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形式的日本化

八、建筑形式的日本化

如前所述，日本最早的伽蓝飞鸟寺与朝鲜清岩里废寺的布局完全相同。公元588年（祟竣元年）建造此寺时，各种工匠从百济来到日本，他们带来了“金堂的原样（设计图）”（《元兴寺缘起》）。飞鸟寺的建设是由这些外来的百济人完成的，或至少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完成的；所以，飞鸟寺应该是地道的百济式佛寺。在树立塔心柱之日，大臣以下的文武百官皆身着百济服装参加立柱典礼（《扶桑略记》），这说明当时的国人是以直接模仿百济为最高理想。在飞鸟寺建成约一个世纪以后建造的法隆寺中，从其布局方法及直线形椽木等处皆可发现已具有了日本特色；但是，如何从雄浑庄重、完整紧凑的百济式堂塔布局演变成“日本式”仍有待我们深入研究。

中国大陆建筑的影响贯穿整个奈良朝时期。在奈良末期建立的西大寺中，采用了特征浓厚的中国式装饰；平安朝以后，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发展，公元904年（延喜四年）开始供养的仁和寺圆堂院的屋顶上竟铺设了琉璃瓦；同时，中国建筑的影响也波及到了神社建筑。然而，即使是在中国大陆建筑影响深远的这一时期，日本一方面有“五品以上及庶人有能力营造瓦舍者，可粉装赤白为饰”的规定（《续日本纪七二四》），另一方面对日本建筑传统的钟爱依然深切、持久。圣武天皇曾吟咏“丹青如画奈良山，原木房舍风致然，闲来小坐不知倦。”（《万叶集》，圣武天皇御歌）。

天智天皇在大津附近建造的崇福寺和公元760年（天平宝字四年）建造的石山寺全都是桧皮屋顶，这也许是地理原因使然；可是，在平城京中兴福寺东院却也有“西桧皮葺堂一座，东瓦葺堂一座，桧皮葺后堂一座”的记载，即使在以中国式装饰而闻名的西大寺中，其四王院建筑也完全是桧皮葺屋顶。另外，公元739年（天平十一年）创建的法隆寺东院中，瓦屋顶梦殿的四周挖地立柱，有桧皮屋顶的中门、回廊和宝藏（贵重品仓库）。法隆寺里作为讲堂使用的传法堂中铺设了木地板，东大寺法华堂室内也是木板铺地。就最近发掘情况来看，平安朝时代的寺院遗迹远较奈良朝时代的寺院遗迹为少，其原因之一就是平安朝时代的寺院屋顶多铺设桧皮，没有旧瓦出土（因此难以确认遗迹的建筑性质）。

寺院殿堂内铺设木地板可以认为是寺院建筑做法中初现的日本化倾向。在平安朝以后，这种倾向开始盛行。平安朝以前加建了礼堂的寺院建筑实例中，往往是金堂保持古老的土地面形式，而在礼堂铺设架高的木地板。礼堂可以让信奉者入内就座，在此采用住宅内铺设木地板的做法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果在建筑室内铺设架高的木地板，建筑室内地坪的周围必然会出现水平的木质分界面，即出现了出挑的木构平台的檐廊。木构平台取代了以往的建筑台基成为建筑的基底。以往土石结构的建筑台基让人们感觉到那是大地的一部分，而木构平台则完全是建筑的一部分，而且，阴影浓重的出挑木构平台强化了建筑意匠中的水平向伸展。

在以“瓦葺”为代名词^[5]的寺院建筑中，日本传统的结构、材料也逐渐开始被采用，这意味着日本化的建筑意匠开始走向全面化。正如关野贞博士所认为的那样，以唐长安为范式建造起的平城京城市规划，对条坊（里坊）的称呼进行了简明化；前述西大寺的中国式装饰并没有在其他地方被广泛采用——这些都是日本在引进中国建筑技术、艺术之时根据自身需要进行了一定取舍的佐证。此外，日本建筑上为了使檐口起翘而将角柱增高的“生起法”，为了增加建筑的稳定感而将柱子内倾的“侧脚法”，这些做法确实都是对中国建筑的模仿；但是，日本建筑檐口生起和檐柱侧脚的尺寸都比较小，说明在这里对中国建筑样式也存在着有意识的取舍。

在中国现存唐代木构建筑仅有两例的状况下，尽管不可能充分论证哪些是日本独特的建筑意匠，但是可以断言具有雄浑有力且不落入夸张俗套之美的奈良时代的建筑是日本式的建筑。

从建筑技术方面看，在日本建筑的屋架结构分化为承重屋架和露明装饰性屋架两套体系的做法中，也可以看出寺院建筑日本化的端倪。中国建筑的屋架结构大部分是彻上露明造，即在椽子上直接铺屋面材料。这种方法在屋面平缓时颇为合理，一旦屋面坡度陡峻，除了用迭接式的屋面做法以外，在屋面中央部分就必须垫高椽子，其上的苫背亦将很厚，荷重增加，对结构非常不利。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日本出现了在屋面下分别设置草架椽子和露明椽子两套屋架结构的想法。这种结构方法，我认为是在进入平安朝时开始产生的，并使后世利用草架椽子和露明椽子之间的空间插入“桔木”（枰杆木）的做法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完全摆脱露明椽子的限制而自由地决定屋面坡度；同时，由于“桔木”承受了屋顶的荷重，可以不受屋面承重的制约去增加飞子的长度——这些都是在结构技术上的巨大进步。从建筑艺术方面看，日本建筑艺术上特有的优雅之美正日益浓厚，最终促成了藤原时代的代表作——凤凰堂的诞生。

我认为把奈良时代建筑形式向平安时代建筑形式演变的历史现象直接断定为是中国大陆建筑形式日本化的看法是不妥当的；将奈良建筑形式中的一些细部手法和唐代建筑进行比较，发现了相同之点就立即断定为是对唐代建筑的模仿，也是很肤浅的认识。日本奈良时代的建筑形式是由中国大陆建筑体系衍生而来——这是毋庸置疑的结论；但是，对奈良时代的建筑整体状况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