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变态的武德
说起武士道，人们头脑中总会呈现日本军国主义者挥舞着军刀残忍地杀戮中国无辜老百姓的场面，还有令人作呕的切腹自杀的场景等。总之，日本武士道精神在大部分人眼里都是一种罪恶的象征。
武士道，即武士之道，武士恪守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武士作为一个阶层，随着封建势力的兴起出现在公元9世纪。12世纪末，当时日本最有实力的武士源赖朝（1147～1188）建立了日本第一个幕府政体——镰仓幕府，形成了“将军—大名（藩主）—家臣”的上下主从关系。从镰仓幕府到江户幕府，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对日本统治长达近700年。其“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日本传统的尚武文化，与儒学的忠孝名分观念和佛禅的听命、“死生一如”思想相融合，逐渐形成独特的武士文化——武士道。在那个年代，武士已成为一个阶层，到处可见腰别长刀、头挽发髻的武士浪人。
武士道提倡恪守忠君、武勇、名誉、诚信、仁义、克己、节俭、廉耻等信条，而忠君、武勇和名誉是武士道的精髓。
忠君，即效忠主君，视侍奉、忠诚于主人胜过自身生命。儒家的孝忠思想被吸收到武士道中，突出为一个“忠”字。在“忠”与“孝”发生冲突时，武士道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忠”。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平重盛在其父亲出现叛逆行为后，在“欲忠则不孝，欲孝则不忠”的矛盾抉择中，毅然选择了效忠主君。武士道的“效忠”思想不仅体现在武将身上，而且也深深地植根于封建专制下平民百姓的心中。平安朝代前期的著名学者、政治家菅原道真因受诬陷而遭灭族之灾，其幼子也逃脱不了斩首的厄运。这时，一对夫妇主动献出长相极似菅原道真幼子的亲生儿子，去顶替主君的幼子，他们为儿子能替有恩的主君效忠感到高兴，而这个孩子也是心甘情愿地去替死的。这类事例在日本的幕府时代不胜枚举。明治维新后，忠君思想突出表现为效忠天皇和为皇国效劳。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
武勇，即崇尚武艺，敢作敢当，坚忍不拔，置生死于度外。“尚武”是日本的传统思想文化。日本兵学著作《斗战经》认为，“气”是开天辟地的动力，是万物生成的根源。“气”即“武”，“武”在天地之初就已存在，“武”创造了日本国。《斗战经》极力宣扬“武”的重要性，主张武为第一，文为第二，先武后文，提倡以“尚武”为“治国平天下之法”，体现了日本“重武尚武”的传统思想文化。武士道的创始人山鹿素行说过，大八洲的生成，出自天琼矛，形状和琼相似。用天琼矛开创天地，就是尊重武德，表扬雄义的缘故。由此可以看出，武士道的尚武精神生长于日本的传统思想土壤。武士道推崇武勇。大久保忠敬大力赞美武勇，痛斥战场上的怯懦。他说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胆怯是武士的最大耻辱。17世纪，大道寺友山在《武道初心集》中指出，对于武士来说，最为要紧的思想，即从元旦清晨起到除夕的最后一刻，日日夜夜都必须考虑到的，就是死的观念。江户时期的武士修养书《叶隐》所告诫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一般人对生命执着，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这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的教训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在武士道中，勇气是寓于人的灵魂的姿态，表现为平静，即内心的沉着。平静是处于静止状态的勇气，敢作敢为的行为是勇气的动态表现。真正勇敢的人，经常是沉着的，没有任何事物能扰乱其精神的平静，面对危险或死亡的威胁不失沉着。这样的人，才是达到武士道中“勇”的境界的人。武勇精神需要通过对武士进行身体、意志、技能等方面的训练，使人意志坚强、冷酷残忍、一心一意、机敏练达，不受外界物欲的困扰。武士的这种精神境界，一度成为日本国民向往的理想人生模式。而这种人生追求在缺乏道义规范的情况下，极易形成施暴冲动和铤而走险的赌徒心理。这在日本历史上进行的多次对外侵略战争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武士道崇尚“名誉”，重名誉胜于生命。名誉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和对价值的明确认识。在日本人看来，名誉与声望的价值远在生命的价值之上。只要认为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就会极其平静而迅速地选择舍弃生命。许多日本士兵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成为俘虏，就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在1943年5月的阿图岛战役中，2600多名日军全部战死，在发起最后一次突击之前，伤病员全体自杀。这一事件成为“玉碎”的典范，受到日本法西斯军人的推崇。当日本在太平洋上占领的孤岛一个个失守时，许多日本军人死不投降，战至最后而自杀。南云忠一、栗林忠道、牛岛满等守军将领都选择了切腹自杀。军国主义者还逼迫老百姓自杀，塞班岛战役中就有数千平民被迫跳崖自杀。当战败后的日本军官到美国军舰上“谢罪”时，就有一些人当场切腹自杀。这种“荣誉”的刺激，还导致日本人产生这样的逻辑：如果受到侮辱，那么愤而复仇就是一种道德。他们认为人的双重性格不是“天理”与“人欲”、“善”与“恶”的对立，而是由“柔顺”与“刚猛”两个同属善的范畴构成，前者用于处理与上级、集团内部、敬畏的强者之间的关系，后者用于对手。在这种理念驱使下，许多日本人在集团内部与和平时代，是顺从忠孝的良民，而在战时就会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也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名誉”的刺激下，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在侵略中国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杀人比赛等惨无人道的罪行。
在日本武士道精神中，“切腹”这种行为不能不提，日本武士认为这是光荣赴义，尤其是武士道精神与军国主义结合后，切腹自杀成为军国武士道的象征，构成独特的武士道文化形式。
日本信奉武士道的人认为，“切腹”是武勇、忠诚、克己、名誉等武士道精神发挥到极点的结果，是既能表白自己勇敢而忠诚，又能保全名誉的体面的自绝方式，是极度克己的一种境界。武勇表现为残忍，残忍扭曲为虐杀，虐杀又表现为仇讨和自虐。仇讨就是疯狂地报复和杀戮他人，自虐又归结到切腹自杀。他们认为，能够从自杀中体会到精神上的快感。例如，“十字切腹法”的创始人佐藤忠信，从割开的肚子中掏出肠子抛向敌人；受命于丰臣秀吉而切腹自杀的千利休，则是坐在茶室的地板上耳闻煮茶的声音，在肚子上横割一刀后，把涌出的肠子挂在吊茶壶的吊钩上静静地欣赏。这显然是自虐狂的表现，在“血的世界”中体会自己的死，在目睹死的自虐中寻求精神上的“满足”。
武士道的切腹还有许多花样。日本武士道精神认为，死的方法越“壮烈”，魂魄便能升华至更高尚的阶层。著名的切腹方法有“十字切腹法”。之所以选择这种残忍的切腹自杀方式，与日本人对“腹”的认识有关。在许多日本人看来，“腹”代表一个人的心灵、思想、情感、勇气和意志，是人的灵魂所在。剖腹示人，一方面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坦荡和气魄，以示对主君的忠诚和胆量，维护自身的名誉；另一方面是为了在肉体死亡之前释放自己的精神和灵魂，使生灵永驻。日本武士采用切腹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留下自杀的确凿证据。因为在激烈的战斗中，如果采取自刎或其他自杀方式，易被误认为是他杀。
日本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的结合使武士道彻底变异。明治维新后，日本结束了长达近700年的武士掌权的幕府时代，进入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社会。武士阶层虽不复存在，但武士道作为一种文化却在法西斯主义的军队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并且发生畸变，被引上了军国主义的邪道。日本为了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注重用武士道去禁锢和统一国民的思想。日本大力推行“国体教育”，向国民全面灌输“皇国论”“忠君爱国”“效忠天皇”的观念。1878年颁布的《军人训诫》将踏实、勇敢、服从作为军人的主要德行标准。1882年，明治天皇向陆海军颁授了《军人敕谕》，强调从神武天皇以来的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脑”，确立了天皇对日本军队的统治权。《军人敕谕》还为军人规定了以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行俭朴为主旨的道德标准。1890年，日本又颁布了《教育敕语》，建立起军国主义教育体制，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全面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其核心是灌输“效忠天皇”思想，把天皇称为“万世一系”的神，树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精神权威，迫使国民绝对服从天皇。而天皇又被奉为“陆海军大元帅”，军队也成了“皇军”。显然，武士道已经完全被用于推行军国主义扩张政策。
为了达到侵略扩张的目的，日本军部一贯重视用武士道精神激励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日本军部开足宣传工具的马力，打着“拯救日本”的幌子，向军队灌输“圣战”“皇国论”“大和魂”“为天皇尽忠”等思想。日本送子送郎参军所打的标语和呼喊的口号不是盼亲人归来，而是为天皇“祈战死”。为天皇赴死，成为士兵的最高荣誉。在他们的眼里，最忠勇的士兵，是为帝国、为天皇“欣然赴死”的士兵。裕仁天皇从小就接受武士道的熏陶，他的老师乃木希典就是一个武士道的忠实卫士和践行者。这位日本陆军将领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乃木希典是日军的一个旅团长，侵入辽东半岛，屠杀中国人民。1895年，他又率领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岛。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他担任日本陆军第三军司令官，在中国东北与沙俄军队作战，大开杀戒。日本近代文化的缔造者福泽谕吉，晚年也成了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主张侵略朝鲜，进攻中国。他说，自己去压迫他人，是人生最大的愉快。在日本侵略军身上，武士道被扭曲为杀戮之道。当他们在亚洲大地上杀戮异族生灵时，武士道颂扬的仁慈、义理、诚信等武士道德荡然无存。武士道的“勇”，也只意味着“勇敢地杀人”。于是日本军人变成了“杀人魔王”“纵火魔王”，有时，甚至为了睡个安稳觉，把整个村子的村民全部屠杀了。武士道中对于弱者、败者应产生恻隐之心的“仁”的德行，也被扭曲成杀人不见血的麻木和残忍，这使崇尚礼仪、诚信的日本人变成虐杀狂。在法西斯化的武士道精神的灌输下，从“文化泰斗”到士兵，都丧失了正常人的思维，被推向了疯狂的法西斯主义道路。武士道与军国主义结合后，变成了日本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此时，日本武士道精神已彻底变异。日本军国主义把武士道作为战争工具推向历史舞台，并把在战争中能否嗜杀成性、穷兵黩武作为国民是否忠君爱国的道德准则来评判，其战争手段的凶狠，受害国人民的惨烈，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