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助推:天赋使命
精神因素是衡量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宗教信仰是构成精神因素的重要方面。虔诚的宗教信仰,能够帮助官兵消除作战恐惧心理,缓解紧张情绪。同时,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宗教情感,能以其特有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直接影响到军心和战斗士气。
在有宗教信仰的国家,用宗教激发战斗精神是军队的一大特色和重要内容。如美军就建立了较完善的牧师制度,英国皇家陆军设有牧师部,法军团一级单位按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人数多少配神父或牧师。这些神职人员将“爱国”和“爱教”等同起来,教育广大信教官兵为国奋战。巴基斯坦等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也将军队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与宗教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号召官兵要“为真主而战”“为保卫伊斯兰圣教而战”。泰国军方于1986年年底专门做出了各单位设置佛像规格的决定。规定指出,佛像是军队举行宗教仪式和现役军人就寝前诵经拜佛的重要必需品,它使军人为个人、社会和国家民族的利益,在心中牢牢树立佛的形象,并把佛之教导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战争中,利用官兵对宗教的虔诚,引导他们英勇奋战,为国捐躯。有些国家的军队利用宗教教义进行宣传教育,激发士兵的战斗精神,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和效果。在两伊战争中,伊朗总统霍梅尼坦然承认,他们既无好的装备,又无训练有素的士兵,凭的只是对真主安拉的一腔热忱。在“为真主而战”的口号鼓动下,虔诚的穆斯林组成敢死队,向敌方发起了一轮轮自杀式的冲锋,甚至用血肉之身滚过雷区为后续部队开道。由此可见,宗教教育的宣传,对激励官兵的战斗精神,进而战胜对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俄罗斯早在十月革命前军队的精神支柱就是东正教,彼得一世时将专职牧师列入军队编制,神职人员在军队中的法律地位、职责、活动均有明文规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沙俄军队共拥有神职人员500人,团级教堂500多座,宗教法庭33个,从军级到营级,都有在编牧师,他们担任思想教育和政治指导工作。十月革命后,东正教在苏联失去了过去拥有的一切特权,受到国家军队的排斥和镇压。苏联解体后,东正教趁机重返军队。1993年,俄国防部与东正教达成协议,成立俄联邦武装力量与教会协调委员会,并在军队中开设军人神父学校,培养随军牧师。目前,俄军随军牧师已成为部队日常生活和战斗训练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军人宣誓、部队升旗、节日庆典、部队出征等活动中都有随军牧师参加,为军人祝福和洗礼,军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出现问题也常请牧师为其释疑解惑,以使“灵魂得到净化”。据俄罗斯《红星报》报道,目前俄军官兵中信奉东正教的已达85%以上。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军从地方征召了大量心理专家和宗教志愿者,在前线建立了4个常设心理帮助中心和7个野战教堂,成立了220多个心理恢复工作站和心理安慰小组,在备战阶段和作战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咨询和精神治疗工作,帮助官兵消除作战恐惧心理,缓解紧张情绪,有效地保持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美军内部90%以上的官兵信仰宗教,通过宗教活动坚定官兵的宗教信仰,以达到调解官兵心理、情绪,从思想上、精神上控制军队的目的,是美军激发战斗精神的一个特色。早在美国建国前,牧师就开始在军中活动,提供宗教服务。1775年的大陆会议通过决议,确立了教士在军中作为牧师活动的地位。自此以后,随军牧师在美国国内战场上,在巴丹死亡行军中,在朝鲜战场、越南南方丛林以及海湾战争等行动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目前,美军共有随军牧师约3000余人,其中陆军编制定额1476人,海军851人,空军865人,平均每700人配有一名牧师。所有随军牧师作为正式军官都授予军衔,着军装,佩戴随军牧师标志,享受军官工资福利待遇,其最高军衔可达少将。美军规定,军中牧师必须有四年大学和三至四年神学院的学历。民间牧师应募入伍后,要先到军内牧师学校接受9周的基本训练,以了解军队情况,熟悉部队生活,然后才到部队服务。当工作一定时间后,还要接受9个月的高级训练。
美军内部宗教祷告是军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尽管参加祷告不是强求的,军人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但信教的军人基本上会参加。除了日常的祷告外,每周还请级别较高的牧师来讲解《圣经》。一般是牧师念一段《圣经》或讲一个圣经中的故事,然后结合现实进行说教。每个军人在这种场合都是很认真的,就是平时最懒散的人在这时候也不懒散了。战时牧师的精神安慰和激励作用更为突出。在军事行动中,牧师大力宣扬献出躯体进行正义战争是宗教所允许的,每一名教徒都要踏实而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要求官兵不惜任何代价去“捍卫自己的信仰”。海湾战争中,美军随军牧师机构搭建了数十处临时教堂展开心理安慰活动和思想工作,大肆宣扬“美军的行动符合上帝的旨意,会受到上帝的保佑”,“死了能进天堂,活下来就是英雄”,“神力支配战争”等宗教观念来消除官兵对战争的恐惧,使士兵增强必胜信心。宗教也的确大大提高了美军的战斗力,但宗教激发起的战斗精神是有限的。这是美军借助神的力量去激励战斗精神,所以叫“神化”的战斗精神。
“神化”的战斗精神极易走上极端,尤其是在统治者“蛊惑”性的宗教诱导下,极易诱发军人对战争的狂热并危害人类,在这方面以二战前后的日本最为典型。
在日本,神道教一度为日本的国教,至今在日本的影响力仍然很大。神道教信仰多神,尤其崇拜天照大神,称日本民族是“天孙民族”,皇位就是神统,主张“神国日本”在世界上的绝对优越性,具有领导全世界的责任和神圣使命感;天皇是日本民族的祖神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且是后者在人间的代表,具有神权,是日本唯一正统的统治者。国民必须对天皇绝对崇敬和绝对服从。而且臣民必须“忠于天皇”“敬神崇祖”“灭私奉公”,甚至要求“一旦如有缓急,当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即要求一旦遇有战争等非常事态,要为天皇制国家卖命。军方利用这一点宣扬官兵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天皇以及奉行为天皇效忠的“武士道”精神,从而达到为其军国主义政策服务的政治目的。在历次侵略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煽动战争情绪,每每以神道教为国教,发动佛教及其他宗教实施宗教动员。这种宗教动员是消极的狭义宗教动员,是日本军国主义假手于宗教,以“大东亚共荣”“八纮一宇”的神道教义和“平生业成”“真俗二谛”“王法为本”及“武运长久”“大和魂”的武士道精神赋予战争某种“神圣”意义,掀起宗教狂热,愚化国民,驭使信徒参战,达到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服务的目的。
日本还注重利用佛教来激发军人的战斗精神。佛教是由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的,分为天台宗、真言宗、禅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等十几个宗派。这些宗派的教义和仪式比较简单,主张不经过累世修行就可成佛或死后往升“极乐世界”,受到日本各地武士和广大中下层人民的信奉,在日本长期居于“准国教”地位。明治维新后,神道教成为日本国教,佛教成了神道教的附庸,绝大部分宗派都积极追随国家神道、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当时,日本佛教主张“尊皇即是奉佛”,“发扬皇道宗教之真谛,奉戴圣战之宗旨”,以“佛法护国”,并以“复命演说”宣扬战争“旨在确保东洋的和平、相互间的和合”以及日本人民的安居乐业。“皇军是为完成统治世界的圣业而战”,“皇军所至,宇宙经轮回转”,“天皇必胜、神国必胜”,把法西斯侵略战争美化为“以大道征服不道”的“圣战”,同时又以“平生业成”“真俗二谛”“王法为本”等思想为旗帜,宣称战死即是“解脱”、杀敌是佛的旨意,鼓励信徒为天皇尽忠。在这些煽动下,那些身着军衣的日本佛教徒在杀人、放火、奸淫时毫无忌惮。他们如同野兽以虐杀为乐,对妇孺老弱和伤员、战俘毫无恻隐之心。他们的佛教信仰已完全被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宣传所扭曲,慈悲行善的念头已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