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建筑的传入
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大陆的各种文化如洪水般地涌入日本。寺院不仅是宗教的殿堂，而且还成为集聚各种先进文化的艺术中心。
在崇峻、推古两朝时期（588—628年），相继营建了飞鸟寺、四天王寺、法隆寺等，此时开始出现中国大陆式的大伽蓝。据《日本书记》记载，公元624年（推古三十二年）全日本佛寺达46座，僧尼人数达1385人。如果从现在已调查的寺院遗址来看，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些数字；但是，寺院建筑数量无疑是在逐步增加的。
在佛教建筑输入之前，虽说建筑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它们都是挖地立柱，草屋顶，柱上不用斗栱，亦不施加色彩，屋面也不是曲面；因此，论庄严雄伟的确无法与佛教伽蓝相提并论。佛教建筑不仅每个建筑单体都庄严雄伟，而且多变的建筑总体布局以及其出神入化的构成之美，是出乎古代初期的国人们梦想之外的景象。
飞鸟时代的各佛教寺院由以下各院组成：
1）塔、金堂及僧房等院落，亦称佛殿院。其中有藏舍利的塔，安置佛像的金堂，供讲经用的讲堂以及围绕这些建筑物的回廊；中门设在回廊正面，其他尚有钟楼、经楼、僧房，被统称为“七堂伽蓝”——这是佛寺中最重要的部分。如果以平城京为例来看，此部分常被设置在佛寺的西南区域，根据这一部分的具体布局可以对伽蓝平面进行分类。
2）食堂及大众院。包括僧人进斋的斋堂，附属于斋堂的厨房、灶屋等以及和寺内众僧日常生活相关的所有建筑，也有把它分成食堂院、大众院的。
3）浴室院，亦称温室。这里是寺僧们入浴之所，有的也附设于大众院内。
4）政所院。这里有寺院的办公场所及其附属建筑物。
5）仓垣院，亦称正仓院。这里是寺院收藏财物、宝物之处。
6）苑院。这里是种植蔬菜的菜圃。
7）花苑院。这里是花圃。
8）贱院。这里是奴隶们居住之处。
这些院落的四周环绕带墙帽的围墙，于四方设门。各方的主要出入口被称作“大门”，并冠以方位，如“南大门”“东大门”等。
关于早期的伽蓝布置，一般认为有“四天王寺式”和“法隆寺式”两种。寺院建筑沿着中心轴线依次设置中门、塔、金堂和讲堂，从回廊的中门向两侧绕行最后达到讲堂的形式被称为“四天王寺式”，大阪的四天王寺，创建初期的法隆寺，均属此种形式；另外一种是将金堂和塔左右并列布置，其后设置讲堂，这种形式被称为“法隆寺式”，奈良重建的法隆寺与高丽寺即是此种形式的典型。近几年考古发掘的结果表明还有围绕塔的三面设置金堂的“飞鸟寺式”；以塔、北金堂、西金堂组合成群的“川原寺式”；另有将塔建在金堂前方或者偏于一侧的形式。
飞鸟寺和四天王寺这两种伽蓝布局形式可以说是从中国传来的正宗形式。奈良时代的伽蓝布局主要有两种形式：①“药师寺式”——设置两座塔；②“东大寺式”或“兴福寺式”——将塔移至回廊之外。当然，这些布局形式不是日本独创的，而是来源于初创之时传入的中国形式。
此外，还有像常陆新治废寺那样在金堂左右置塔，或者如川原寺（弘福寺）那样在金堂之前并列布置西金堂和塔……各式各样，不一而足。
左上：飞鸟寺平面图 右上：四天王寺平面图
左下：川原寺平面图 右下：法隆寺平面图
（据《考古学大系》）
飞鸟寺、四天王寺那样的总体布局在中国大陆类似的实例尚存。左右对称的形式是从中国大陆传来的，但高耸的塔和体量庞大的金堂左右相对并列布置的“法隆寺式”却是在以左右对称为原则的宗教建筑中异常独特的孤例。中国建筑上至宫殿、下至民居都喜欢左右对称，中国人决不会有意做这样非对称的布局形式；直到现在，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发现“法隆寺式”的佛教寺院；因此，可以认为这种建筑布局形式是日本人创造的。关于这一点，有人说，在飞鸟寺中除去东金堂就是“川原寺式”，法隆寺的布局形式是从“川原寺式”衍生出来的，我认为这种说法还不能让人完全信服。
走访法隆寺，进入南大门，正对中门远望而去，其平面布局的精妙之处便了然于胸。如果在四天王寺，内部的各堂宇多被中门遮挡，勉强能够在中门屋脊的上方看到高耸的佛塔相轮，而法隆寺则相反——五重塔、金堂、中门建筑各现其美，竞相映入眼帘：由雄伟有力的中门和有着如同竹帘一样疏朗的直棂窗回廊环绕而成的庭院中，五重塔拔地而起，岿然挺立；视线稍向右移即可看到庄重而雄伟的金堂；当我们的视线被敦实厚重的庞然大物——讲堂吸引到后方时便戛然而止。这是由各种高低错落、大小不同的屋顶所形成的巧妙组合，它说明法隆寺整体布局的有机排布是何等成功之作。
从上面两种伽蓝布局形式中可以发现日本和中国在建筑形式上的民族性差别：四天王寺是沿中轴线左右对称的纵深布局，而法隆寺是一目了然的横向并列式布局。这个特征同样反映在中国住宅和日本寝殿造住宅的平面布局差异上。两种布局形式各有千秋，难分轩轾。
在法隆寺金堂、塔、中门、回廊以及法起寺塔上看到的那种具有明显卷杀、雄浑有力的圆柱上，带皿板的大斗，云形栱木，勾片造栏杆，人字栱等都是奈良时代建筑物上所见不到的，以此作为飞鸟式建筑特征。对法隆寺金堂的重建和非重建的问题争论了半个世纪，直到今天虽然还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却不得不承认法隆寺曾因一度失火，从被称为“若草伽蓝”的寺院向西北方向搬迁，以先金堂后五重塔的顺序于今地重建。一般情况下都是原地重建，而法隆寺却不惜另外平整土地迁寺重建，其原因至今不甚明了。那次火灾据《日本书记》的记载是发生在公元670年（天智九年）。寺院重建年代如同最初提出的重建论那样，最迟也不晚于和铜年间（710年左右），而且很可能是7世纪后期的重建之物。
法隆寺五重塔
上：法隆寺金堂
下：法隆寺金堂檐部
敏达天皇时代（572—585年），从百济献来佛工、造寺工。传说公元588年（崇峻元年）又有造寺工匠、炉盘博士、瓦博士、画工等东渡日本。飞鸟寺、四天王寺、法隆寺等都是在以百济为主的工匠指导下建造完成的。百济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又接受了来自印度的佛教影响；但是，印度的佛教建筑传到中国以后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当印度佛教建筑传到中国时，中国的建筑技术与艺术已经相当发达；因此并没有完全采用印度的样式，而是沿用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建造了大伽蓝。如同中国文献中所记载的那样——“佛殿如太极殿”——沿用了中国固有的宫殿衙署的建筑形式；但在细部上仍可发现有西域、印度，甚至遥远的希腊建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