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后献县的混乱局面
1937年七七事变前，和周边其他各县相比，献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态更为严重。遍布全县城乡的大小地主豪绅，把持着各级政权，是国民党当局统治人民的社会基础。县城内的“大康”银号和“祥裕”银号，与国民党当局互相勾结，垄断了税收，操纵着全县的经济命脉。县东部地区土地集中，大地主较多，长期保持着租佃关系，农民负担沉重。县西部、北部地区滹沱河、子牙河贯穿其中，土地低洼盐碱，水旱灾害频繁，年年有大量灾民外出谋生。献县人民在阶级压迫和自然灾害侵袭下，生活越来越贫困。
献县道会势力强大。青红帮、一贯道、九宫门等组织，名目繁多，道徒甚众。这些帮会、道门多为地主豪绅、地痞流氓所把持，他们散布封建迷信，愚弄群众，有的还与官府和土匪相勾结，残害人民。
所有这些反动落后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相互依附，纵横勾结，形成一张无形网络，对献县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摧残，不仅使人民生活日趋贫困，而且严重地压抑着进步力量的成长，给抗日爱国运动的开展造成了重重障碍。抗战初期出现的混乱局面，以及后来斗争的复杂艰巨，都与这些反动、落后势力的强大分不开。
但是，献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他们的反抗精神和爱国热情不但没有被压制下去，反而日益强烈。1934年，献县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隐蔽下来的少数党员仍在自己的周围进行宣传活动。社会上，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也在一些爱国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出于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不顾反动当局的压制，或借机聚会，抨击时政，或吟诗作歌，发泄胸中郁闷。献县县立师范的学生，多次开展反抗旧势力的斗争，并于1934年取得了罢课斗争的胜利。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向全国人民发出团结抗战的号召，献县人民深受鼓舞，各界爱国人士摩拳擦掌，随时准备杀敌报国。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民党政府对日军一面消极抵抗，一面退让求和，致使平、津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陷。
1937年8、9月间，大批国民党军队沿平大路溃退南逃，一些散兵游勇沿途索钱要物，对老百姓非骂即打，有的甚至公开抢劫财物、奸淫妇女。献县国民党驻军迫于全国高涨的抗日形势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敦促、要求，也作了一些抗敌准备，征调民夫上万人，从县城到臧桥沿平大路构筑了不少工事。但前方一溃败，他们一枪未发，即弃阵南逃。来不及带走的几万斤大米、白面及其他物资，也被他们一把火化为灰烬。国民党军队逃跑时，为了延缓日军追击，还在西高坦村扒开了子牙河大堤，使子牙河北大片村庄田园被淹，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日军凶焰未到，献县人民首先遭受了国民党军队制造的种种灾难。
扒堤放水未能阻止日军的长驱直入。9月28日，日军从沙河桥方向，沿子牙河水陆并进，侵入献县，先占领臧桥，然后入据县城。日军入境前，派飞机数架在臧桥和县城上空盘旋侦察，并投弹数枚，炸毁一些房屋，人畜也有伤亡。日军溯河而上时，在张大马、小庄等沿河村庄杀死了一些逃难群众。
日军首次占领县城，共驻扎40余日。除县城外，在臧桥和樊屯等交通要冲也有日军驻守。
由于日军锐意南侵，驻献县日军于11月初离境南下。伪县长王克生随日军离去，伪县政府解散。
1937年9月，国民党驻军南逃后，国民党县政府随之垮台。县长陈铁卿逃之夭夭，其他党政官员、保安团警，也一一溃散；日军入境后，仅占了县城及一两个村镇，不久，又离境南侵，献县境内一时形成政权真空。在共产党抗日主张影响下，人民纷纷自发地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青年学生、进步知识分子和一些爱国志士率先行动起来，他们有的在社会上奔走呼号，号召人民起来抗日救国，有的则建立起抗日武装，开展有组织的抗日活动。主要的抗日武装有：(https://www.daowen.com)
大马乡团 1937年七七事变前共产党员张德馨就在大马村高小成立了抗敌委员会，收听前线消息，印发传单，宣传抗日救国。9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大马乡团，后发展到二三十人。曾在马坊一带截获日军商船5艘。同年12月，张德馨及骨干六七人被邓庄联庄会头子邓四杀害，导致这支抗日队伍解体。
七七事变后，崔尔庄纪孟宽、纪根同父子于8月间组织附近群众数十人，开展抗日活动，称“铁血救国团”。到9月底，发展到千余人，控制着献县到沧州的几乎整个沧石路段，成为当时一支举足轻重的抗日武装。
陌南义勇军 1937年10月，陌南爱国志士苑进忠联合当地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用恐吓信赶跑了伪陌南区长乔西绶，随后建立起一支七八十人的抗日武装，1938年春，被津南抗日自卫军司令张仲瀚收编为该部第一支队，转到县东部活动。
回民抗日义勇队 东辛庄回乡军人马本斋，在家乡组织起一支六七十人的回民抗日义勇队，不断打击敌人。后来接受河北游击军司令员孟庆山的指挥，改编为回民教导队、回民支队，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与此同时，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登台，杂色武装蜂拥而起。从1937年9月到1938年3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县内先后出现的武装组织不下三四十个。这些队伍多者数千人，少者几十人、十几人，他们自封官衔，各霸一方，征粮派款，聚众敛枪，互相吞并，杀伐不断，一时间鱼龙混杂，形成献县抗战史上“司令如毛”的混乱局面。
杂色武装按其性质，大致可分为土匪武装、联庄会武装和国民党武装三种类型。
土匪武装主要有在商家林一带活动的白七部，在大村一带活动的曹瑞起部，在南、北紫塔、留钵一带活动的段兴标部。此外，深县的徐二黑、武强的段海州、肃宁的宋考三等匪股也曾多次入境窜扰。这些武装的头目和骨干都是强盗惯匪、地痞流氓，也裹挟蒙骗了一些基本群众。他们虽然打着抗日的旗号，除了横征暴敛、鱼肉乡民、争夺地盘、兼并异己之外，无一益民之事，是混乱局面的主要制造者。
联庄会武装是为防范土匪窜扰而组织起来，一般组织较松散，也较少外出活动。但这些组织大多是由地主豪绅控制把持，因而都属于地主武装。主要有四十八村联庄会、双岭乡团、郝村联庄会等。
国民党武装是指驻守在县东部的“国民革命军华北第六路军”（简称“六路军”）。该部原为纪孟宽父子创建的“铁血救国团”，1938年1月，史省三将纪氏父子杀害，篡夺了领导权，投靠国民党，改称国民革命军华北第六路军。到1938年3月，总兵力发展到5000余人，控制着献县东部崔尔庄、韩村、杜生三个区和交河、河间的部分村庄，是献县境内最大的武装力量。该部纪律很坏，害民甚虐。其二师师长周朝贵及部下陈连举为兼并异己，制造了边马惨案，在边马村纵兵烧杀，百姓死难者达百余人。
各杂色武装的横征暴敛和杀伐火并，给全县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不仅大大加重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而且搅得人心惶惶，朝夕不宁，同时，也直接影响着抗战运动的顺利开展。混乱复杂的环境教育了人民，使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看准了方向，人民深切盼望真正抗日的八路军到来，希望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人民抗日，早日结束混乱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