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有关研究进展
自1981年美国报告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国外在关于艾滋病治疗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较多，艾滋病对社会经济影响方面的研究多为个别指标或小样本的研究。有研究认为，高额的治疗费用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损失。在美国，每人每年的医疗费用为75300美元，在津巴布韦，艾滋病患者的平均医疗费用是非艾滋病患者的2倍，在泰国，有艾滋病患者的农民家庭农业收入下降50%。另外一些研究还揭示，在艾滋病流行严重的国家艾滋病对宏观经济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导致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对于那些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达到20%的国家，每年GDP估计平均下降2.6个百分点。
资料检索显示，国内全面科学地评价艾滋病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较少。据1994—2005年中国学术期刊网检索结果，我国从社会学、心理学和健康教育学角度研究与报道艾滋病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较多，经济学角度的相关研究不多，且样本量不大，也不系统和全面。国内查阅到的从经济学角度发表的几篇文章多为综述性文章。最早的一篇是1996年白维仁的《艾滋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对国外艾滋病流行对经济影响个别资料的简单综述。2001年杨红梅的《艾滋病流行对家庭的社会及经济的影响》，综述了国外文献关于艾滋病对家庭的影响，以及家庭采取的应对策略和措施，但没有涉及艾滋病对社会经济及社会的影响。王凌云、刘迈康等发表的《艾滋病流行对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影响》对艾滋病所产生的影响做了综述。艾滋病对社会经济影响方面的研究性论文少见报道。
总体来说，国外关于艾滋病对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使用的指标少，大多数研究只采用了少数几个指标，内容单一，缺乏对个人、家庭、社会宏观经济影响的全面系统研究；规模小、范围窄，目前尚无涉及全省范围内的相关研究。同时将伤残调整生命年、死亡损失生命年、伤残损失生命年等指标应用于艾滋病对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艾滋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指：在艾滋病或HIV感染情况下不得不改变社会资源的使用方式，以及由于疾病所造成的生产力下降（economic impact can be defined as that which causes the diver-sion of resources to uses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necessary in the absence of HIV/AIDS, andde-creased production due to the disease）。某些情况下，从经济团体的角度可能是积极影响。比如，经济学上“无生产能力”（unproductive）者的死亡，使经济团体内部有限的资源由较少个体来瓜分，每个个体的占有额就会增加。然而应当意识到，经济学上的“无生产能力”者，以抚养子女、照料家庭、履行义务等其他标准来衡量可能有很高价值。另外，AIDS患者往往在青壮年发病，其致残和致死往往对社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国外文献中普遍认为，AIDS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①劳动力供应的减少。AIDS多发病于青壮年，在其精力旺盛时期丧失劳动力，无疑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产出量。②生存成本的增加。AIDS患者直接的消费包括医疗、药品费用，交通费用，以及葬礼的花销；间接增加的消耗包括因病误工、企业重新招募和训练工人的成本，以及AIDS孤儿的抚养等。另外，为了预防AIDS的发病和传播，社会相关部门采取一系列卫生干预措施，也需要耗费一定的社会资源。
AIDS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相对难以评估。宏观经济指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地区内生产总值（GGP）为指标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反映宏观经济水平的指标主要有：GDP，人均GDP, Gini系数或贫困水平。早在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研究已经总结出，AIDS对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主要通过减少有生产能力者的数量和水平，以及通过占有投资资源用作治疗两种途径。然而，不同的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些认为影响微不足道，特别在劳动力供应充足和工人工资低廉的区域；另一些指出影响显著，其程度取决于经济结构，以天然生产业和出口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最易受到影响。一般情况下，“谱带模型”（spectrum model）的结果足以进行宏观水平的分析。其中“MacroAIDS”模型由乔治敦大学的John Cuddington创立，常用于宏观经济模型的系统分析。
在中观经济水平上，AIDS对生产性部门（农业、银行业、采矿业等）的影响，反映为该部门的生长量、社会需求量以及运作方式的改变；对行政部门（如卫生、福利等）的影响，体现在应对致残率和死亡率增长的措施。上述的经济影响相对容易检测，数据详细程度仅仅取决于时间与经费预算。对“第三部门”——面向市场的公有或私有公司、企业等，AIDS的影响表现为：生长力变化、员工死亡、员工缺勤率增加、提前退休人数增加、人员更替增加、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量变化。目前对经济的影响尚十分有限，在未来的5～10年将日益明显，其严重程度决定于该企业的类型、受感染人数、企业应负责任和偿付比例等。
在家庭、社区水平考察AIDS的经济影响。AIDS患者家庭资产往往发生变化，通常陷入贫困，可通过其经济储备力来判断，如积蓄、土地和牲畜等；AIDS家庭的食物购置量减少，种类改变，其他形式的花销增加；对需购买的社会服务需求减少，如子女入学、卫生保健等。由于存在以下几点原因，AIDS对家庭、社区等微观经济的影响也难以评价：首先，不同文化间，甚至同一文化背景下，家庭模式不相同；其次，家庭规模和组成随着成员的成长、独立、衰老等，自然地发生变化；第三，关于家庭内部分配的信息很难获得，因此也不易看出该水平上性别造成的差异；最后，家庭存在合并、解体、重新组合等，即使没有远距离的迁移，也很难在数年之后追踪死亡和疾病造成的影响。因此，AIDS患者家庭经济变化的大样本调查，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外，发病早、症状重的感染个体最先死去，容易被调查者忽略。因此，有必要设计完善的调查方案，不遗漏病例，尽量避免采样偏倚。
全面评价AIDS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有六个较常用指标。其中，两个指标为微观水平，三个为中观水平，一个为宏观水平。
指标1：农村家庭的易损性（vulnerability）
根据Baylies和DeWaal的研究，主要劳动力残疾或死亡的家庭更难应付饥荒、干旱和贫困加剧等突发事件。一般情况下，家庭成员据以抵御灾害的资本包括：自身劳动力、务工收入、家畜和土地等资产以及社会关系。一旦家庭主要成员感染了AIDS致残或致死，就大大削弱了家庭应付此类事件的能力，即增加了家庭的易损性。
因此，AIDS对农村家庭经济的影响，可以通过疾病流行区域中感染家庭和无感染家庭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来评估。结果为让步比（oddsratio），主要计算农作物产量，家庭支出，家庭收入和子女教育费用等。包括：耕作面积减少的家庭成员数目；农作物减产的家庭成员数目；转变种植类型的家庭成员数目；从农业劳动中脱离出来照料患病亲人的家庭成员数目；由于AIDS增加了检查和预防等卫生消费的家庭成员数目；子女辍学的家庭成员数目；死于AIDS的家庭成员数目。假定没有AIDS感染，农村家庭一般不会丧失具有生产能力的青壮年劳动力。因而，将无感染家族作为参照，计算让步比。
指标2：AIDS致孤儿童
AIDS致孤儿童指因其父母感染HIV而失去父亲、母亲或双亲的年龄小于15岁的儿童。AIDS孤儿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可由孤儿总数反映。
指标3：AIDS致死率
AIDS致死率指经检测确诊为HIV感染的患者，以及HIV相关疾病或符合AIDS临床表现的患者的死亡率。因而，统计某人群AIDS致死率，观察该人群中1000人每年因患AIDS死亡的人数，也可评价AIDS在该人群中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指标4：AIDS因病误工的评估
病假利用系数（sick leave utilisation rate）指由于HIV感染，每个工作人员每年的病假天数。通过计算AIDS患者的平均病假利用系数，也可有效估计AIDS对部门经济的影响。病假利用系数的计算公式是a/b，其中a为所有HIV感染的工作人员全年病假的总天数，b为当年工作人员全年病假的平均天数。
指标5：AIDS消费占收入总额的百分比
AIDS消费占收入总额的百分比可由下列公式计算：AIDS总花销/全年收入总额。全年收入总额包括工资和奖金。
指标6：AIDS对GDP的影响
研究AIDS对GDP的增长率通常需要回顾性分析，并且排除其他的，如营养水平等可能影响增长的因素。然而，这种研究不可避免地建立在一种简化的经济关系基础上，一般假设人们可以很顺利地从一种工作转而从事另一种工作，从而低估了新手取代熟练工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另一种称为可算性的总平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的模型，则有可能估算AIDS流行对不同社会部门间影响的差异。
综合上述，预防和控制AIDS的问题，是一个宏观层次重大决策问题，从系统工程观点来看，它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卫生、法律等许多方面和部门，已不仅是部门层次上的问题，而且是国家和政府层次上的问题，是一个战略性问题。切不能把一个高层次的战略问题降为低层次的战术问题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