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献县最具代表性的是“献县叛徒集团”冤案。

1966年，全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为当时最具权威的机构。这个领导小组组长是陈伯达，副组长是江青，顾问是康生，这三人到处去讲话、作指示。

1967年2月21日，江青在接见天津市文艺界代表时，根据一些造反派的不实信息，说献县、深泽县有叛徒集团，并当场点名批判天津文学研究所所长孙振（即著名作家雪克，著有《战斗的青春》《无住地带》等）就是献县叛徒集团成员之一，“献县叛徒集团”的叫法由此而来。

江青的讲话一笔抹煞了献县的党建历史，使这个20世纪30年代建党、抗日时期节衣缩食、全力供应和掩护八路军部队的抗日模范县，一下子变成了叛徒的“黑窝子”“地下国民党”的大本营。江青讲话后，县内外的造反派推波助澜，全县城乡迅速掀起一股“揪叛徒”“斗叛徒”“打倒狗孙振”，深挖叛徒集团的狂潮，并无限上纲上线、大肆株连。首先，将1934年前入党的党员，全部定为叛徒。其次，推理“叛徒”发展的党员也一定是叛徒，这些党员再发展的党员，即使不是叛徒，也是叛徒的“孝子贤孙”。最后，再旁涉师生关系、朋友关系、亲属关系，一一连带，“叛徒”队伍不断扩大，形成了集团规模。这样一来，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党员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被圈入“叛徒集团”。

造反派们通过刑讯逼供，一批批叛徒名单被炮制出来，并迅速发往全国各地，一时间形成了“凡是献县籍的党员干部、凡是在献县工作过的人都是叛徒，或者有叛徒嫌疑”的舆论。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发难，把许多献县籍或在献县工作过的老党员、老干部打成“叛徒集团”成员。这其中就有天津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作家孙振，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刘英，北京军区装备部副部长、战斗英雄孙谦，水电部副部长刘书田、李化一，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薛坦，孝感地区农办主任贾如枫，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赵学义，沧州地区公安处处长刘锡钧等2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献县叛徒集团案”涉及21个省、市、自治区，批斗1018人，株连亲属子女1万余人，其中有86人被迫害致死。(https://www.daowen.com)

献县人刘玉成，当时任沧州地区盐山县县长，揪斗后被扔到井里活活淹死，造反派却说他是畏罪自杀。献县人赵学义，当时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在批斗中被打断肋骨，不治而亡。献县人张俊卿被关押到沧县看守所，在批斗中被活活打死，而造反派通知家属时却说张俊卿是突发心肌梗死死亡的。宋景义被斗得得了精神病，不久也悲惨死去。王亢之在批斗时被直接打死。著名作家孙振在经过反复批斗后，被下放到一个书店劳改了10年。沧州地区公安处处长刘锡钧被关押了8年。献县县委副书记李志和临河公社代理社长巩来永，被关押半年，在狱中受尽折磨。

1977年、1978年，中共献县县委两次为“献县叛徒集团”案平反，恢复了受迫害干部党员的组织生活，对多数人重新安排了工作。但将“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残酷斗争、过激行为说成是对“干部的锻炼和考验”，要求受迫害的干部“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而对一些遭受迫害致伤致残的老同志仍以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为由，搁置起来，未安排任何职务，有的人到死还背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一些死难者的家属得不到应有的安慰和抚恤。平反工作实际上完成得不彻底、不全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82年，中共献县县委根据河北省委和沧州地委的指示精神，作出为“献县叛徒集团”案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所谓“献县叛徒集团”纯系江青一伙反革命分子制造的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中把这些同志打成“叛徒”“特务”完全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使这些同志长期蒙受了不白之冤。县委在决定中重申：对因“叛徒集团”案而受迫害和株连的人，必须彻底平反，彻底昭雪，要切切实实地为这些同志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彻底清理和销毁关于“叛徒集团”问题的档案材料。要对在运动中致死致残和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同志及其家属做好善后安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