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和平文化：防御战略

没有战争，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所追求的梦想，但世界并未真正和平过。爱好和平的国家一方面不要战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准备战争以制止战争，这一点反映到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军事战略上，就是防御战略。防御战略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坚持后发制人，战略上不打第一枪，这一战略反映到对军事活动的认识和态度上，就是一种反对滥用暴力、崇尚和平，但又不是盲目地反对一切战争的军事战略文化。

应该说，这种反对滥用暴力、崇尚和平的军事战略文化代表着人类对和平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及维护和平的能力和智慧。在战争发生之前，这种战略文化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和利益冲突；在战争不可避免时，它希望能以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来指导战争，把战争的危害降到最低。在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崇尚和平的国家的传统文化中，崇尚和平不仅被理解为一种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同时也被视为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

在人类几大文明形态中，中国具有重文德甚于武功、爱好和平甚于战争的传统，军事文化具有鲜明的爱好和平的色彩，突出了崇尚和平的价值重心。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提倡“天下大同”，强调“仁爱天下”。墨家更是主张“尚同”“非攻”“兼爱”，追求和平与友好，因此，在其兵法上也多以“城守”为主。道家老子倡导“无为”“无争”和“贵柔”“守雌”，认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我无为而民自化”。庄子主张万物齐一，提倡万物平等，和谐相处。这些思想均强调和平的作用。军事家孙武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孙武看来战争不是目的，和平才是目的，作战即使百战百胜，也是不足道的，值得称道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在大多数时段内相对于周边地区具有明显的综合国力优势，但在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始终注重以“仁”“和”为本，“不以兵强天下”，将“德化”而非“力服”作为根本的战略取向，主要依靠文化的亲和力、经济的吸引力来营造安全环境。中央王朝对外使用武力，具有主动自律的显著色彩，基本上是非危不战，适可而止，止而后和，和而后安。这种以实力赢取和平、以和平达到安全的战略，是历史上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结晶。汤因比曾经预测，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文明，最有可能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统一的主轴。

近代以来，孙中山继承了以儒家为代表的和平文化，认为它是一种王道文化，讲的是仁义道德，在处理民族与国家关系时反对不讲公理的强权政治，主张睦邻友好。他在《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有一种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才是世界中最爱和平的人；中国人几千年来酷爱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国人不但是很爱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孙中山自己就是按照这种文化方针处理国际关系和国内民族关系的。他在儒家伦理道德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思想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和平思想，包括和平奋斗救中国，以国民会议来实现中国的政治和平统一，建设新国家；以中国的王道文化精神为基础联合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共同反对欧美列强的侵略、压迫与霸权，由民族主义达到世界主义，实现世界和平。

历史证明，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对内重视道德教化，主张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对外重视睦邻友好，主张各国和平共处。自西罗马帝国崩溃后，1500多年来中国在大多数时间内都是世界上很强大的国家，但中国从来没有对世界安全构成威胁，而是与周边国家保持良好的国际关系，这是我们崇尚和平的战略文化的本质决定的。中国古代崇尚和平文化的实物标志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由历史铸成的一座和平纪念碑，它代表防御和不出击，积淀了一种内向防范型文化的深厚的和平思想底蕴。中国现代和平文化的实物标志是“芷江受降纪念坊”，这座中国人民付出巨大民族牺牲才换来的和平纪念丰碑，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史鉴。郑和七下西洋，玄奘印度取经，鉴真东渡传经，严复翻译西方书籍，“丝绸之路”的开辟，善待在西方受迫害的犹太人，主动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送返310万侵华日军和侨民回国，收养大批日本孤儿，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善于和勇于与毗邻异域民族进行和平文化交流、宽厚待人的历史见证，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近代的和平文化，经过更新、充实、升华，形成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它以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以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防御理念作为军事战略重心。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后来稍加修改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民主精神，反映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互不干涉内政是新型国际关系最主要的原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能保证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明了中国人民一贯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中国崇尚和平的文化传统得到了弘扬，并被提升为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获得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基本原则。中国对世界和平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时至今日，崇尚和平的战略文化仍体现在中国的大政方针之中，并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200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发展与安全的统一，统筹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加强国家战略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进同各国的安全对话与合作，反对扩大军事同盟，反对侵略扩张。不管现在还是将来，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永远不称霸，不搞军事扩张。”

当然，崇尚和平的军事文化力图防止战争并把战争的危害降到最低，并不意味着它反对一切战争，或企求一种永久的和平。它与以维护和平为价值取向的军事文化的一个极端表现——和平主义不同。和平主义不仅反对滥用暴力，甚至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和暴力。崇尚和平的军事文化爱好和平，但也并不惧怕战争，更不是不抵抗主义。中国古人释“武”为“止戈”，正体现了以战止战之意，在某种程度上，战争乃是止暴去恶、实现仁义的必要手段；强调战争的宗旨在于惩恶扬善，“讨不义”“诛有罪”。因此，对战争行为的评价并不在于武功的高低或简单的胜负，而在于是否能使天下达到真正的和平或恢复德行。但即使对于惩恶扬善、“讨不义”“诛有罪”的战争，崇尚和平的军事文化也强调要“慎”。中国古代兵书《孙膑兵法·见威王》中指出：“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慎战是基于对战争危害的认识。战争既然是不得已之举，所以应当适可而止，所谓“善战者，果而已矣”，“不以兵强天下”。争强斗胜、炫耀武力、以武力威慑天下，是要坚决反对的。

反对侵略、崇尚和平的战略文化，是不轻启战端、不主动挑衅、后发制人的防御战略。这在理论上是中国古代兵家集体经验的结晶，在实践上为历代统治者在军事战略上所共同遵循。同时，既然战争为一种恶，为不得已，所以当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时，在战争谋略上，中国古代兵家仍然力求避免那些残酷暴虐的战争手段，力求减少战争对生命的杀伤和对物质财富的破坏。因此，纯粹的以武力相搏不被推崇，滥杀无辜更受到禁止，理想的境界在于以智谋取胜而不是以力取胜，推崇兵不血刃的“全胜”战略。《孙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对战争的理想追求，既反映了对以武力解决冲突的认识，同时也强调了以非暴力、非武力的手段和平解决国家争端的原则。

作为崇尚和平的军事文化的代表，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精华及其蕴藏的智慧，对维护当今世界和平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战略上的后发制人，是指不首先挑起战争，战略上不打第一枪。而一旦敌人挑起了战争，就应依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去努力争取战争的胜利。这是积极防御战略的基本指导原则。世界上大多具有崇尚和平的战略文化深厚底蕴的国家都强调后发制人，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发制人是相对于先发制人来说的，“先发制人”不同于预防性袭击，也不同于战争中的主动出击。它是一方在确定另一方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时候，采用军事手段，对另一方实施打击。崇尚霸权的国家，强调进攻，强调先发制人，在当今世界，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都确立了先发制人的战略。而崇尚和平的防御战略的代表国家中国，军事战略防御性的最核心内容，就是战略上的后发制人。革命战争年代实行战略防御、后发制人，主要是着眼于敌强我弱的形势。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实行战略防御、后发制人，主要是由国家的性质、任务和对外政策决定的。这也与中国爱好和平的文化传统有关，受中国深厚的崇尚和平的战略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