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建筑的发展

四、佛教建筑的发展

自从日本向唐朝派遣唐使以后，日中交流逐渐频繁起来，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上“黄金时代”的唐代文化不再经由朝鲜半岛，而是开始直接从大唐帝国传入日本。日本的“每代迁都（更换朝代时必换新都）”制度被打破，以藤原京、平城京为始，首都改成了“定都制”，开始仿照唐制，把首都作为永久性都城进行大规模的规划建设。都城内外，可与壮丽的宫殿相媲美的“京内二十四寺”（《日本书纪》，680年）和“都下四十八寺”（《续日本纪》，720年）的众多伽蓝把都城装扮得富丽堂皇、妖娆多姿。

在藤原京的寺院中，最受朝廷器重的是法兴寺、弘福寺、大官大寺和药师寺等四大寺。根据对大官大寺遗迹的研究，可知它属于法隆寺式布局，塔为九重，据残存柱础来看，其平面为方形，边长16.6米，塔高约90米，是一座十分高大的建筑物（比现存最高的东寺塔55.7米还要高，大约是日本现存最古佛塔——法隆寺五重塔高32.5米的3倍）。

药师寺是根据天武天皇（672—685年）的祈愿建造，历经持统（686—695年）、文武（696—707年）两朝才竣工。下一代的元明天皇（708—715年）把首都从藤原京迁移到平城京（奈良），各大寺院随之搬迁至平城京，药师寺也在平城的右京之地重新建造寺院。在平城京尽管其他各寺均以新的形式建造起来，可能出于某种特殊原因，只有药师寺的平面布局和藤原京时的旧有形式完全一致，甚至有记载说一部分立面也沿袭了旧有形式；特别是两座药师寺的瓦当纹样完全相同，从而更证明了二者的同一性。由于建筑平面布局与瓦当纹样的一致，甚至有人提出平城京药师寺的建筑物是从藤原京原物迁建来的。最近，在本尊台座上发现了铭文，所以有人认为连本尊也是原物搬迁；然而，在药师寺资财帐上有“塔四座，两座在本寺”的明确记载，迁建之说不能成立。药师寺东塔斗栱的形式比唐招提寺金堂出三跳的斗栱形式稍早的事实反映出它的过渡性特征。

平城京药师寺内的金堂是“二重二阁”（《药师寺缘起》）或被描述为“重阁各层有腰檐，即其形式为两层四檐也”（《七大寺巡礼私记》），是比较独特的形式，现已尽毁，其形式只在东塔上略有痕迹可寻。东塔建立于公元730年（天平二年），虽然是三层，但各层均为两重出檐，外观宛若六层，其出檐大小不同所造成的凹凸变化的艺术效果的确是出类拔萃之作。

药师寺东塔屋面平缓，不用曲线遮椽板遮檐，而是用小天花板遮檐，与深远的出檐相得益彰，酝酿出一种轻快的安定感。各木质构件上的线脚已不具有飞鸟时代那种质朴、刚健的风格，而是格外的丰盈、柔润。藤原时代（894—1184年）重建的法成寺塔就模仿了药师寺塔，对此在《中右记》中有明确的记载，足以说明此塔是多么符合藤原贵族们的喜好了，甚至可以称它是优美建筑物的先驱性典范。

大举营建平城京之时，日本建筑界日益活跃起来。在药师寺建成前后，陆续建造了兴福寺、元兴寺、大安寺等规模庞大的大伽蓝。这些寺院中皆设二塔，并皆置于金堂、回廊之外。像塔那样具有独立性的建筑物在布局中对中心部位的脱离促成了用回廊连接金堂等其他建筑物的做法，这种形式手法开始重视左右的连续性和调和性，从中可以看出飞鸟时代建筑风格向奈良时代建筑风格的转变。只有元兴寺比较特殊——它的回廊与讲堂连接，这是因为它继承了飞鸟时代的传统。

佛寺建设与年俱增，建造古今未曾有过的大伽蓝——东大寺的计划把这种趋势推向了高潮，也正值此时日本佛教建筑的发展达到了巅峰。

公元741年（天平十三年）建立国分寺发愿大诏颁布，日本全国各地开始建造金光明护国之寺和法华灭罪之寺。圣武天皇（724—748年）诏曰：“藉三宝之灵，求乾坤安泰，修万代之福业，祈万物之繁荣，天平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发菩萨之大愿，罄全国之金铜以造像，尽山泽之林木以构堂。”于是，在近江紫香乐处开始建造大佛。公元745年（天平十七年），这项浩大工程移至奈良，作为国分寺的总寺，开始营建东大寺。

建造东大寺的目的在于供奉三宝以求国泰民安，也是宏扬佛法政治的具体体现。在帝都建设上贯彻“非壮丽亡以扬君德”“造塔之寺乃为国华”的方针，并借此建造了赶超中国、印度的大伽蓝，大扬国威于天下，这是大化革新之后所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威力的展现，也正是有了集权国家积累下来的天下财富作后盾，才使得完成这项伟大事业成为可能。天皇诏令全国“用一根草、一捧土来助寺像之造成，乃赋朕意”，发全国之丁壮，集各地方敬献财产之人和自愿劳动者。因为是政府的事业，所以最广泛、最大限度地动用了全国的财力、物力，推动这项工程成为了彰显国家实力的纪念性建筑物。据《东大寺要录》记载，捐献木材和金钱的人数达四十二万，隶属“造东大寺司”的工匠的籍贯北到陆奥，南到肥后，所有这些都证明这项工程汇集了全国的劳动力。

这样，经过八次铸造，耗费了20年岁月，终于建造起高16米的铜质大佛像以及面阔88米，进深52米，高47米的大佛殿。大佛殿在彩画装饰上极尽精美之能事；前设两层、面阔五间的中门楼，四周绕以154开间的回廊，并将讲堂、三面僧房、食堂、钟楼、经藏等栉比连檐；在中门和南大门之间，两座高达100米以上的七重木塔分列左右，高耸入云，把堂堂的平城京置于檐下。想必从大唐来日的僧侣们也曾经为之瞠目结舌吧！

日本佛教建筑自法兴寺创立到东大寺建成的170年间一直前行不辍，至此大伽蓝的竣工达到顶峰；然而，天平时代创建的东大寺早已损毁无存，仅转害门、正仓院等附属建筑（729—766年）保留下来。今天，从这些残存建筑从容、舒展的形象中，我们可以想象天平时代创立的大佛殿所应具有的豪迈气势。

奈良时代只不过是短短的百年之期，作为当时的遗物，除上述的作品之外，尚有唐招提寺金堂、讲堂、法隆寺梦殿、传法堂、东大寺法华堂等二十余座杰作留存至今，堪称是日本建筑史上的黄金时代。

奈良时代佛教建筑的发展自天平神护（765年）开始到宝龟年间（770年），以西大寺的建成而告终。西大寺的规模仅次于东大寺，为当时第二大规模的大伽蓝。此寺大量采用中国式装饰，在日本建筑中颇显奇异：金堂正脊两端安置鸱尾，鸱尾上再设口含铜铎的凤凰；正脊中央设二狮蹬云，拱卫着莲花宝座，上承带火焰形的宝珠；另外，檐口上还装有黄铜火焰形装饰板，在垂脊和角梁上还贴有黄铜花饰——可以说是地道的“中国式”。同一时期建造的唐招提寺金堂中，内部的月梁、斗栱、平闇均施以华丽的色彩。综上所述，直到奈良时代末期，唐代的建筑形式依然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这是日本建筑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