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部建在连上：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连中建立的支部，是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广大战士的基本纽带，是连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对“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制度的重要性，毛泽东曾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支部建在连上”制度的确立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而特殊的历史背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委派新当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到湖南后，制订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计划，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并将参加起义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各地工农武装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4个团，总计5000余人，准备兵分二路会攻长沙。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按计划，一团、四团在师长余洒度的率领下，从修水出发向赣南平江进发，这一路虽龙门厂首战告捷，但路经金坪准备对平江之敌发动进攻时，从黔军收编不久的四团邱国轩部突然临阵叛变倒戈，一团腹背受敌遭重创，牺牲官兵100多人，两个营被打散，团长钟文璋丢下部队当了逃兵，余部被迫退回修水，整个计划失败。二团从安源出发，先攻萍乡不克，转而一举攻占了醴陵，后又趁敌兵力空虚轻取浏阳，但很快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虽经浴血奋战突出重围，兵力却损失三分之二。在之后的撤退途中，官兵离散，团长王兴亚也开了小差，整个二团几乎全军覆没。三团在毛泽东的亲自率领下从铜鼓出发，一举攻克白沙和东门市，但胜利后团长苏先骏疏于防范，部队被敌突袭包围，激战6小时，损失惨重，部队被迫撤退。
鉴于起义严重受挫，9月14日，毛泽东命令各起义部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但师长余洒度拒不执行命令，直到毛泽东去信严厉批评，他才勉强率部南下。9月19日，秋收起义各部在文家市会合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分析形势，讨论部队去向问题，会上意见分歧严重。余洒度等不顾形势的变化，坚持执行原计划不变。毛泽东则主张在敌强我弱、敌人占据中心城市的情况下，改变会攻长沙的计划，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湘赣边界山区农村建立根据地，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意见被绝大多数委员接受，于是会议决定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22日，部队行进到江西萍乡的芦溪时又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为掩护部队突围壮烈牺牲。29日，历经磨难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时，实际人数已经不足1000。
自秋收起义以来，战斗激烈频繁，部队一再失利，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加之白色恐怖、强敌环伺、生活艰苦、疾病流行，严峻的斗争环境考验着每一位官兵。令人担忧的是，这支起义队伍虽在起义前统编为工农革命军，但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战斗力差，拉小山头、不服从命令的现象司空见惯，打骂体罚士兵和做官当老爷等军阀作风盛行。还有一些旧军官包括余洒度、苏先骏等把所属部队看成是自己的私人领地和势力范围，不愿服从党的领导。随着部队不断向偏僻的山区、农村前进，逃兵越来越多，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旧军官越来越桀骜不驯，部队很难掌控。事实上，相同的一幕也出现在了朱德、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后的部队中。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中失败，两万多人的起义部队困难重重。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起义后最后一次会议。会议期间，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的尖兵，会议匆匆散了。分头撤退途中，连给重病中的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周恩来的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朱德率领4000余人担任断后阻击任务，完成任务后成了一支孤军。有人回忆当时的情况：“每个人都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么办？该走到哪里去？”是朱德，带领身边仅存的两位团级军政干部——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稳住了最后一群人，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基础，成为我军战斗力的核心。
在三湾村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察看部队途中，遇见一个连队有个干部在捆打一名战士，立即喝令：“不许打人！”那干部说：“这个鸟兵要逃跑。”“对逃兵也不能打骂。”毛泽东一边说一边走上前，亲手解开战士身上的绳子，和气地问道：“你为什么要逃跑？”那战士回答：“我家有70岁的老母，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我放心不下，我要回家。”毛泽东说：“那好，我们给你路费，让你回家，到你在家过不下去的时候，你再来找红军，找我毛泽东，我们还要你，好吗？”那个战士听了，立即跪倒在地，哭着说：“啊！你就是毛泽东首长呀！我不走了，不走了！我跟红军，跟首长闹革命，打仗打死了也不后悔！”毛泽东继续往前走，看到前面一棵大樟树下有一群人，以为又有人在打战士，走近方知是在开会。毛泽东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跑人？”有个干部站出来，响亮地回答道：“我们没有一个逃兵！”毛泽东忙问：“你们是怎么搞的？”那干部又报告：“我们发挥党员的作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听到这里，毛泽东若有所悟，问那干部：“你是干什么的？你的尊姓大名？”那干部回答：“本人罗荣桓，是连队的党代表。”毛泽东听了，深深地“唔”了一声。很快，毛泽东便在三湾主持前委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改编，史称“三湾改编”。
为了统一思想，1927年9月29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余洒度、苏先骏等少数投机革命的军官竭力反对毛泽东的改编主张，毛泽东严厉驳斥了余洒度等人的错误论调，阐明了改编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改编方案。三湾改编的内容除了精简部队，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到三湾时起义部队仅剩下700余人），以及扩大军内民主，充分调动士兵的革命积极性外，最主要的就是完善党在军队的各级组织，尤其是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从根本上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会议决定：前敌委员会乃是部队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部队中党和军队的一切工作；在营、团设立党委，连上建立支部，班、排建立党小组，凡重要事宜皆由党委或支部集体讨论决定；从普通士兵中发展党员，官兵党员混合编入党小组，一起过组织生活；连以上各级设立党代表，专门做党的工作、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指导官兵做群众工作；连一级的党代表同时担任支部书记。这样就在部队上下建起了严密的党的组织体系。
三湾改编是我军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它不仅挽救了秋收起义部队，为我党保留了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是这次改编在军队中建立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使得营、团有党委，连队有党支部，班排有党小组，尤其是首次创造性地规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基本制度，进而从组织上、思想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工农革命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马列主义方向；再加上新型官兵关系的建立，就从根本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制度确立后，工农革命军的面貌焕然一新。毛泽东正是带着改编后的人民队伍，离开三湾村踏上新的革命征途的。1927年10月，部队行进至酃县（今湖南衡阳县东）水口村整训期间，毛泽东亲自领导部队党员发展工作，从经受住战火考验的官兵中发展了第一批共6名新党员。他解释了入党誓词，主持宣誓仪式，对新党员提出了殷切希望。到当年年底，部队基本实现班有党员，排有小组，连队有健全的党支部。党支部普遍建立后，主要布置党员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思想情况，帮助其打消顾虑；培养和发展新党员。党支部在作战和工作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极大地提高了党在部队中的威望，部队上下面貌一新，凝聚力、战斗力空前增强。赖毅将军几十年后回忆亲历三湾改编的情景时说：支部一建立，连队似乎立刻有了灵魂，各种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由于支部设在连里，指挥灵活，解决具体问题，又通过党员和连内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因而工作十分活跃。连里的政治空气也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这样，支部就真正形成了连队的核心和堡垒……我们的连队，也由于党的基层组织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变得更坚强了。
之后，毛泽东就是依靠这支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创建了我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辗转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士兵委员会主任（发挥政治部功能）。同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四军军委会，全军建立健全了各级党委、支部，建构起完整的党组织体系和相关组织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被坚持下来，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因此大大增强。在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苏维埃政府后，红四军继续贯彻毛泽东确定的建党、建军、建政原则，党员人数发展到约占全军总数的四分之一。在接连击败国民党军三次“会剿”后，部队和根据地均得到发展和巩固。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写的著名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2月上旬，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带领由平江起义部队为主组成的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开创了以“工农武装割据”为基本斗争形式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欧阳毅将军在回忆录中说，“支部建在连上”是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个重要制度。当时，党支部要管思想，管工作，还要管作风，管学习。党员和群众有了思想问题，或在党小组会上谈心解决，或在连队党支部会上解决，基本上做到了“小问题不出班，大问题不出连”，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红军未见削弱反而打了许多胜仗，获得很大发展。
“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对中央指导红军军事工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1929年5月，中央派到井冈山巡视的特派员给中央的报告中亦认为：“支部建在连上”，我们觉得这个组织很便当。因为作战单位大都以连为单位，每个作战单位有一个支部，去处理和指挥一个作战单位的事。军队之所以不溃散，这个组织的好处，应为重要的原因。后来，经过中央的认可和进一步完善，“支部建在连上”被推广到各地红军，纳入红军政治工作条例，成为红军建设中的一种定制。
1929年12月，著名的红四军古田会议在决议案中再次重申：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古田会议决议》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毛泽东开创的“支部建在连上”等制度开始在全国各地红军中推广实施。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巩固这一制度，1930年10月，党中央制定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中党的连支部及团委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支部是党在红军中的基本单位的组织，每连中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设组织支部，从而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对连队党支部的组成、任务和活动办法做了明确规定。之后不管我军名称怎样变更，这一制度始终作为我军建设的一项根本制度得以传承。进入新世纪后，为了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要求，2005年12月1日，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军队支部工作条例》，再次明确规定，连队及相当的基层单位和各级机关，凡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设立党支部。可以看出，从初期定位的“连队中的战斗堡垒”和“完成连队各项任务的保证”，到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明确的“全连的最高领导机关”，再到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支部工作条例（草案）》中的相关规定，直至200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军队支部工作条例》规定的“连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党支部在连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