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主义文化：扩张战略
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和伤害。其时，德、意、日法西斯集团疯狂扩张，德国发动闪电攻势，占领了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并向英国、苏联发动进攻，而日本更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占领中国及整个亚洲。德、意、日法西斯集团的疯狂武力扩张战略，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军国主义战略文化发展的结果。
所谓军国主义，是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德国和日本曾经都是军国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军国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否认和平，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战争本身是美好和令人神往的。军国主义的行为体现为某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军事化，以及对外奉行侵略扩张政策。在军国主义国家，战争成为国家的主要目的，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主要依靠对外掠夺和扩张。
人类军事文化中的军国主义成分，首先体现在对战争的态度上。自古以来对于战争就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或视战争为一种可怕的罪恶和灾难而予以拒斥和诅咒，或视战争为一种高尚的行为而予以衷心的、甚至是夸张的赞美。而军国主义就属于后者。
在人类历史上，宣扬战争、赞美暴力的大有人在，而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又尤以德意志和日本为甚。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特莱希克认为，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实际上的必要，它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必要，一种逻辑的要求。国家这一概念意味着战争的概念，因为国家的本质是权力。……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灭战争不仅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希望，而且也是极其不道德的希望，这将造成人类灵魂的许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缩。而在此之前，大哲学家黑格尔早已明确指出，战争是美丽的、美好的、神圣的和多产的，战争创造人们的道德，是维持人们的精神健康所必不可少的。在战争中，国家更加接近它的理想。他们的话也许能反映日耳曼民族对战争和武力的崇尚。在这种对战争和暴力的鼓吹下，军备竞赛、侵略、穷兵黩武往往就成为难以避免的结局。德国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成为难辞其咎的罪魁祸首，与他们这种崇尚武力的精神文化具有紧密联系。
德国军国主义文化形成于普鲁士时期。在30年战争混乱时期长大成人，于1640年即位的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从战争中认识到，必须保有一支独立的、听命于君主的常备军。后来即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施政中最突出的是加强专制主义和扩展军事力量。像其先辈一样，他同样清楚地知道要巩固普鲁士的容克地主经济，要使普鲁士领土得以扩张，没有强大的军队是不行的。他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穿军服的君主，并被称为“士兵王”。他在位期间非常节俭，把所有聚敛到的财富都用于军队建设。他为他的儿子即后来的弗里德里希大王留下了一笔可观的“军事财富”：约1000万塔勒的军费和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当时，普鲁士的人口在欧洲大陆各国中仅排名第13位，领土面积也仅占第10位，但却拥有居欧洲大陆第4位的强大军队。弗里德里希二世亦主张侵略扩张对外发动战争，并赢得了“伟大的弗里德里希”的称号。他常说：“不使用武器的谈判就像不用乐器的音乐一般。”在执政的46年里，他始终奉守此信条，一生中发动了无数次战争，吞并了许多小国家，使普鲁士成为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之一，这时候的普鲁士已经具有了军国主义色彩。
从德意志统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第二帝国保留了封建王朝普鲁士精神的主要特征和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形成了容克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民族沙文主义渗透于帝国的各个领域。资产阶级对财富的贪欲和市场扩张的要求与日耳曼——容克的好战精神结合起来，严重地侵蚀着德意志民族的肌体，最终形成了浓厚的军国主义文化。俄国作家乌斯平斯基在他的《病态的良心》一文中对当时德国浓厚的军国主义文化氛围作出了细致的观察和描写：“真的，只有当你驶过国境以后……面前就是柏林，这样的黩武风气，那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长剑、踢马刺、尖顶盔、小胡子、两指按到帽檐敬礼，在帽檐下面紧紧的领口里，露出胜利者的洋洋得意的一张张面孔，这些景象在每一步里，每一分钟里，都可以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意志帝国政府始终推行军国主义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由德国挑起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德国蓄谋已久的，是德国军国主义的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虽然战败，但军国主义文化并没有消亡，德国军国主义在美国等国的扶植下很快复活，并和日本一样发展到了军国主义的最高形式——法西斯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文化渊源是日本武士道，并经历了从封建军国主义到近代军国主义的发展过程。日本武士作为一个阶层，随着封建势力的兴起出现在9世纪，并从11世纪起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2世纪末，当时日本最有实力的武士源赖朝建立了镰仓幕府，这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从此，武士阶层成为统治阶级，掌握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日本武士以攻战杀伐为职业，本性上就是军国主义思想的鼓吹者，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和实践者。在长达近700年的幕府统治期间，武士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形成武士道，深深地影响了日本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日本具有了浓厚的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传统。传统的日本武士道作为对武士修养的要求，重在强调“尽忠孝，讲仁义”等，灌输一种“征战光荣”以及“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其极端表现为一种不辨是非的好勇斗狠、凶恶残忍以及对于君主的绝对忠诚。
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结束了长达近700年的武士掌权的幕府时代，进入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社会。武士阶层虽不复存在，但武士道却在军队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并且发生畸变，被引上了军国主义的邪道。武士道不仅成为军人所要具备的精神和行为准则，更扩展成为全体国民普遍的道德要求和行动准则，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在一片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的喧嚣声中，日本踏上了穷兵黩武、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在武士道的支配下，日本军队先后占领台湾，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大陆，挑起太平洋战争，而日本国民则把对外侵略战争看作“圣战”，并以为此献身为荣。武士道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明治维新前后，留学西欧的一些日本启蒙思想家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日本。19世纪末以来，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需要以及部分人的大肆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风靡一时，影响十分深远。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样受“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自然法则”的支配。因此，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足够的实力去争取和开拓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合理的生存空间”，也有必要把其他竞争对手置于自身的“领导”之下。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正是历史的必然，军国主义侵略只是“民族生存竞争”的具体表现，以此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战争寻找理由。
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的核心就是侵略扩张。日本是一个具有对外用兵进行开疆拓土传统的国家。神话传说中的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提出“掩八纮而为宇”，要把四面八方纳入其统治之下。4世纪后半叶，神功皇后出兵朝鲜，征讨新罗、百济、高句丽，把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纳入“大和朝廷”的势力范围，并在那里建立起“任那日本府”。这些虽属神话传说，但“八统一宇”“兼六合、掩八纮”，历来为日本扩张主义者所传诵。到了中世纪，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均告失败，但日本开疆拓土、侵略扩张的思想并没有因此消失，而由其后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所继承，并不断有所发展。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便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指导思想。
16世纪末，掌握大权的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集中体现了日本的扩张思想和侵略野心。在此之后，日本不少思想家及统治者都对他的这一计划及其思想大肆宣扬，使日本对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间绵延不绝。从18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一些日本学者受到欧洲殖民主义的影响，更从日本立场出发多方面论证和阐述了对外扩张思想。其代表人物林子平希望日本能出现如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那样的“君主”并“一统五洲”，而基本手段则是武力扩张。另一代表人物是本多利明。他在1798年所著《经世秘策》一书中，主张确定世界战略的终极目标，即征服世界，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要求日本实行殖民“开拓制度”；他在1801年所著的《贸易论》中则宣称：“发动战争，谋取国家利益乃是为君之道的秘密”，鼓吹伺机“进攻外国并占领之”。1919年8月，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肇始者和理论家北一辉写出《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出版时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书，鼓吹动用天皇大权，依靠军事力量实现国家的“改造”和“积极对外开战”，夺取殖民地，称霸亚洲和世界。他认为，“随着国家改造之完成，亚洲联盟乃可义旗翻扬而真正到来，日本可执世界之牛耳，宣布‘国海同胞皆是佛子’之天道，垂其范于东亚”。北一辉的理论出台后，日本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团体在反动势力支持下迅速成立，比较著名的有玄洋社、浪人会、黑龙会、犹存社、老壮会等，其成员有没落武士、社会游民、知识分子、少壮军人，特别是以后来担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为会长的国本社，其成员多为军阀、官僚、财阀代表，如东条英机、荒木贞夫、宇垣一成、池田成彬等，中下层则为少壮军官和在乡军人骨干。到1932年，法西斯团体已达1965个。在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国内政治动荡不定，军国主义文化泛滥。正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之下，明治维新后，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20世纪初，日本已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完成了军国主义化，整个日本国民经济已被纳入军事、战争的轨道。如果说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尚能控制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的话，那么到20世纪20年代末，民族主义已完全走向极端，达到政府无法驾驭的程度。此时极端民族主义大举向军队发展，甚至整个军队都已成为法西斯右翼势力的大本营。1930年9月，桥本欣五郎等法西斯军官组成“樱会”，策划发动政变。次年，“樱会”策动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军队法西斯势力继续煽动反对政党政治。1932年2月9日，“血盟团”分子刺杀民政党核心人物，前藏相井上准之助。接着又发动“五一五”叛乱，以士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陆、海军法西斯分子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内务大臣官邸、政友会本部等，首相犬养毅被枪杀。事件发生后，军队借口“时局非常”，拒绝政党继续组阁。自此，日本由“政党组阁时代”走向军事法西斯体制。
应该说，近现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及其对外侵略扩张行径，正是其一贯的军国主义色彩浓郁的军事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时至今日，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魂灵依然僵而不死，甚至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军国主义文化没有消亡仍是主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