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战争伟力根源：拥政爱民、拥军优属
毛泽东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但怎么把人民群众的这一伟力激发出来呢？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证明，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形成军民和谐的外部关系，是一条最基本的经验。
拥政爱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的拥护政府、爱护人民活动的简称，是军队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拥政爱民是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人民军队赢得人民群众支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拥军优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共产党组织、人民政府、群众团体和人民群众开展的拥护军队、优待现役军人家属和革命烈士家属的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没有这支人民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开展拥军优属工作，是党、国家和人民群众关心爱护军队，从精神与物质方面帮助军队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对稳定部队，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军政、军民团结，维护国家的稳定，巩固国防等，具有重要作用。
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从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这一点可从1937年毛泽东的《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看出来。毛泽东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部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面目一新，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由此可见，双拥工作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在大革命时期已经开始萌芽了。
由于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七一五”公开反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为了挽救革命，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1日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同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并率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从此，我们党就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开始了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伟大征程。随着这支崭新的人民军队的诞生，双拥工作也开始在根据地得以创立。这一时期，我们党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多次起义失败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总结，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农村是开展武装斗争的主战场，对军队和人民的关系必须给予高度重视。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毛泽东在三湾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改编时，明确提出，工农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为人民谋利益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11月，在红军打下茶陵县城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红军的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宣传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红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政权和党组织，成立农会、工会。分得田地的农民又送子参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即古田会议）。《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正确的建军原则，总括而言就是“人民军队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这一创造为开展拥政爱民工作，促进军政军民团结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十分重视部队的群众纪律。1927年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途中，毛泽东亲自规定“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在遂川又为部队规定“六项注意”，后来在桂东沙田正式公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9年后又逐步作了修改，从而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映了我军的建军宗旨，代表了群众利益，成为红军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本质区别的主要标志之一。正确的建军宗旨、严明的纪律和各项拥政爱民活动的开展，使长期在封建统治下的人民耳目一新，军民之间开始出现了水乳交融的崭新关系。
1931年到1934年，随着红色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拥军优属活动也随之开展起来。当时拥军优属的内容主要有：（1）扩红与动员归队，即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教育帮助逃亡士兵归队；（2）支援前线，即动员群众捐款捐物支援慰问部队，配合部队作战等。1933年12月，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湘赣省优待红军委员会还在全省范围内发动群众每人至少捐3个铜板，购买慰问品慰问部队，鼓舞战士奋勇杀敌。在后方，主要是开展优待红军家属活动。优待的内容主要有：（1）代耕。苏区16岁至55岁具有劳动能力的男女群众每人每月参加义务劳动6～10天，帮助红军家属耕种土地；（2）未参加耕田队的老幼男女，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挑水、收集肥料；（3）城市商人和居民加收5%的营业税和房租，在业工人交纳4个礼拜六的工钱，一般百姓提供4个劳工或交纳4个零工工钱，由优待红军委员会统一分配优待红军家属；（4）对外籍红军的优待，则由每乡留出3～5人的田地，由区、乡政府组织群众耕作，收获由区政府保存，经过军事机关分配给外籍的红军，当时叫“公田”。这一时期拥军优属工作的特点是：（1）第一次确立了拥军优属的法律地位。1931年中央苏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红军优待条例》，接着又由中央政府主席张闻天签署命令，颁布了《优待红军家属条例》《优待红军家属耕田队条例》等法令。1931年7月，鄂豫皖根据地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了《红军战士伤亡抚恤条例》；11月，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红军公田问题的通令》。（2）有专门的领导机构。在各根据地，省、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成立了扩红与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执行组织、动员与督促检查的职能，各党团支部、赤少队、贫农团、互济会、女工会等组织紧密配合。（3）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如以上所述优待内容），不尽义务者甚至要受到“违反苏维埃法令罪”的处罚。
广泛扎实的双拥活动，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使工农红军连续四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而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长征期间，由于部队流动性比较大，加上群众的恐惧心理，地方的拥军优属没有形成规模，但部队的拥政爱民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为红军顺利到达陕北提供了有力保证。
现在我们提的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来源于“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拥政爱民”，是根据地的军队人员“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口号的简称。“拥军优抗”，是根据地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口号的简称。后来改称“拥政爱民，拥军优属”，通常简称“双拥”。“双拥运动”是1942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开展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由此使得部队群众工作和人民的拥军活动开展得更加广泛，更加深入。
为实现党政军民大团结，渡过难关，夺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和实行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是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抗活动。八路军、新四军当然是全国军队中一支最好的军队，但是，一小部分人由于受军阀主义残余的影响，盛气凌人，只爱听好话，听不得批评；军民之间发生了问题，只责备别人，不责备自己。这些都是与人民军队的宗旨不相符合的。为了克服这种不良倾向，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确定1943年农历春节前后开展大规模的“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群众运动。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先公布了《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拥军公约》和《开展拥军运动月的工作指示》，决定从1月25日到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同年1月25日，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发出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关于拥政爱民月的指示》，决定2月5日至3月5日为全边区部队拥政爱民月，并公布了《拥政爱民公约》。《拥政爱民公约》内容如下：（一）服从政府法令。（二）保护政府，帮助政府，尊重政府。（三）爱护公共财物。（四）不侵犯群众利益。（五）借物要送还，损坏了要赔偿。（六）积极参加生产，减轻政府和人民的负担。（七）帮助人民春耕秋收和冬藏。（八）帮助人民进行清洁卫生运动。（九）了解民情风俗，尊重民情风俗。（十）向人民宣传，倾听人民意见。在拥军运动月里，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纷纷召开干部大会，乡或自然村也召开拥军大会，利用闹秧歌、演戏、说书等形式广泛宣传拥军的意义。各级政府都派代表携带慰问信、慰问品，慰问当地驻军、警卫部队、伤病员、抗属和退伍残废军人。延安市商会、市抗日救国会、市手工业会，纷纷进行慰劳军队活动。各县、区、乡群众也送猪送羊，慰劳驻军。各级政府和群众团体，还检查了过去的拥军工作。与此同时，边区的部队广泛深入地进行拥政爱民活动。部队领导机关表扬和奖励了一批同政府、人民群众关系好的单位和个人，检查纠正那些不体谅地方困难、不关心群众疾苦的思想作风。各部队派出纪律检查组，挨门逐户地走访群众，检查部队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春节期间，战士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有的踩着高跷，载歌载舞，给政府和群众拜年，有的请地方干部和邻近居民开座谈会，有的还与驻地群众一起召开了同乐晚会。经过地方和部队双方的共同努力，陕甘宁边区军政军民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经验，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普遍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抗运动，并要求以后每年正月举行一次。1944年4月11日，陕甘宁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谭政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在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把拥政爱民作为基本制度固定下来，要求通过拥政爱民活动，使军队内部、军队与政府、军队与人民趋向一致。这个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性文献。报告阐明了群众工作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对提高以拥政爱民为重要内容的群众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拥政爱民、拥军优抗活动的开展和逐步走向经常化、制度化，有力地促进了党政军民大团结，有效地保障了战争的胜利。在各根据地涌现了许多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先进典型和动人事迹。1942年冬天，日寇纠集了两三万人，对胶东实行“拉网扫荡”，几千名老幼妇孺和地方工作人员，被围困在马石山上。山东军区五旅的10名战士，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掩护群众突破了重围，而10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1943年夏天，太行二分区三十团政委马定夫带领三连，为掩护被日寇围困在山西太谷县枫子岭的1000多名群众安全转移，自己同11名战士壮烈牺牲。为继承烈士遗志，枫子岭有10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全部编入三连，上级命名这个连队为“马定夫爱民模范连”。新四军第四师官兵爱民如手足，同淮北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四师调防时，人民群众在街头摆上桌子，放一碗水，一面镜子，以示新四军“清如水，明如镜”。1943年8月，师长彭雪枫带领官兵在大柳巷淮河大堤抗洪，顽强奋战，堵住了决口，使周围40多公里以内的群众免于水患。后来彭雪枫牺牲了，大柳巷人民把这道堤命名为“雪枫堤”，永远纪念敬爱的彭师长。八路军、新四军用鲜血与生命保护人民，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人民也竭尽全力支援子弟兵。北岳拥军模范——苏中“伤兵母亲”李桂英、“太行女杰”郭二嫂等无数个拥军优抗的典型，一直受到广大军民尊敬和称赞。1943年秋，驻扎在丁堰镇据点里的日寇、伪军，频繁出动，下乡骚扰，新四军派出两个连，将下乡骚扰抢掠的日伪军包围起来，展开了歼灭战。被困的敌人疯狂反扑，左冲右突，企图杀开一条血路。新四军则严密封锁，不肯放过一个敌人。战斗异常激烈，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随着新四军包围圈的步步收紧，李冯乡政府动员蔡庄周围的妇女儿童撤向安全地带。妇女们急忙拉起孩子就跑，而李桂英则召集几名妇女留下来观察情况，准备随时救护伤员，并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了一名战士，还将他的枪支找回。战斗胜利结束后，李桂英受到部队和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在全分区的群英会上，李桂英获得了一头黄牛和一百块豆饼的奖励。苏中九分区的前线记者还将李桂英英勇救护伤员的事迹编了一首歌曲《伤兵母亲李桂英》，《江海报》也报道了李桂英的事迹。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继续推行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公然发动了新的内战，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军民开展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在这场大决战中，军政军民团结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双拥工作经受了战火和生死的考验。1946年，我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一方面完成战略部署，防范敌人进攻，一方面发动群众，在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部队抽调了大批干部，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深入农村，清匪反霸，宣传土改政策。1947年10月10日，解放军总部根据新的形势，调整颁布了新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了全军统一的纪律。1949年年初，毛泽东估计到三大战役胜利后，严重的战争时期就会过去，和平、建设的任务会摆在全党全军面前，他及时提出，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必须是生产队、工作队。1949年4月，在我军向全国大进军的前夕，为在解放区建立革命新秩序，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了“约法八章”。在解放战争时期，拥军优属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广大翻身农民以各种方式支援解放战争，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场面。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支前民工就达539万人，担架10万副以上，各种牲畜100多万头，随军民工的大车50余万辆，真正做到了部队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物有物，打到哪里，人民就支援到哪里，绘成了一幅十分壮观的人民战争画卷。
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和平年代，战争年代形成的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尤其是1991年1月10日至16日，为了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的双拥工作，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民政部和总政治部在福州市召开了全国双拥工作会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双拥工作会议。大会开得十分隆重、热烈，各省、区、市分管副省（区、市）长及有关负责人出席了大会。会后，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加强双拥工作的基本方针、原则和任务。从此以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创建双拥模范城（县）热潮，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高潮迭起。