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平时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保障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重视军事训练，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子把“士卒孰练”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德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也多次论述军队教育训练的重要性，把训练军队当作使用军队的前提。既然军事训练如此重要，为军事训练提供保障的军事训练制度也自然是军事家们所关注的重点。
中国古代军事教育训练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初创于夏朝。尽管夏朝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教育训练制度，但已经有了简单的军事教育训练规则。它一方面利用原始田猎形式进行军事训练，一方面通过建立官学“校”“序”“庠”，对奴隶主贵族子弟实施射、御军事技术教育，为夏朝军队培养各级指挥官。商朝的军事训练仍然通过田猎形式进行，侧重于一般士卒的整体作战演习。商朝也建有学校，称“序”或“庠”，着重培训车兵中的甲士射技。西周的军事教育训练制度比商朝完备，出现了贵族子弟的国学、国人子弟的乡学之分。国学建立了大学、小学两级体制，贵族子弟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大学以习音乐和射、御为主。乡学主要是习射技，兼学文化，成绩优秀者可成为武士（即车兵）。同时健全了田猎习武制，每年四季各举行一次借田猎演练战阵的大搜礼（分两部分，前半部是教练检阅之礼，后半部是田猎演习之礼）。西周还推行“射礼”比赛制度，其中乡射每年春、秋定期举行，且三年一大比，借以选士。春秋前期，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基本沿袭西周之制。一方面，在国学、乡学中继续推行六艺教育，通过射、御两门军事课程培养车兵甲士。春秋中期以后，“学在官府”的传统格局被打破，私学在各地蔚然兴起。私学除传授“六书”外，也把射、御作为军事教育的重点。孔子大办私学广招弟子，十分重视兵民军事训练，主张“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认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春秋时期继续推行田猎习武制度，不同的是原始田猎色彩已趋淡化。到了春秋晚期，一些诸侯不再完全通过田猎形式进行军事训练，出现了单纯的“练兵”“治兵”“简车马”“搜乘”等军事训练。春秋时期，阵形演练也是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有方、圆、曲、直、锐多种阵形。
战国时期，封建制军事教育训练制度逐步取代了奴隶制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同春秋时代相比，战国争霸加剧，战争规模扩大，步兵成为作战主力，骑兵也越来越盛行，军事教育训练内容也相应转以教习射法、戈法、剑道、手搏等技能和步骑兵协同战斗的战阵演练为主。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不仅开始设置专门主管军事教育训练的职官和部门，而且开始认识到“凡兵，制必先定”，大力加强单兵、队列操练和金鼓旗帜的号令教育。出台“选士”“篡卒”之制，严格士卒、武骑士及舟师标准，制定“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以及分练、合练、试阅制度。各国政治家、军事家纷纷总结战争经验，探讨战争规律，寻找教育训练军队的方法，提出制胜之道。《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大批军事著作相继出现，军事教育训练理论空前活跃，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秦汉至隋唐是中国封建制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全面确立、巩固和发展的阶段，各项军事教育训练制度规范化、法令化，武选定制、武举制度的创立，给中国古代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增添了新的内容。尤其是宋代武举制度的建立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深刻影响了其后各朝代的军队建设。
明朝军队每年都要安排一定时间集中进行不间断的军事训练，称之曰“常川操练”。常操集中在春、秋两季，即春操、秋操。成化二十一年规定，各边镇军每年自九月起至次年三月止，俱常川操练。四月初，具操过军马并大风大雪免操日期奏报。永乐以来，京营实际上成为全国最大的军事训练中心。常操亦分别集中在春、秋两季，有春操、秋操。春操，每年二月十五日上操，五月十五日下操。秋操，八月十五日上操，十一月十五日下操。明中叶以后，随着各种火器的进一步改进以及中外火器的融合，戚继光等人对军队组织编制及作战训练方式进行相应变革，尤其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对军事教育训练制度有独到的见解。《纪效新书》是戚继光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其建军和作战思想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军队训练与作战的一般规律，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远传朝鲜、日本等国。《练兵实纪》是戚继光在《纪效新书》的基础上编写的。该书以练兵为主，兼及练将，阐述了士兵的单兵训练、营阵训练，将官的素质、培养、选拔和用兵的原则与方法等，其精华部分在戚继光第二次编辑其《纪效新书》时被充分吸收。
军事训练制度在国外出现得也比较早。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底比斯军事统帅埃帕米农达、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迦太基军事统帅汉尼拔等。他们的军事训练理论中包含了许多关于军事教育训练的制度成分。如斯巴达城邦规定，儿童从7岁起就要参加军事训练，主要训练内容有击剑、拳击和跑步等；妇女也要接受体育训练及相应的军事教育。古罗马军事训练理论，在继承古希腊军事训练思想的基础上，在长期的对内对外征战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当时欧洲军事训练思想的代表。贡献较大的代表人物有古罗马统帅恺撒，著名的军事改革家马略，军事理论家弗龙蒂努斯、韦格蒂乌斯，奴隶起义军领袖斯巴达克等。在他们的军事理论中，关于军事训练制度的论述也很多，如临战训练制度的建立。恺撒率军在同M·西皮阿的军队以及努米底亚人作战时，要求部队针对敌军作战特点进行临战训练，学会在战场上如何行动，如何投矛，如何识别和对付敌人的诡计等，以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取得战场主动权。此外，还有野外训练制度的建立等。
到了中世纪，军事训练理论影响较大的论著主要有意大利军事理论家马基雅维利的《战争艺术》、拜占庭帝国军事名著《将略》（约公元6世纪）等。这些军事著作中有很多关于建立军事训练制度的论述。如《将略》在论及战斗训练时指出，战斗训练分为三级，即单个武士训练、分队（中队）训练和全军训练；其中还涉及练习战斗编组队形，学会实施协同作战和不同地形上的战斗机动。
1840年以后，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同时我国的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开始向近代过渡。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淮军统帅李鸿章在所谓“中外会防”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率先采用西洋操法训练淮军。晚清政府为巩固摇摇欲坠的统治，开始建立近代军火工业，购置和制造枪炮、舰船，聘请外国教官，引进西洋操典，训练军队；废除科举，兴办学堂。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形成了清朝军队训练体制、军事学校教育训练体制、后备军训练体制，初步实现了从封建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向近代军事教育训练制度的过渡。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基本上承袭了清末的模式。北洋政府在续办清末建立的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大学的基础上，建立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军事学校教育训练体制，并创办了航空学校；颁布了有关军队教育和训练法规，企图建立统一、正规的军事训练体制。由于北洋政府内部派系纷争不断，其统治范围也未遍及全国，因此，其军事训练体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教育训练制度由学校教育训练制度和部队教育训练制度两部分组成。学校教育体制较为完整，制度相对正规。部队教育分士兵教育训练与军官教育训练，最初效法德国、日本，后来随着武器装备的美式化又向美国靠拢。这一时期的军事教育训练制度相对统一，无论学校教育训练制度还是部队教育训练制度都有较大发展，并完成了从封建制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向近代资产阶级军事教育训练制度的过渡。应当指出的是，从晚清开始直至国民党政府最终完成的中国封建制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向近代军事教育训练制度的过渡，是在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投降、勾结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实现的，是从属于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因此近代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
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是采取了部队教育训练和院校教育训练两种制度。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人民革命军队的军事教育训练，主要是与战争同时进行的，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方面，把战场作为训练场，在战斗过程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军事技能和战术水平；另一方面，根据作战的需要和实战中暴露出的问题，主要利用短暂的战役、战斗的间隙进行教育和训练。当时的教育训练制度大体上分为四类：一是“以战教战”，以实战为主进行训练，通过实战提高指战员的技术、战术水平；二是整训结合，除了以实战为主进行训练外，利用战役间隙为下一阶段作战进行思想准备和技术、战术准备；三是临战前的应急训练，把部队拉到预定战场，根据敌情、地形和作战任务，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技术训练和模拟战术演练；四是机会训练，即见缝插针，开展“三五枪”“三五弹”活动。各级军政首长在作战时，集中主要精力组织指挥作战；在作战间隙，则集中主要精力训练与建设部队。
革命战争年代的院校教育训练，主要是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陆续兴办了时间长短不一的教导队、训练队、轮训班和短期军事学校、随营学校，逐步形成了一些教育原则，如，利用战役间隙为干部进行思想准备和技术战术武装、教育为战争服务、理论与实际并重、军事与政治教育并重、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群众路线和教学民主等。毛泽东于1927年12月在井冈山砻市龙江书院，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个教导队，仿效了旧式军校的“三操两讲一点名”的教育制度（即早操，上午、下午各一次操练，上午、下午各讲一课，晚点名），以保证学员在这里接受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1929年年初，两所工农红军学校在赣南闽南正式建立，主要训练基层军事政治骨干人才，正式开始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院校教育。1931年11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是一所培养军事、政治、指挥人才的综合性学校，1932年春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3年10月，在江西瑞金西郊大槐树村，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高级班为基础扩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简称“红军大学”。学校下设高级班、上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参谋科、后勤科，附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军事院校教育训练制度有了较大的发展。1936年6月1日，党中央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在红军大学的基础上创办了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20日在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从1938年冬至1940年春，在敌后先后创办了12所抗大分校。抗大总校和各分校从1939年6月到1945年8月，为八路军、新四军共培养了20余万优秀的军政干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院校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各大战略区基本建立了军事院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使军事思想、战略指导、战争样式和军队体制编制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军事训练理论的研究也随之迅速向深度推进，向广度扩展。各国围绕着如何提高教育训练水平，不断改进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如美军20世纪70年末至80年代初的第一次训练改革中，在训练制度上强调理顺训练体制，建立训练与条令司令部，以确保军事训练与作战理论紧密结合；建立训练中心，实行专业化、集约化训练；研究作战理论，编写作战条令，用条令规范训练；建立假设敌部队，进行实战化训练；以作战任务为牵引，进行系统化训练；使用先进技术手段特别是模拟训练手段，提高训练效果；严格考核，确保达到训练标准。美军的第二次训练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仍在进行。在训练制度上，主要是强化了模拟训练，广泛运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训练模拟系统，进行冲突模拟，武器平台操作系统模拟；建立辅助系统，模拟逼真的战场环境，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训练和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美国作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军队的教育训练制度已经较为完善，世界其他国家纷纷在坚持本国特色的基础上吸收美军建设教育训练制度的经验和有益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