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正义召唤：师直为壮，曲为老
战争的性质对军人战斗精神有着极大的影响作用，正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所说，“师直为壮，曲为老”，意思是师出有名就可以理直气壮，反之士气不盛。现指为正义而战的军队斗志旺盛，所向无敌，反之则军队士气低落。
战争性质的正义与否直接关系到军心士气。认清战争的性质，辨明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心士气的生成与丧失、高昂与低落。正义的战争得道多助，群众拥护，人心归向。官兵们认清了自己参加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这个军队就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决不屈服，在正义感的鼓舞下英勇杀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中，苏联战前对德国的突然袭击缺乏准备，初期损失严重。但由于苏联军民进行的是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广大军民斗志高昂，有不可遏制的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愿望，军民同心协力，全力以赴，不畏困难，不怕牺牲，顽强抗击，英勇作战，最后取得了卫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非正义的战争失道寡助，群众反对，人心背离。如果军队参加的是非正义战争，那么这支军队就会内部矛盾重重，士气低落，信心丧失。抗美援朝战争中，当我军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并守住了“三八线”的时候，不用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朝军队，连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自己对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也失去了信心，不得不接受停战。他在给李承晚的信中承认：美国和大韩民国都需要接受停战。我们没有理由拖延这场战争，在一心希望通过武力来实现朝鲜统一的过程中，这场战争给我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即使是同一个国家的军队，当他们参加正义战争时，士气十分旺盛，能打胜仗；换了时间、地点，参加非正义战争时，士气就沮丧，遭到失败。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在侵略朝鲜失败后，斯大林在论述美、英军队参加不同性质的战争表现出不同的士气时指出，至于美国和英国的士兵，大家都知道，在反对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战争中，他们表现得非常之好。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在于士兵们认为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是非正义的，而对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战争是完全正义的。问题在于这场战争在美、英士兵中是极不得人心的。显然士兵们认为强迫他们进行的战争是极端非正义的，如果士兵们因此上前线敷衍塞责，不相信他们的使命合乎正义，情绪低落，那么，就是最有经验的将军和军官也要吃败仗的。
可以说，战争正义与否对官兵的士气影响极大。为了打赢战争，古往今来，战争双方无不重视战争的正义性。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发动侵略战争，吞并了科威特，激起了世界的公愤，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同时谴责伊拉克的侵略行为，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2个谴责和制裁伊拉克的决议。1991年1月17日凌晨，海湾战争爆发，美国无疑是发动这场战争的领导者。为了调动官兵的士气，1991年1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在美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对其向伊拉克宣战的理由作了如下陈述：
“目前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国，而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建立世界新秩序——在这个新秩序中，不同的国家被吸引到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去实现人类共同的愿望：和平和安全、自由和法治。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世界，一个可以寄托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的世界。
“国际社会已坚定地团结在一起，谴责和抗击无视法律的侵略。萨达姆·侯赛因无缘无故的入侵行动——他蓄意残暴地强占一个和平邻国的行径——违反了国际社会珍视的一切准则。全世界都表示，这一侵略不应得逞——它坚决不会得逞的。
“我们没有落入暴君希望我们落入的姑息、冷漠和孤立的陷阱。全世界对萨达姆的入侵作出了回答，联合国通过了12项决议，一开始就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并得到来自六大洲28个国家的部队的支持。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外，全世界现在几乎团结得像一个人。……今晚，我们致力取得另一场斗争的胜利。这就是战胜暴政，制止野蛮的侵略……”
美国向伊拉克开战的理由，在乔治·布什总统的嘴里是多么理直气壮！他的这个讲话通过现代传媒迅速传遍整个美国乃至全世界，对调动美军官兵的士气起了巨大作用。
对美国而言，从科威特驱逐伊拉克的战争多少掺有一些正义的成分，但伊拉克战争就不同了，这是一次赤裸裸的侵略。尽管为谋求霸权而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并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但为了提高部队的军心士气，美军还是高度重视对参战官兵进行战争性质教育，大造所谓正义战争之势，以激发参战官兵的战斗热情。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总统布什极力辩称这次行动是为一个危难中的世界带来和平，为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带来希望，以所谓的“正义”和“善良”，激励官兵的参战热情和战斗意志。总统亲自出马还不算，美国还利用媒体为“正义”战争造势，提升军心士气，如借助媒体宣传战争的性质和政治目的。“9·11”事件，使本土安全固若金汤的美国遭到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布什政府借“反恐”之名，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开战前，美国三大平面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铺天盖地地进行所谓战争“正义性”的报道。布什政府多次通过媒体指责萨达姆政权涉嫌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耸人听闻地声称，这些杀伤性武器如果被恐怖组织利用，将对人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以说明对伊战争的“正义性”。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党坚持用正确的战争观教育军人，在我军中形成了以“听党指挥、不怕牺牲、敢打必胜”为主要内涵的战斗精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用革命战争是为了打倒土豪劣绅、解放工农大众的正义性教育红军官兵，红军的战斗精神为之一振。正如朱德总司令所指出的那样：红军有了正确的战争观，无论物质条件怎样差，和敌人一交手，他还是很勇敢。因为他要为本阶级服务，要同敌人拼命，所以我们的部队打起仗来，大家都勇气十足，前仆后继。弱小的红军靠着英勇的战斗精神，在同强大的敌人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使自己的队伍逐渐壮大起来。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所进行的正义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数月之间，东北沦陷，激起全国人民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次爱国抗日高潮。从沦陷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到广大城市和乡村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各党派团体和广大爱国官兵，他们一致反对妥协投降，坚决要求抗日，保家卫国，救亡图存；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赴国难，团结抗战。“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占领了北平、天津，之后又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集中约20万人的兵力，沿平绥路、平汉路、津浦路三路进兵，妄图在3个月内以武力灭亡全中国。日军的疯狂进攻与国民党军队的狼狈溃退，给广大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日军铁蹄所至，大肆烧杀、奸淫、抢掠、破坏，无恶不作。我们党用正确的战争观教育抗日军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对军队士气的激励、对战斗精神的形成、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从威名赫赫的上将张自忠到放牛的孩子王二小，从舍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到乌斯浑河的八女投江，不分老少，无论男女，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奔向杀敌战场，笑迎屠刀，慷慨赴死，用热血和生命铸成了中华民族打不烂、压不垮的脊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华儿女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
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是显而易见的。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政府在决定发动侵朝战争的同时，即命令美国海军第7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还武装侵犯我国南起广东汕头，北至山东青岛港外的领海和领空。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又悍然侵占台北，并设立统一指挥驻台海、空军的机构。从8月27日起，美国空军又多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侦察、扫射和轰炸，造成我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对美国的野蛮侵略行径多次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警告，强烈呼吁联合国安理会用和平手段制止美国的侵略和扩大战争的行为。但杜鲁门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10月7日，美军开始越过“三八线”，侵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久逼近我国的东北边境。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完全是为了反抗侵略，保卫和平。正义战争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精神。正如一位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军军官说的，当他们看到志愿军战士穿着草鞋甚至光着脚踏着一尺多厚的积雪冲锋的时候，美国大兵的战斗意志就垮了。志愿军的这种精神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迫使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签署了停战协定。
在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的正义性仍是培育军人战斗精神的基础。但在发达的舆论影响下，战争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区分却更加难了，正如莎士比亚所指出的，谎言本不可信，但说了千遍的谎言却极有可能成为真理。如在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极力渲染科索沃民族矛盾的尖锐性和危险性，丑化南联盟领导人，为发动侵略战争寻找理由。在科索沃战争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抛出了塞族人屠杀阿族人的所谓“万人坑”事件。他们用计算机模拟出“万人坑”，然后在新闻中宣传，把南联盟塞族描绘成了魔鬼一般，令世界舆论一片哗然。美国摇身一变成了正义的化身，悍然对南联盟动武。战争爆发第三天，美国向塞尔维亚人传送经过加工的录像、讲话，用夸张的手法大量报道科索沃平民“惨遭杀害”的场面，致使西方民意主流对北约空袭抱有“理解”和“支持”的态度。美国从科索沃战争发起之前，战争进行的过程之中，到战争结束之后，都系统、精心地策划、组织和实施了影响全世界人民的心理导向工作，使人们对这场战争，特别是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形成一定的心理定式——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这场战争是有“正当理由的”，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是“应该”的，总而言之是“正义”的，南联盟的抵抗和反侵略是“没有理由”的，是“非正义”的。舆论宣传帮助美国作了粉饰，将其行动装扮成了“天使对妖魔的正义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