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诞生的建国县
献县第三区（驻崔尔庄）、第四区（驻杜生）、第五区（驻韩村），合称东三区，是一片村庄稠密、人口众多、物产丰饶、人文荟萃的区域。抗日战争初期，崔尔庄的纪孟宽、纪根同父子率先组织抗日武装“铁血救国团”，有人枪数千。后军权落入军阀豪绅史省三之手，纪氏父子惨遭杀害，该部被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授予华北“六路军”番号。“六路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鱼肉百姓，横行乡里。在冀南为日军所败，残部流窜至交河一带，意欲投敌。马本斋率回民教导总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一部协助下，全歼该部。具有抗日倾向的数百被俘官兵参加回民教导总队。“六路军”长期盘踞东三区，中共组织和抗日政权出现真空，沧州敌伪乘机渗透蚕食，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威胁日甚。
根据冀中区党委的指示，献县县委抓住“六路军”败亡的时机，迅即组建东上工作团，由县委书记萧实任团长，于1939年初进入东三区，以雷霆手段锄奸反霸，清扫敌特，很快打开局面。为巩固这一块新的根据地，1939年4月，冀中区党委报请上级批准，决定以献县东三区为基础，从河间、沧县、交河划入部分村庄，组建建国县，任命萧实为中心县委书记，并从各地抽调干部充实县区组织。
县委：萧实任书记。当时没有公开，建制属于县游击大队。民运部即县委机关，后改为政治处。党的领导是通过各部门的党团书记，或在各部门的党员负责同志（当时叫活动分子）来实现的。1942年“五一扫荡”前，上级确定建国县委为中心县委，领导子牙河东青县委、交河县委的工作。
县级机构如县政府、游击大队、人民武装自卫总队等，组建得比较健全，各部门也很快搭起了架子。群众团体如工、农、妇、青、文等组织，也都逐次建立起来。各部门负责人和骨干人员多是从外地调来的，本地干部相对较少。
县抗日民主政府：胡云初任县长。下设秘书室、民政科、财政科、实业科、教育科、司法科等。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吸收一定数量的党外人士参政，如财政、实业两科科长即由党外人士担任。1940年设立公安局，撤销司法科。
1940年下半年，为体现抗日民主政权的广泛性，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参政抗日，建立了县参议会。由当地有名望的绅士刘凤阁任议长，并设若干议员，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1942年5月，日寇进行“五一大扫荡”，斗争环境日益残酷，参议会人员老化，行动不便，也就名存实亡了。
人民武装自卫总队：冯宗伯任总队长，马奔任政治指导员。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民兵武装，维持地方秩序，负责支援前线的后勤工作。1940年秋改为人民抗日武装委员会。
游击大队：张海任大队长，刘翔辅任政委。是由献县游击大队分出来的，约200人，枪支是收缴地主及土匪的，弹药很少。
群众团体：陆平任农救会主任，吴蕴辉任妇救会主任，赵栋任青救会主任，柯许林任工救会主任。
建国县的辖区包括献县东部的3个区和河间县子牙河东的1个半区，约有300个村庄，30万人口，县委政府机关驻韩村，斗争环境残酷时期撤到乡村。全县开始分为6个区，以后又改为8个区。各区大都以公路为界。沧河路北有3个区（即二、三、八区），沧河、沧石两路中间有4个区（即一、四、五、七区），其中四、五区村落多，地盘大，离分区近，是县机关主要依靠和活动的地区。沧石路南有一个区（即六区）。沧河路南北村庄多数是涝洼地，树木很少，其他地区村庄多数有茂密的梨园和枣林，是坚持平原游击战的自然屏障。
建国县建立后，即放手发动群众，广泛组织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斗争，从而成为冀中八分区东部的屏障，构成对津沧之敌的很大威胁，因而也成为抗战期间敌我争夺最关键、最激烈、最残酷的地区之一。
政权的建设是与肃清匪特的斗争同时进行的。县、区委建立后，多活动于五区（后划为两个区）的南宫、北宫、丰尔庄、张祥一带。这一带是沧石、沧河两条公路及子牙河以东的中心地带。这时各区的政权还不在抗日政府手里，县委为了创建巩固的根据地，首先抓了中心地带政权的改造与建立。当时的区长及助理等还是旧人员，他们年龄大，不懂抗日道理。县委派出区委书记尹国忠，公开身份是区小队指导员，又派共产党员范瑞民任区长，撤掉了旧区长韩麻子。还派共产党员马奔任区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主任，从而形成了区领导核心。之后，又陆续建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组织，区级组织很快健全了。在几个月内，各村的政权及民兵组织、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群众的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其他各区也基本上是采用这种办法逐步建立起抗日政权。在青纱帐期间，上级又陆续从根据地（如博野、饶阳等县）派来大批干部，充实县区各个机构，同时，又吸收本地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参加抗日组织。由于抓住了基层政权，这一带的抗日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地开展起来了。
为了了解全县范围内的情况，加强对区、村政权的领导，建国县的领导机关，经常到县内各区、村活动，当时叫“游击政府”。游动时由县游击大队配合，每到一个地区，便召开各种干部会、群众会，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组织群众，使群众了解抗日道理，坚定抗日的信心和决心。同时，还开办各种训练班，如村长、农会、青年、妇女、民兵等训练班。在训练班里讲形势、讲任务、讲策略，以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思想武装大家，使人们了解抗日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这样，每个村都有十几人经过培训，由于抗日骨干分子不断涌现，群众发动也就逐渐深入。那时群众除了供给为数不多的脱产人员少量的生活费外，基本没有什么负担，群众自然非常高兴。这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各项工作非常活跃，可以说是建国县的黄金时代。(https://www.daowen.com)
建国县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直接威胁着日伪沧州大本营。日军为了巩固其占领区（打通并控制公路交通线）于1939年的六七月份，侵占了沧石路的重镇淮镇、崔尔庄，并建立据点，组织伪政权，以重兵据守。两据点除各有日军一个中队、伪保安队一个大队外，还组织了伪警察局、镇公所及特工队、宪兵队、护路队等武装，后又建立了新民会等伪组织。每个据点的人数达四五百人，妄图控制这一地区。到了秋末，沧河路上的重镇沙河桥、景和、杜生三地亦相继被敌人所占。敌人在景和镇建立伪政权，组织宣抚班，宣传大东亚圣战，并对抗日人员进行诱降、策反活动。至此，全县境内约有日军300余人，伪军千余人，大大缩小了抗日武装活动范围。
日军为了巩固其占领区，抢掠资财，对抗日根据地一年要进行两三次大“扫荡”。
每次“扫荡”的规模和地区不尽相同，抗日武装就抓住这点与其周旋。当献县的敌人集中兵力在本县境内“扫荡”时，县级机关和游击大队就避其锋芒，转移到河间境内去活动。当河间县的敌人出来“扫荡”时，就返回献县境内开展工作。有时两县敌人联合对沧石、沧河两条公路间的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抗日武装就择机到公路南北两侧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活动。这样敌来我走，敌走我回，敌人也无奈我何。
“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是1940年、1941年和1942年上半年建国县敌我双方斗争的基本形式。
1942年5月1日始，日军集中力量，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始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
建国县地处子牙河以东，虽是敌人铁壁合围的外圈，平津日军派兵不多，但河间、献县的敌人对建国县的根据地如韩村、张祥一带，经常展开大肆“清剿”，企图摧毁根据地。
面对严峻的形势，如何坚持下去？当时，县委传达上级的指示：对敌斗争以“合法斗争”为主，以武装斗争为辅，提出“弥补裂痕，医治创伤，以保存力量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在行动上，则大刀阔斧地精简县级机关，撤销群众团体如工救会、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文联会、武委会，统一合并为抗日救国联合会一个组织。但时间不长抗联会也撤销了，县级机关只设县委会、县政府以及公安局。县政府只留民政、财政和教育3个科。公安局是加强的部门，从各部门精简下来的负责干部充实公安局，成立特务队（也叫手枪队），约30人，队长由马奔担任。区级机关也照样精简。各区小队白天分散隐蔽，晚上集中活动。精简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的，来不及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因此，曾出现了基层组织瓦解的现象。特别是武委会被撤销后，各村抗日武装很快消散，枪支大部分丢失，一部分被敌人搜去，地道也无人管理。区小队也有类似情况，不少小队自行瓦解。
对精简下来的干部主要是做好隐蔽。在本地区坚持工作有困难的一些外来干部，有条件的可以回家隐蔽，从饶阳地区调来的干部，就有十几名返回家乡。
对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干部，在生活待遇上，采取一次性发500斤小米的包干办法。号召留下来的干部要广交穷朋友，开辟堡垒户，将粮食秘密分散在各自的堡垒户家中。谁是谁的堡垒户，干部之间都互相保密，即使有的干部被捕，他也不知道别的干部的住处。干部在堡垒户家吃住活动，减少了暴露的机会，较好地保存了力量。
1944年冬，韩村、段其屯据点的敌人被迫撤到淮镇据点。以后，盖庄的敌人亦撤退。敌退我进，之前的根据地又恢复起来。这时，冀中八地委及八军分区把一批外地干部派到建国县工作，当地经过艰苦考验的干部也充实到县区机关，各群众团体也恢复了活动，区小队不断壮大。全县的工作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沧石路上崔尔庄据点的日军，慑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逃到沧州。沧河路上的沙河桥据点被拔掉后，景和据点的敌人也于1945年秋天撤到津浦路。
回顾建国县抗日斗争历史，全县仅以几块小根据地为依托，以500余人的县区干部和武装为骨干，长期抗击着22个据点、近3000名敌人的袭扰和“扫荡”，这块土地上，战斗从来没有停息过。县委书记萧实、县长高清源和上千名抗日干部战士把热血洒在这块大地上。
建国县军民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创建并捍卫了建国县这块冀中抗战的英雄堡垒、前哨阵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