅是建设量多少的问题，也是建筑品质的问题。从被指定为国宝级建筑的数量来看，镰仓时代的国宝建筑中，位于京都、奈良的占五成，而室町时代的国宝建筑位于地方的实例竟占七成之多。
如果仅从遗构的状态来判断，由于遗构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它们的数量并不能完全代表和反映当时建筑界的实际情况；但大体上用它了解当时的一般性倾向已足够了。上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说明了中央政府的衰退以及由于守护“大名”势力而导致地方势力的兴盛。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实例是在周防、长门地区大内氏的发展。山口县现存18座重要文化财建筑物，加上从山口迁建到外地的2座建筑，总计20座筑中，有17座建于大内氏盛期，即是14世纪末到16世纪中期的产物（除了住吉神社本殿，从嘉吉到天文的一个世纪间的产物），其中12座坐落在大内氏的根据地——山口县所在地，而且几乎全部都是仰仗大内氏的势力所建造。
这些建筑从建筑创作的水准来看，都较室町时代的平均水平高出一筹。其中下关住吉神社本殿（1370，应安三年）、山口琉璃光寺五重塔（1442，嘉吉二年）、广岛不动院金堂（自山口迁建，1540，天文九年）等已被指定为国宝级建筑。15世纪中期以后的佛教建筑中，被指定为国宝的除上述建筑以外，另有金峰山寺本堂、楼门以及根来寺多宝塔、法隆寺南大门、向上寺三重塔等。由此可以推断出大内氏统治下的山口建筑界在全日本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山口附近地区的建筑界之所以在室町后半期如此兴盛，自然是掌管着长门、周防，以及守护石见、安芸、丰前、筑前各地的大内氏的势力使然。
大内氏作为地方守护，拥有强大的势力，不仅开展对外贸易，濑户内海的水军也俯首于其势力之下，其在经济上堪称富可敌国。有一时期，大内义弘居留京都，同时出任纪伊、和泉的守护。他是对抗幕府的一大势力，不仅是地方武士，还从中央向地方移植文化，而从他对朝廷和幕府的献纳上可以看出其财富之巨。此外，1491年（延德三年）大内义兴（1477—1528）进京时，曾有“行装奢华而壮观”的记载（《荫凉轩日录》）。
当时很多任守护之职的武士上层人物在京都另建大邸宅，大内氏也是其中之一。大内义弘、大内盛见、大内义兴等都曾住在京都。大内盛见在供养兴隆寺（山口县）本堂时，曾拜请京都的造历博士[9]代为择定吉日，供养仪式时的导师也从京都特邀名僧来担任。室町中期，曾受邀去过山口的文化人有连歌师宗祗、东福寺住持了庵桂吾等，另有公卿贵族，如关白尹房、左大臣公赖、权中纳言基规、右兵卫监观世、左中将良丰等人。雪舟曾长期居住于兴隆寺，把这里做为生活的根据地，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1499年颁行的禁制中出现了严禁地方建筑号称“京都样”的禁令，可见当时这一风潮的流行程度，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山口县积极吸取京都文化的盛况。
室町时代在山口有影响的工匠清原吉真、安贞、弘真、贺茂纲家、家真、家纲、藤原兼有、恒兼、兼用等，清原、贺茂等似乎都来自京都；但尚缺乏确凿的证据。在山口县的诸建筑中，琉璃光寺和不动院建筑的清纯洗练程度远远超出同时代其他建筑的水平。这说明设计和建造这些建筑的工匠拥有建筑界第一流的水平，而且从当时社会背景来看，这两处建筑的工匠也许就是从京都招聘而来的能工巧匠。
上：不动院金堂
下：琉璃光寺五重塔
大内氏和其他守护相比，财力十分雄厚。从山口（县）有“西京都”的别称来看，山口（县）在全国各地方之中享有极其特殊的地位；但是，不应忘记的是不只在山口，在各地方守护们的支持和援助下建造的众多神社和佛寺遍布了全国各地。正是由于守护大名、战国大名势力的高度发展所推动，使得室町后半期的地方建筑界走向了繁荣发展的鼎盛期。
室町时代的建筑界，神社建筑遗构明显增加，这是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时代特征。遗留至今的寺院建筑中，室町时代的数量是镰仓时代的1.6倍；神社建筑遗构中，室町时代的数量是镰仓时代的4.2倍，如果只拿地方的神社数量来做比较的话，大约是镰仓时代的5倍。
这些神社建筑遗构中，很多是规模很小的地方性神社，如果看一看现今尚存的梁上题记，就会发现许多有趣的史实。一般在题记上都记有发愿主人的姓名以及大名诸侯或是庄园的下司、“公文”等庄官的名字；但在室町时代的题名中，却出现了“下司、公文、御百姓”“氏人等”题字以及“庄官、番头、御百姓”等文句。从老百姓的名字都被记上去的状况可以反推庄官等官名只是名义上的建造人，建造神社建筑的真正实体应当是官员管辖之下的农民们。
能够明确地证明以上推断的最有力的证据有：近江神田神社本殿（1390，明德元年）发愿人记载的是“庄家老人”，山城御灵神社本殿（1470，文明二年）有“愿主地下人等以众力取立之”的题记。
室町时代乡村制的产生说明地方农村组织的大发展。以地缘关系结成的村落共同体由被称为“老人”的有势力者合议制管理，而合议集会多以神社为中心举行。正如梁上木牌题记上有“大人”字样的记载所表明的那样——不是领主建造了神社，而是乡村全体共同担当了建造之责。
也许之前建造过极小、使用年限也不长的镇守村庄神社，随着乡村制的发展，一些坚固、优美的神社被建造起来，因此才能够一直保存到今天。室町时代的神社建筑遗迹在近江一带最多，这是因为在近江地区乡村制的发展最蓬勃，其可观的数量也应该正是那个时代背景的写照。
【注释】
[1]该工程中的大木匠为中国匠人陈和卿。——译者注
[2]相对于东大寺大佛的称谓。——译者注
[3]八幡宫神社。——译者注
[4]类似设计、施工法式类书籍，日文称“木割书”。——译者注
[5]具有运输、货栈及批发的功能。——译者注
[6]柱间的填充墙。——译者注
[7]在中国建筑中就是“发”的概念。——译者注
[8]寝殿造里没有窗户的卧室。——译者注
[9]官职，相当于中国的司天监。——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