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批“四人帮”与拨乱反正、恢复高考

1976年10月，献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10月12日，县委书记刘庆芳在全县干部职工代表大会上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全县掀起揭批“四人帮”的高潮。机关单位、各行各业都把揭批“四人帮”作为头等大事、中心任务来抓，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揭批“四人帮”工作。

按照中央及省、地委的部署，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大致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6年10月至1977年3月。主要是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罪行。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印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讲、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证的运动。各乡镇和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成立了宣讲团。各乡镇宣讲人员或深入田间地头，或上门入户向群众进行宣讲，机关、企事业单位则利用政治学习时间集中宣讲，全县上下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宣讲揭批的过程中，全县紧密结合本地、本单位由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造成严重危害的实际，运用“三史”（家史、个人成长史、单位发展史）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取得较好效果。

第二阶段：1977年3月至1977年9月。主要是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3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二，即《“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全县在第一阶段取得宣讲揭批成果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深入开展第二阶段的宣讲揭批活动。(https://www.daowen.com)

第三阶段：1977年9月至1978年12月。主要是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政治纲领、反动谬论和极左路线。9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即《“四人帮”在各个领域散布的反动谬论》，全县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斗争掀起新的高潮。

揭批“四人帮”的工作结束后，随即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工作。在具体工作中，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全县主要掌握了以下几个政策界限：一是对政治问题，凡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已经作出结论，定性准确的，则维持原结论；有的即使发现有新问题，但已审查清楚，不影响原定性质的，不再改变原结论。二是对因不了解党内斗争情况，在议论林彪、“四人帮”时，发过某些牢骚，说过某些错话，而被作出错误结论和决定的，则根据中央组织部关于清理恶毒攻击案件的指示精神，一律撤销，恢复名誉。三是对运动中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除极个别情节严重、手段恶劣、影响极坏的应实事求是进行处理外，一般由个人总结经验教训，不予定案处理；对已处理的，均撤销原结论和处分。四是对需要进行组织处理的，可宽可严的则从宽，属于两类矛盾之间的，只要民愤不大、现实表现好或有贡献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五是对一般性的问题，从速办理，不留尾巴，彻底解决。1977年3月，县委宣传部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1978年6月，县委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落实拨乱反正工作全面展开。

1979年至1981年，在政治工作方面，全县做了大量的平反、落实政策工作。一是平反冤假错案。全县应复查案件4395件，实际复查落实4178件，有88人由原结论为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有224人恢复了公职或办理了退职手续。二是根据中共中央1979年5号文件精神，为603名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摘帽，摘帽人数占“四类分子”总数的94.96%。完成了地富子女二代定成分、三代改出身的工作。为在土改后的政治运动中提升了成分的127户恢复了原定成分。三是根据中共中央1978年55号文件精神，为144名（含外地1名）“右派分子”作了改正，对其中的88人进行了适当安置。四是对1957年整风“反右”中错定的反社会主义分子问题，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中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问题，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问题以及“献县叛徒集团”问题，都进行了复查落实，对有关人员作了适当安置和处理。

1977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废除“贫下中农推荐招收大学生”的做法，开始实行统一考试，择优录取。1978年7月，县“五七大学”（1978年8月恢复为献县中学）从高中班非毕业生中挑选8名优秀生，参加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其中有6人被大专院校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